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2011年，中国共产党执政62年，共召开了10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改革开放以前4次、改革开放以后6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29条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八大与1945年召开的七大间隔了11年，是一次迟到的盛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八大版党章第31条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形下，中央委员会可以决定延期或者提前召开。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代表的要求，或者有三分之一的省一级组织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与八大相隔了13年，又是一次迟到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8条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与九大相隔了4年，是一次提前召开的会议。
　　中国共产党八大以后历次全国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全都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只是文字有一些变化。例如1982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18条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党的十大于1973年召开，如果相隔5年的话，十一大应该是1978年召开。事实是，十一大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与十大相隔了4年。十一大也是一次提前召开的会议。
　　党的十二大是一次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的会议。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7项决定，其中第一项决定是提前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与十一大相隔5年。按照党章的规定，十二大是一次准时召开的会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步入正常的轨道，全国代表大会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十三大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十四大于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召开，十五大于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召开，十六大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召开，十七大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召开。
　　准时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原因都是一样的。没有准时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各有各的原因。党的八大、九大是推迟召开，党的十大、十一大是提前召开，都是些什么原因呢？
　　八大为什么推迟召开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准备革命转变，“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11年后，中国共产党果真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55年春天才正式提出来的。这时距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七大，已经整整10个年头。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讲话中说：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解释说：党的代表大会，10年没有开了。当然头5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5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毛泽东号召全党“为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八大现在是必须要开了。”但他又说：“等到明年开也有它的好处，这主要就是把高饶问题解决了。第二，现在我们进行的这个肃反工作又把相当多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能够搞清楚，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代表的选举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是有它的好处的。”
　　在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的报告，其中就八大未能召开的原因向六中全会专门作了详细说明。
　　邓小平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到1956年召开八大，相距11年。应当说，相距时间是很长的。但是，必须指出，八大迟迟未召开是有原因的。1945年到1949年这4年，我们正处在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这3年，我们全力贯注地进行了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的巨大工作，并且紧张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斗争。这7年中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考虑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接着，在1953年下半年，经过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察觉了高饶反党联盟，于是，先后通过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和今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显然地，在解决了高饶反党联盟这样重大事件之后，再来考虑召开八大问题，无疑是更为适当的。在这几年中，党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宪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中，有了更多宝贵的经验；同时经过整党建党，审干，总路线宣传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实际斗争教育，党的组织更加团结和巩固，党员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所有这些，实际上对党的八大作了更为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今天看来，八大开迟了几年固然是个缺陷，但无论从政治上或组织上说，1956年召开八大将会更为完满一些。”
　　1955年10月11日，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规定。
　　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通知：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
　　九大为什么推迟召开
　　按照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于1961年召开，但它没有召开。
　　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遗憾的是，1958年5月5日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实际上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的理论。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会议号召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这条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条总路线提出的初衷当然是想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但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会后不久，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遭到失败，仅仅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探底。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出现了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着急、最头痛的事情之一，是6亿人民吃不饱饭。北京告急，上海、天津告急，全国不少省市都极其紧张。在这样的情形下，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指导思想的情况下进行总结，应该否定的东西没有否定，所以半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又重新转向，遭受曲折。
　　1966年5月开始，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它是党内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发展的顶点，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逐步遭到损害、个人崇拜现象严重发展的结果；也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结果。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领导开展了对刘少奇的批判之后，明确提出了准备召开九大的问题。这件事后来就委托给中央文革小组去办。
　　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以群众要求的名义整理了一份通报，发向全国。这份通报着重提出：1.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理论写入九大党纲；2.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作出新的历史决议以代替所谓有错误的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4.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所谓“新生力量”，即造反起家的分子，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5.要把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批领导干部，“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通报强调的这五条，实际上成为各地准备九大、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
　　1968年10月，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为九大作了直接准备。这次全会主要解决三个问题：1.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赞同毛泽东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错误结论，为九大定下了政治上的基调；2.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江青、康生等人制造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决议，为席卷全国的历时两年多的炮打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斗争，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结论。这是召开九大的最重要的准备。3.讨论和修改了党章草案，通过了九大代表的产生办法。这样，十二中全会就在公报中正式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在全国（除台湾省）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八大已经过去13年了。
　　九大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与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十大为什么提前召开
　　九大是1969年召开，按照党章的规定，十大应该是1974年召开，事实是，十大于1973年就召开了，与九大仅相隔4年。
　　1971年9月13日凌晨，一架中国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地区坠毁。半个多月后，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共中央[1971年]第57号文件》，向全国通告如下：“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71年林彪叛逃的事件无疑是震惊整个中国，上至政府高层下至普通百姓的大事。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党开展了批陈（伯达）、批林（彪）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党章中还写入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如今，林彪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不能不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不得不在九大结束后才4年，就提出召开十大了。不言而喻，十大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
　　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是迫在眉睫的：九届一中全会破例只选举了党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后，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一下子倒了1/3，即：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注：1973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亟待补充新人。
　　毛泽东的人事新布局，终于在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初露端倪。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十大的准备工作。
　　5月20日晚，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没有露面，但会议的一切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印发了重要文件：
　　一是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林彪的日记是他的内心独白。人们感到震惊，这位“语录不离手”的“副统帅”的内心，竟是那样龌龊、卑劣！印发这批笔记，为的是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
　　二是印发《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这是经过毛泽东阅定的，规定十大的代表条件：1.所有代表必须是中共党员；2.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注：指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锻炼考验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3.本人历史清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大的筹备和召开都是十分仓促和草率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我们党的传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具有审查中央委员会工作、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力，它的召开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需要由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来商讨筹备工作，进行认真准备，精心组织；大会代表应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经过充分酝酿、严格审查、民主选举而产生。而十大却不是这样，所有代表都是通过所谓“民主协商”，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的；在大会召开之前，并未举行九届三中全会，仅在1973年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研究筹备工作，从5月中央工作会议到8月十大召开，前后不过3个月时间。要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完成繁重的各项准备工作，势必草率从事。
　　十一大为什么提前召开
　　九大是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十大是在发生“林彪事件”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十一大则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十大召开时，对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特别是同林彪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还在台上，他们掌管着全党的组织、宣传大权，主宰一切，为所欲为；更为严重的是，紧跟林彪、江青一伙的造反派的头子王洪文已被选作“接班人”调到中央，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林彪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在他们的庇护下，得以随机应变，未下贼船又上帮车，许多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提拔新生力量”的名义掩护下纷纷乘机混入各级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掌握实权。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决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集团，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避免了经济崩溃，以及由经济危机引起的政治危机，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到1976年10月，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去世5人，被中央隔离审查的4人，华国锋是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因为毛泽东的去世空缺。
　　十届三中全会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党的十一大作准备。在这以前召开十届三中全会的条件是不具备的。有关粉碎“四人帮”和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切重大措施和决策，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并且领导全党付诸实施的。没有这一段的工作，就不可能召开这次中央全会。
　　十届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全会一致通过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1.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3.选举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全会决定在1977年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仅仅在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20来天，1977年8月12日至18日，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情况下，是在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提前召开的。”
　　十大是在1973年8月召开的。按照党章规定，十一大应在1978年召开。但是由于发生了粉碎“四人帮”这样重大而特殊的情况，所以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十一大。十一大是一次提前召开的会议。
　　十一大的准备工作比十大的准备工作更为仓促。因为，中央内部矛盾和分歧还存在，思想还没有达成一致，粉碎“四人帮”10个月了，但“左”倾指导思想仍在继续；邓小平再次复出了，但天安门事件仍没有平反；“两个凡是”受到阵阵冲击，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仍未占主流地位……
　　十一大召开时党内就有意见认为，十一大没有必要提前召开，如果推迟几年召开，更可以使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讲，这是一次属于“过去”的大会，属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大会。它不仅没有能够从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和实践上完成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任务，反而起了严重阻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顺利进行的消极作用。

　  （原文标题：“八大 九大”推迟“十大 十一大”提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