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世界军事变革对中国精兵之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2005年之前，中国军队用20年的时间裁减了170万人，现有员额为230万。轻装上阵的现代化军队，在国家抗震、救灾、远洋护航等重大任务中表现上乘。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大裁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完成了两大转变：一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二是对外政策由过去“一条线”转变到维护世界和平上来。1984年11月，邓小平指出，“军队必须进一步消肿”，“虚胖子是打不了仗的”，军队员额要“减到300万，多了不需要”，而且“精简要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1985年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把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和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建设轨道上来，转移到发展武器装备和提高人的素质上来，转移到科学编组、人与武器装备更好结合上来。会上，邓小平宣布：中国将裁军员额100万。这次裁军行动的范围之广、裁减幅度之大，为当时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所罕见。世界各国对此评价说中国的裁军是“实实在在”，“不是为了宣传”。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提出，要在三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这次裁军的特点是“精兵、合成、高效”，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2003年9月，江泽民又向全世界郑重宣告，2005年前再裁军队员额20万。这个决定，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速推进我军现代化建设、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对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对形势的科学判断是裁军依据
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基于此，中国作出了深度裁军的决策：中国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坚持走一条经费投入比较少而效益比较高的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国军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积极推进各项改革，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中国不称霸，不参加军事集团，不谋求势力范围，反对战争政策、侵略政策和扩张政策，反对军备竞赛。中国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
衡量军队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一个国家军费开支情况的变化。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2002年全球军费猛增6%，总额为794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其中，美国、日本和英国军费的增长率居全球三甲。相比之下，中国国防费的增长则一直维持在较小幅度上，而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第一，增加军队人员生活支出。提高部队伙食费标准，干部工资和战士津贴分别增长84%和92%。第二，建立和逐步完善军人社会保障制度。先后建立了军人伤亡保险、军人退役医疗保险、军人住房补贴等制度，并调整和完善了军队离退休人员生活费标准。第三，增加军队维持性支出。第四，为配合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增加支出。第五，为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适度增加装备研制和购置经费。
主要国家在裁军方面考虑相同
尽管各国政治制度、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针各不相同，但在裁减军队员额方面却有着相同的考虑：
1．适应社会形态由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变的需要。发达国家已进入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正在敲响信息社会的大门。信息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追求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改变或部分改变了传统武器那种纯粹的实体物质的机械性质，增加了两个更为重要的崭新能力，即信息力和结构力。这种根本性变化，催生出新的战争形态，进行传统战争时所要集中的“兵多将广”正让位于集中信息和集中火力，必将导致军队组织体制的跨时代变革。从某种程度上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广泛用于军事领域对军队的组织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防与军队建设必须适应社会形态转化的步伐。
2.适应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调整的需要。军事战略集中体现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运用军事手段要达到的政治、经济目的。其影响有：决定并制约着军队的总规模和总结构，决定并制约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及管理体制，决定并制约着军事教育与训练制度，决定并制约着军队的管理、后勤保障等制度。冷战结束后，主要国家的安全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国家安全不再是单一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非传统的安全观（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内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武装力量面临着诸如反恐怖等新型任务，其规模不再是国家安全所提出的主要因素。相反，其快速反应能力和遂行多种任务的能力成为新的要求。
3．高新技术改变军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在工业时代，机枪、火炮、舰艇登上战争舞台，使军队的作战能力提高了数倍甚至数十倍。在此情况下，军队数量的地位和作用下降了，其质量的地位和作用却上升了。尽管兵力、兵器数量依然是作战力量的主要标志，然而，信息化武器的出现把兵器的档次差和军队的质量差骤然加大了。战斗力与机械化兵器是乘法关系，而与信息化兵器则是指数关系。军事理论家认为：在信息时代，军队数量和质量与其作战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质量占据主导地位，数量退居次要地位；质量可以弥补数量的不足，数量则难以抵消质量上的差距。
4．解决军费供需矛盾的需要。为推行新军事变革，各国都需要高额军费。但军费又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由此出现军费供需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多数国家采取了压缩军队规模以节省“人头费”的做法。事实上，减少军队员额，有很多好处：一是有利于建设科技密集型的军队。通过压缩军队规模，在军费绝对值不增加的情况下，会提高人均军费水平，从而加速军队由数量规模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的转变。二是有利于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装备的维修费用、军队的教育训练费用及生活维持费用等均大幅上升。（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军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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