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认为， 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是在批判反冒进的高压气氛下动员和展开起来的。”[①]吴志军也指出，这次运动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是在当时中国既定的资金约束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最优策略，也是中国共产党以劳动力高度替代资本的方式，在乡村社会有效供给公共产品（如水利基础设施）的成功尝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深切关注，透射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强烈愿望。[②]

　　傅作义指出，通过整风、反右、社会主义大辩论，左派战胜了右派，积极的前进的思想压倒了消极的因循保守的思想，加上各级干部进一步克服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些成为农田水利建设迅速掀起高潮的重要原因。[③]李葆华也指出：1957年冬出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势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合作化在农村的全面胜利，如果没有整风、反右派斗争和反浪费、反保守主义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水利建设的新形势当然不可能出现。”[④]

　　（二）1957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

　　傅作义将这场水利运动与1956年的水利建设高潮比较后，总结出四个新特点：一是规模大，干劲足；二是速度快，质量好；三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创造了又多又好的经验；四是政治加技术，干劲加钻劲，在水利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⑤]李葆华也认为，这场农田水利高潮比1955年冬到1956年春的生产高潮规模更大，出现了与前不同的新形势：“这不仅表现在农田水利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规模和声势开展起来，成为农业大跃进中的前浪，而且表现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打破了治水的陈规”。[⑥]

　　吴志军对这些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全国水利工程按应有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平原地区建立起“满天星”、“葡萄串”式的水利灌溉网，山区则形成“西瓜秧式”、“长藤结瓜式”、“塘群沟网”式的水利化网络，创造出亘古未有的奇迹。[⑦]

　　傅作义指出：“在水利建设方面，今年用四个月的时间扩大灌溉面积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全国灌溉面积已经达到六亿三千多万亩，每人平均一亩水田或水浇地。”他曾作过这样的比较，“解放前，我们的祖先四千年开辟了两亿三千万亩的灌溉面积，现在四个月开辟了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四个月的成绩等于四千年的一半，若非身临其境，真是不敢相信。”[⑧]

　　（三）1957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的缺点

　　李葆华指出了一些缺点：在已完成的4亿亩灌溉面积的工程中， “半数以上已经发生效益，一部分在几个月以后发挥作用，一部分经过整修以后发挥作用，很少数可能由于特殊原因受到损伤和失效。”但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几亿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个别的缺点、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⑨]

　　吴志军认为缺点及失误主要表现在：采用大兵团作战，劳动强度过大，简单拼体力，出勤率高，生产效率低；在跨社跨乡的水利工程中，平调劳动力；安全意识淡薄，一度出现人员伤亡；运动期间忽略或者压抑副业生产，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一些工程占用耕地过多，移民压力过大，遗留问题较多；由于后续建设不配套，一些工程长期未能发挥效益；有些地区照搬他地经验，忽视本地生态环境，打乱了原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在集体经济条件下提升农民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对解决我国水旱灾频发、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⑩]

　　（四）大兴水利与大跃进的互动关系

　　1958年6月，李葆华指出，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水利建设“水利建设应当也可能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他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田水利建设的目标作了这样的规定：在发展灌溉方面，主要依靠群众性水利运动，结合必要的大中型工程，扩大灌溉面积7亿亩，这样到1962年我们将有12亿亩的水田和水浇地，约占耕地面积的70％以上，基本实现水利化，消灭普通旱灾。”“在水土保持方面，要求完成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到1962年将有12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控制，约占水土流失面积的80％。在治涝方面，结合大量发展水稻，要求完成3.3亿亩，到1962年共完成治涝面积4.2亿亩，基本上解决沥涝问题。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指示》提出：“只要再苦战两冬两春，全国现有耕地，基本上完成水利化是完全可能的。”这实际上是对1957年冬兴修水利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水利大跃进的动员和鼓励。

　　1961年8月，广东省水利厅认为：1957年冬的水利建设一马当先，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大办了大批小型水利工程以及一些中型水库工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兴起后，水利化运动普遍兴起。1958年冬转入了以河流为对象的系统治理，全面开发，大办大、中型骨干工程的新阶段。1959年冬继续反右倾、鼓干劲，有500多万人投入兴修水利的热潮，除了继续完成已铺开的大、中型工程外，又增修了大型水库8宗，中型水库37宗。在大办水利高潮中出现了许多“水利党委”、“水利书记”，广东省有16名地位书记，232名县委书记专抓水利，使水利建设成为全党全民的群众运动。[11]

　　二、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的空前成就

　　傅作义指出：1958年，全国共完成土石方580亿公方，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初步治理洼涝面积2.1亿亩，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32万平方公里，“我国水利建设事业这样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都创造了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12]1960年4月，他对1959年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又作了总结：全国共建成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31座，共可蓄水100多亿立方米，建成中型水库1000多座，万亩以上的灌区1200多座，另外，还有大量的小型工程。共计完成土石方130亿立方米，扩大灌溉面积7000万亩，初步实施水土保持措施面积8万平方公里，初步治理洼涝面积6300万亩，发展机械排灌140万马力。[13]李葆华也指出：“水利建设的成就和发展速度是我国历史上所从来不曾有过的。”10年间共增加灌溉面积7.6亿亩，其中仅1958年就增加了4.8亿亩，为解放前几千年所累积完成的灌溉面积的2倍。[14]

　　广东省水利厅厅长刘兆伦对广东水利建设的成绩作了概括：（一）全省用了12亿多个劳动工日，共完成土方11.2亿立方米，石方2656万立方米，混凝土方229万立方米，等于解放后8年完成土方总和的三倍多。兴建大型水库25宗，中型水库172宗，连大跃进前兴建的中型水库18宗，共有215宗。其中已基本完成配套的30宗，库区已完灌区未完的22宗，灌区以完库区未完的21宗，库区灌区均未完成的120宗，下马22宗，小型水库则近千宗。这就大大改变了大跃进前存在的零散不系统、骨干少、标准低的缺点，及改变了水利工程的分布状况，使许多水利很落后的地区改变了面貌，赶上先进地区。（二）在灌溉方面，现在全省共有可供灌溉的蓄水工程蓄水库容133.3亿方，引水工程引水流量约1600秒立方米，蓄引水工程连同机械、电动排灌工程、井灌工程等，合计共有水量230亿立方米，比大跃进前130亿增加77%。（三）在机电排灌方面，1958年以来，全省排灌机械由3.9万匹马力增至16.3万匹，出现了“大办水利大增产，小办水利小增产”的局面。[15]

　　河南省 “大跃进的1958年和继续跃进的1959年水利建设的成绩是惊人的，共计完成中小型水库18000多座，为解放后8年的8倍多，开挖渠道104000多条，为解放后8年的110%，其中灌溉万亩以上的渠道200多条，塘堰坝83万多处，为解放后8年的246%，打井60万眼，为解放后8年的72%，添置水库33万部，为解放后8年的79%，添置动力排灌机械33万多马力，为解放后8年的7倍多。特别是完成了4处大型引黄灌溉工程，开工了3座大型水库，修建了大量的水电站和水力站。2年内增加灌溉面积达2784万亩，为解放前原有灌溉面积446%多，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5倍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5倍多，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96%。[16]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的《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指出，大跃进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在连续两年的冬春修中，都是出动了上亿的劳动力，不论从开工处数之多和完成土石方数量之巨，都是空前未有的，全国很多大型水库和大型灌区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工兴建的，至于中小型工程更是遍地开花，数不胜数。据1962年经过核实后的数字，1962年比1957年实际增加灌溉面积5538万亩。同时，经过这次全民性的水利运动，对进一步摸清水土资源，掌握治水规律和培养、锻炼水利队伍都起到很大作用。[17]

　　山东省水利厅厅长王玉柱认为：“人们不会忘记那如火如荼的50年代，水利工程的建设者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开创的治水奇迹：为沂沭河流域的洪水出路而开山劈岭；在百万余亩荒碱地上，建立起科学的引黄灌溉、排水系统；在全省各主要河道上，百余座大中型水库群，同时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多种多样的群众性小型工程，也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建立起来。人们不会忘记，由干部、技术人员和千百万民工组成的治水大军，为这一伟大事业，夜以继日忘我劳动，常年战斗在工地上，以热血和汗水、青春甚至生命，在勾绘的这幅蓝图上，实现了他们人生的自我价值。”[18]

　　渠性英对山西省在大跃进中掀起的水利建设运动作了这样的阐述：高潮期间，水利工地上马劳力多达400万人。平原、丘陵、高山上到处有开渠筑坝、挖泉打井、修水库、截潜流、排涝改碱、引水上山等多种多样的改造山河的战斗。汾河水库、漳泽水库、册田水库、关河水库、后湾水库以及夹马口、小樊等大型电灌站都是在这个时候动工兴建的。这三年全省建设了一大批水利骨干工程，为山西省以后的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