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士常采取这样的手法，即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

　　一段污蔑、不实之词

　　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罗瑞卿案》［1］，全文披露了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所作《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将部分内容摘入《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价这个已经被推倒的报告，只说一说《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中所摘的一段。为把问题说清，现将《罗瑞卿案》披露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引述如下：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罗瑞卿同志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同志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瑞卿同志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同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瑞卿同志是非常清楚的。罗瑞卿同志在这里是玩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同志的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1］（p.145）

　　对于此事，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前被监护期间写的自传和“九一三”事件后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中都提到了。罗瑞卿写自传时，林彪是副主席；罗瑞卿写揭发林彪的材料时，林彪已折戟沉沙。这两个材料对林彪的称呼截然相反，但叙事的脉络是一致的。

　　罗瑞卿在自传中写道：

　　作战会议时，我是经常到林副主席处请示的，他的指示我也是向会议传达了的。但有些人的意见，如要扩军，要把某些兵种领导机构合并，要合并大军区为六个，与当时的六个党的中央局一致起来，要组织庞大的野战兵团放在中南地区，以便所谓机动等等，总是坚持不放。当时主席不在北京，想请求中央常委接见一下到会人员，并听听他们的意见，意在借中央的力量说服说服他们。关于要求中央常委接见一下到会人员并听听他们的意见，我是报告了林副主席的，我并问了他能不能到？林副主席说：不一定，看身体。当接见时，林副主席到了。在会上，我作了简单的说明（文件还在）。然后就是杨勇、杨得志、韩先楚的发言，常委的人都讲了话，总理说明了一些问题。最后林副主席讲了话，批驳了上述的那些意见。并说：我们这个党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最好的党，最注意军事，军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我（林副主席自称）说要堆几个山，毛主席就说堆它百把个。然后又说了突出政治的问题，批驳了突出政治会削弱军训的错误意见，并说军事差一点不要紧，政治不能差，政治差了，打起仗来就要向后跑。还说了战备的十七项措施[2]，都是最物质的东西，要抓紧。讲话时，我也看出来有些激动。会后，我问林副主席还到不到作战会议上去讲话（那个接见会只到了少数负责人），他说不讲了。会后我对杨成武说：今天借了东风，可以说服某些人了。上海会议时，总理的谈话（他也是上海会议时知道的），我才知道，说林副主席当天回去，就生了很大的气，他的那篇讲话，主要是针对我的。以后斗我时，说作战会议的常委接见，是我对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并且是勾结贺龙、杨勇一起搞突然袭击，而杨勇的发言，也是我指使的。我再次申明，我绝对没有这种事。我搞这个突然袭击为着什么呢？贺龙、杨勇还在，杨成武也在，他们是坏人，可也不难从他们身上得到证明呀！[3]

　　罗瑞卿的自传应写于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以后、“九一三”事件以前。他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形势说贺龙、杨勇、杨成武“是坏人”，显然是错误的。但读者应考虑到他当时是处在被关押的状态，这样写是源于所处环境。

　　“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在揭发林彪的材料中也写了这件事。他写道：

　　作战会议期间，关于机构问题，军队要增加人数的问题，虽然我反复传达了他（指林彪——笔者注）的指示，自己也做了一些说服工作，意见怎么也统一不起来。会议中，大家要求主席接见，可当时主席不在家，大家又要求常委接见，并要直接向中央反映意见。我当时设想：这也好，可以借借中央的东风，说服他们，我并与杨成武商量过，可以让他们几个组长讲，要他们准备。此事我也报告了林，他也同意，我并建议请他也去，并问他能不能去？他说：身体不好，不去。可是接见那天，他突然到了。当时我首先介绍了一下会议的情况。然后由杨勇、杨得志、韩先楚三个组长发言，当时的常委都讲了话，或者插了话，他也插了很多话。我发言时关于形势判断，总理还表示了同意的意见，可问题就出在我讲的这一部分。当刘少奇已经宣布要散会的时候，他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我还要讲话。”于是就大讲一通，越讲越激动。他通篇讲话，驳了他们三个人，但没有直接驳我，最后他说：“作战会议我不讲话了，要讲，要杨成武他们去讲”，对我则一字未提。[4]

　　对照这三份材料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是出席作战会议的各军区的人员提出来的，罗瑞卿在说服不了的情况下，想借中央常委接见的机会、借常委的东风说服大家。

　　第二，与会人员的意见属于工作范畴，其中一些后来被采纳。如合并军区问题，当时有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兰州、成都和昆明共10个军区，与会人员建议合并为6个军区（目前，我军划分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兰州、成都7个军区）。再如几个兵种的领导机构合并问题，现在已并入总参谋部军训部。

　　第三，《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这一段采用了一种深文周纳、锻炼人罪的方法，把向上级反映意见说成是“玩阴谋”，即某人反映了下级的意见，如果上级采纳了，就可以在下级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如果上级不采纳，就可以挑起下级对上级的不满。按照这一公式，任何向上级反映下级意见的人都可以被扣上“玩阴谋”的帽子。这是典型的污蔑、不实之词。

　　第四，因为林彪事先知道一些人对军队体制、编制的意见，他发火不是对这些提意见的干部，而是对罗瑞卿。

　　林彪发火的远因

　　1960年初，林彪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北顶”，就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北战场实行坚守防御，坚决顶住入侵之敌；“南放”，就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南部实行诱敌深入，大胆地放敌人进来，然后实行机动防御，各个击破。［2］

　　对于“北顶南放”，邱会作回忆，林彪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军现在还是一个大步兵，空军的作战能力稍微好一点，海军还是个‘杂牌船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我们的作战方针可以考虑为四个大字：‘北顶南放’。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3］

　　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毛泽东对“北顶南放”方针提出质疑，他说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隔断南北。［2］此时，林彪正在昆明休养。7月9日，周恩来、陈毅、伍修权等在访问缅甸之前，在杨成武陪同下去看望了林彪。周恩来一行赴缅甸后，杨成武又按照周恩来和罗瑞卿的嘱咐，分两天向林彪汇报了军事检阅的情况、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军事工作特别是关于战略方针的讲话。林彪听后立即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5]

　　7月20日，林彪又亲自打电话给正在黑龙江省珲春县视察部队的罗瑞卿，重申了上述表态。林彪所说五个“最”中，最关键的是“根据最新的情况”，其含义是，他提出的“北顶南放”根据的是以往的情况，也不见得错。

　　7月中旬，杨成武回京后与罗瑞卿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五个“最”的表态。毛泽东听了不高兴地说：“不管是五个最还是几个最，总之不能按林彪的意见办。”［4］

　　林彪此时正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表面上对毛泽东非常尊崇，内心又十分忌惮。他非常忌讳他的下级越过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直接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在1962年以前，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问题还不大，等他因病休息后问题就突出了。对于同毛泽东关系非常接近的罗瑞卿产生越来越大的猜疑和不满。这种猜疑和不满是说不出口的，于是就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准备对罗瑞卿动手，他寻找的突破口就是比武中存在的、已经罗瑞卿提出纠正的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倾向。11月24日，叶群带了3个秘书来到驻在广东省英德县的解放军某部，“加塞”进入已经在此检查工作的总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工作组。对这一过程，笔者在《罗瑞卿传》中已详细叙述，此处不再重复，只说一说此后一直到作战会议所发生的事件的梗概。

　　12月29日，林彪看了叶群主持整理、以总政名义起草的调查报告，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提出了“突出政治”。［4］（p.300）

　　1965年初，林彪、叶群开始就罗瑞卿的“问题”同一些干部打招呼，在上海因肝癌住院的刘亚楼较早听到林彪的招呼，自告奋勇作林彪和罗瑞卿的调解工作。林彪对调解结果不满，加快了整罗瑞卿的脚步。4月22日，林彪向毛泽东建议，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同时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毛泽东表示同意。［5］5月2日，林彪在上海接见罗瑞卿，在桌上摆了毛泽东著作和党章，向罗瑞卿提出通气的规定。7日，刘亚楼逝世。两星期后，5月21日，由林彪的几位秘书写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交到叶群手中。

　　林彪发火的近因

　　林彪发火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罗瑞卿回忆道：

　　作战会议的接见会上，我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触怒了他呢？我就又回头仔细想了，终于想出一件事，问题就可能出在我对作战部那个敌情材料的一部分的批评上。因为当时文件很多，这个材料我是在快临接见时才看到的。这个材料，不仅发给了到会人，也送了主席、常委。这个材料中有一部分估计，大意说，战争爆发时，敌人可能在东南亚地区集结重兵（材料上还有统计数字），从广西打进来。我在说明情况时，批评了这个估计不妥。我为什么要表示这个态度呢？因为这个判断不仅判断本身不对，而且同主席的指示直接相违背。因为如果作这种判断，怎么得出敌人会搞中间突破，我们应在四个方向设防的结论呢？[6]这是主席在十三陵水库会议上否定“北顶南放”战略方针，提出新的战略方针的精髓。我身为总参谋长，对于作战部这样明显的错误判断，而且直接违反主席指示的错误判断，能够不表示意见吗？这次作战会议是专门讨论落实主席指示的战略方针的呀！我想总理在会上表示赞成我的意见，可能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所有这些都是有文件可证的。

　　那么，我说的终于想起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搞那个所谓“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的时候，他有过类似的估计，并且说过要把广西让出来给敌人作旅馆，然后设法歼敌的话。可这个话，他从未对我说过，是他告诉杨成武。不记得杨是在什么场合，并非正式传达而是顺便告诉我的。我当时（指在作战会议发言时——笔者注）却未记起此事。他很敏感！他当时已很怀疑我，他会认为我的话是在戳他，在影射他，所以才生那样大的气。但是，虽然恨死我了，可又是说不出口，所以才借口什么“突然袭击”等等，作为整我的理由。这就是事情的真相。[7]

　　从罗瑞卿这一段叙述可以看出，他忘记了杨成武曾经非正式地告诉他林彪有关如何“南放”的话，在批评作战部的材料时无意间触怒了林彪。这就是林彪发火的近因。

　　林彪发火的直接结果及其他

　　作战会议于5月底结束，结束前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这一信息登载在会议简报第63期上。5月25日，林彪看了这一期简报后立即表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4］（pp.312～313）

　　林彪在发这一通无名火的时候叶群不在家。此时，林彪、叶群手中只有5月20日林彪的几个秘书写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同罗瑞卿摊牌的条件尚未成熟，于是，叶群立即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这个事，一〇一[8]发了大脾气，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我一回家，两个孩子就批评我：妈妈，你今天可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呵！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来谈谈。”

　　罗瑞卿去后，叶群把他引进一间空屋，她的儿女也在座。叶群对罗瑞卿解释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他们两个也叫来。”叶群接着说：“下午他可是大发脾气呵！站在电话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同各处打完电话。我是不在家，我要在家，就可能不出这个事。我回来后，一听说这事，连忙向他解释，并不是你自己要做总结发言，那天我在场嘛。大家推了半天，是大家要你作的”，“简报只是今天大发脾气的导火线，其实，他早就有一肚子气。这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呀！4月份你说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5月份，亚楼同志刚死，刚刚作了通气的规定，又出了干部评级定薪的问题。干部的事情，他林彪要负责呀！”罗瑞卿未作解释，只问叶群：“此事我怎么过关？”叶群说：“由我来转弯，说服他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4］（pp.313～314）

　　第二天，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说：“通了，按昨天晚上说的办。”叶群还邀请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和罗瑞卿一起到林彪家去。

　　一场风波似乎平息了下去。

　　有些论者据此认为“叶群极力设法帮罗打圆场”，［1］（p.48）这完全是皮相之谈。叶群这样做是为了稳住罗瑞卿。因为与此同时，林彪、叶群正在不断就整罗瑞卿同一些干部打招呼，并动员他们写揭发材料。6月，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又收入叶群手中。

　　此后几天，叶群几乎每天都要给罗瑞卿打一两次电话，反复说：“一定要改善关系。你们过去的关系是最好的了。我同林结婚后，经常听他说，他有两个好干部，一个叫罗瑞卿，一个叫刘亚楼。亚楼同志去世了，你们两个不要凶终隙末，不要因为关系不好，而使亲痛仇快啊！”对此罗瑞卿回忆道：“（她）天天都是这一套，我实在听得厌了，所以我也就说了一句：‘请你放心，我同林总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我再声明一次，我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我上面说的，林抓住我的一句话在上海会议上大做文章，就是这一句话。”[9]

　　后来，叶群就抓住“棒打不散”这句话，并将其扩充为“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但是，叶群把她编造的这一大套放在罗瑞卿同她打电话时所说，显得十分不可信，于是把它移植到所谓罗瑞卿同刘亚楼的私人谈话中。

　　作战会议的风波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不到半年后，叶群携带了10份告罗瑞卿的材料求见毛泽东，紧接着就是召开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罗瑞卿被推入被告席。这些在《罗瑞卿传》中有详细叙述，此处不再重复。下面说一下干部评级定薪和“棒打不散”。

　　对高级干部评级定薪问题，《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写道：“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确指示，今后军队六级（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1］（p.141）林豆豆也说：“部分高级军队干部找林彪，找杨成武同志，对全军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有很大意见，叶群查问秘书，才知道其名单没有送来过林办，送来的名单已是中央批发的。”［6］

　　实际情况是：总政起草了文件和名单后就按规定呈送给林彪、罗瑞卿和其他军委常委。罗瑞卿阅后要分管干部工作的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请示林彪。徐立清向林彪办公室提出，要当面向林彪报告，在催问了几次后，叶群答复：因为一○一身体不好，名单不看了，汇报也不听了，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即可。军委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即将文件和名单上报中共中央。邓小平随即将其送给毛泽东和各位中央常委审阅。叶群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件后打电话责问罗瑞卿：“刚刚规定了的要通气，为什么又不通气？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经过林就送中央？”后来，在6月3日召开的军委办公会上，罗瑞卿承担了责任。［4］（p.313）徐立清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也说明了叶群电话答复的情况。但是，叶群却不认账了。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说罗瑞卿“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完全不是事实。因为总政起草和呈送文件有规定和程序，同一份文件要打印若干份，同时呈报林彪、罗瑞卿及其他军委副主席和常委，文件是总政直接呈送给林彪、罗瑞卿和其他军委副主席和常委的，不存在罗瑞卿扣押文件的可能，也不存在总政不给林彪办公室送文件的可能。唯一的真相是叶群收到文件后认为可以不看，但听到反映后又予以否认，把责任推到罗瑞卿和徐立清身上。

　　对“棒打不散”，《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写道：“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同志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同志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1］（p.144）

　　对此事，林豆豆摒弃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引用的叶群的说法，写道：“1965年2月5日，罗总长奉命被派来就‘刘少奇同志在中央会议上作检讨’打招呼，林彪听了非常忧虑，对总长说了1959年以来，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给人家说的话：‘我垮了，一个不牵连，你们都走开，还可以揭发批判我，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对此，总长对林彪说：‘跟林总在一起，棒打不飞，弹打不走，我罗瑞卿烧成灰都忠于林彪。’”［6］（p.113）

　　于是，罗瑞卿何时说过“棒打不散”就有了三种说法，即罗瑞卿的说法、《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说法和林豆豆的说法。

　　先说《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说法，此说法来自叶群。这和叶群编造的“四条”[10]一样，属于死无对证。

　　再说《林豆豆口述》的说法。

　　林彪听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是何反应？

　　罗瑞卿在自传中写道：“1965年1月，我同陶铸去上海向林副主席报告主席对刘少奇的批评。林副主席听了表示拥护、高兴。”[11]林彪听到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绝不会联系到自己可能垮台。因为刘少奇和林彪来往并不多。刘少奇出问题，株连不到林彪。在高岗事件发生前，林彪同高岗的关系要比同刘少奇的关系近得多。高岗提出的“两党论”，即把党区分为“白区的党”与“苏区和军队的党”，以反对刘少奇，是对林彪的胃口的。正因为如此，在高岗事发之前，叶群才对高岗说：“林讲，如刘少奇一伙执政，他死都不瞑目。”[12]从这一历史渊源看，林彪对刘少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应当感到高兴。林彪怎么可能因为刘少奇被批评而产生自己会垮台的感觉呢？

　　既然林彪不可能在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后产生自己要垮台的感觉，也就不可能说“一个也不牵连”，因此罗瑞卿也就不可能说出“跟林总在一起，棒打不飞，弹打不走，我罗瑞卿烧成灰都忠于林彪”。

　　真相只有一个，即罗瑞卿所说，作战会议风波发生后，叶群老打电话给他，强调同林彪不要凶终隙末，他听烦了，说了“请你放心，我同林总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襟怀坦白的罗瑞卿并不讳言这是一句完全错误的话。

　　驳邱会作关于所谓“贺龙阵营”的谰言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最后标记的日期是1966年4月30日，其时，林彪尚未发起整贺龙，因此，此报告未涉及贺龙。但1966年8月，林彪发起整贺龙后，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的说法就逐渐在林彪的圈子里传开。30年后，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仍继续散布这一谰言。因此，笔者有必要对此做一分析。

　　事情要从林彪称病说起。

　　1962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准备应对国民党军窜犯大陆，累病了，需要休养。1963年5月7日，林彪通过秘书打电话给罗瑞卿说：“现在身体不好，比较困难考虑军队问题，养好身体再说。让第一线的人放手工作，不要过多考虑我的意见。一般的问题由办公会议决定，较重要的问题由军委常委讨论，更重要的事请示中央、主席。”6月上旬，林彪到达济南，又让叶群打来电话说：“林总到了济南，身体还是不好，不能见人，一见人就出汗，一出汗就站不起来。短期不能恢复，（身体）内部没有问题，北京天气好了回北京。军队的工作没有精力去考虑，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第一线的人都负责。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直接报告主席、中央。”［4］（p.276）

　　对于林彪的这两条指示，罗瑞卿都按他的嘱咐向各位中央常委和各位元帅报告并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作了传达。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新疆工作。在会上，毛泽东建议，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5］（p.266）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嘱咐，罗瑞卿照办了。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在报纸上经常见到贺龙和罗瑞卿一起参加外事活动和各种会议的报道。

　　30多年后，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林总一只‘猛虎’休息，‘群龙’就涌动起来，关键人物是罗瑞卿。罗瑞卿像一个砝码，在毛主席对刘少奇、对党内一线工作有看法时，刘少奇、邓小平对毛主席有隔阂时，如果罗瑞卿坚持站在林彪这边，就等于站在毛主席这边，就等于站在主席一直倚重的‘双一’（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这边，这样主席就放心，这也是毛主席、林彪及诸元帅推举罗瑞卿任总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罗瑞卿和贺龙搞在一起，疏远林总，不听林总的，那毛主席就认为问题相当严重了。贺龙和刘、邓，和一线的书记处是密切的，军队的事情，如被这些人所左右，主席是不能容忍、必须防范、必须采取措施的，毛主席历来对军权极为重视，不许他人染指的。从林总休息开始，军队的情况从有微妙的变化到逐渐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些问题是不能说出口的，林总只能批评罗，争取把罗拉回来。但罗瑞卿让毛、林都失望了。罗有了私心，他把宝押在‘林总的身体不会好起来’上面，他这个砝码倒向了贺，再有就是几年的工作成绩让罗有些忘乎所以，没有刚上台那样谨慎了。”［3］（p.368）

　　但是，“指定军委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3］（p.368）是毛泽东决定的。按照邱会作的逻辑，毛泽东作这一决定岂非自找麻烦？笔者不准备逐一指出邱会作把毛泽东和林彪混为一谈的荒谬的论述，只说有没有与林彪阵营对立的贺龙阵营，罗瑞卿是否投奔到贺龙阵营。

　　邱会作说：“贺龙、罗瑞卿能够搞起一个与林彪对立的阵营，其基础与军队历史上的山头是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军的干部最多，并且有很多能人。其次是二方面军，干部也不少，但能人比较少。又次之是四方面军，干部数量不少”，“在党、政、军各界担任要职的情况，也是一、二、四方面军的顺序。”［3］（pp.368，369）

　　邱会作为了强调有“贺龙阵营”，在干部数量上故意颠倒了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顺序。众所周知，从干部数量说，四方面军比二方面军多得多。从元帅和大将说，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各有1人，即二方面军的贺龙、许光达；四方面军的徐向前、王树声。从上将说，二方面军有5人，即贺炳炎、王震、甘泗淇、李达、萧克；四方面军有10人，即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周纯全、洪学智、傅钟、韩先楚。从中将说，四方面军共有35人，二方面军共有14人。

　　二方面军是由二军团和六军团组成，其中六军团原在湘赣地区活动，长征中才同二军团会合。贺龙的“嫡系”二军团干部数目更少，上将只有贺炳炎一人，而且已于1960年逝世。中将也只有6人。

　　如果把跟随贺龙闹革命的比作一个“山头”，在解放军中也只是一个“小山头”，远远说不上有一个阵营。

　　还有一个问题，贺龙是否具备取代林彪的条件？

　　贺龙1896年出生，比林彪大11岁。贺龙早在1916年就在家乡“两把菜刀闹革命”，随后在红军初创前后几落几起，艰苦奋斗，其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所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发展不如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率领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除一度出击冀中外，长期驻守晋绥，解放战争期间主要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只是到解放战争后期才率部入川。贺龙不像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那样具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因此，无论从年龄还是指挥作战经验讲，贺龙都不具备接替林彪的条件。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时在党内、军内已是共识。毛泽东不会挑选贺龙接替林彪，贺龙本人也无此非分之想。因此，邱会作所谓罗瑞卿投奔贺龙是一个伪命题。林彪、叶群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既是对罗瑞卿也是对贺龙的诬陷。

　　那应如何理解毛泽东指定贺龙在林彪养病期间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要从1959年庐山会议说起。庐山会议决定将彭德怀等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毛泽东决定由林彪接替国防部部长职务。彭真就此打电话给未出席会议的罗荣桓，通报了会议情况，并就林彪出任国防部部长征求罗荣桓的意见。在干部工作中一贯坚持“五湖四海”原则的罗荣桓提出：国防部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总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罗荣桓建议由贺龙出任国防部部长。［7］如果按照罗荣桓的设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国防部部长将分别各由一位军委副主席担任，即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必担任国防部部长，但当时中央没有采纳罗荣桓的意见。1963年，毛泽东让贺龙在林彪养病期间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是让他应付军队的日常工作，如接待外宾、出席一些群众性的集会等，并无用贺龙取代林彪的意思。但是，正在称病的林彪非常敏感，对此很快有了反映。

　　就在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林彪很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现在原信没有披露，但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的复信已经公布。［8］从毛泽东复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林彪此信早就送给毛泽东了。林彪在信中谈了对《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的看法。《前十条》是5月间由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的。《后十条》是9月6～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林彪看到《后十条》的文件应在9月27日之后，亦即毛泽东决定由贺龙在林彪养病期间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第二，林彪反映他的身体有起色。第三，林彪很关心《前十条》、《后十条》这样的国家大事。

　　毛泽东一宣布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他身体有起色。从林彪这一行动可以看出，林彪称病并非消极无为。他非常敏感，仍有欲念。于是，毛泽东在复信中抄写了曹操的《龟虽寿》，鼓励林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8］但是，林彪仍在病中，他并没有提出恢复工作的要求，因此由贺龙在林彪养病期间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决定并未撤销。于是，军队就在林彪欲出未出，贺龙仍应付日常工作的状况下进入1964年。在这一年，林彪在养病期间，撇开代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做出军队工作的两项重要决策：一是1964年2月中旬，提出学习空军，整顿机关；二是12月28日，做出“突出政治”的指示。［4］（pp.286，300）

　　这两项决策影响深远。林彪自从提出学习空军、整顿机关后，对空军机关给予极大关注，“文化大革命”前后把自己的子女林立衡和林立果先后送到空军领率机关工作，后来林立果就主要从空军司令部机关纠集一些人组织了小舰队，空军机关遂成为“受林彪破坏的‘重灾区’”。［9］林彪自从提出“突出政治”后，“突出政治”不仅成为整罗瑞卿的武器，也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 参 引 文 献 ］

　　［1］余汝信主编：《罗瑞卿案》，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版。

　　［2］李德义：《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思考》，《军事历史》2002年第4期。

　　［3］《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4］《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6］《林豆豆口述》，香港明镜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7］《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9～451页。

　　［9］《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