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近代世界各国之间为促进相互了解、加强教育文化交流、培养和储备本国各种高层次人才的战略性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是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形成的，在中外留学史上留下许多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对其研究和总结。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的兴起，始于1951年。国民党统治集团被赶出大陆后，留下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烂摊子。毛泽东当时说过，中国只能制造桌子、椅子，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现代化国防更是无从谈起。[1](p.54)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其中一个突出的困难在于，建设和管理人才奇缺。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国民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即使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一座县城也只有一两所中学，全国的高等学校更是屈指可数。
　　当时，新中国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局势。冷战局面的形成，使得中国不可能站在两大阵营之外“独善其身”。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敌视的政策，不但不给新中国人才和技术的援助，还千方百计地阻挠留学欧美的爱国人士返回祖国，投身国家建设事业。这样，我国只能全方位地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不但在外交上与苏联保持一致，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要向“老大哥”学习，以取得他们的帮助。在中苏友好结盟的条件下，苏联派遣一大批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建设各项工程项目。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加速培养一支强大的建设人才队伍，遂成为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
　　据有关材料统计，1951-1965年，中国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人员18000人，其中约有16000多人派往苏联，占全部留学人员的90%以上。其中，由教育部派遣的教育系统留苏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共7955人，①军队系统派出800人，共青团系统派出138人，工业部门派出约7800人。需要说明的是，除教育部负责全国统一招考选派的留学生外，军队系统、共青团系统、中国科学院系统也各自派出留学生赴苏，“一五”期间各工业系统厂矿企业还分别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到苏联对口单位进行实习，上述各类人员都统称为“留学生”。他们的留学时间长短不一，大学生、研究生、军事留学生三年至五年，实习生和共青团留学生一年左右。由于派遣留学生的渠道众多，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工作不完善，各单位派出的留学人员没有归口的数字统计，造成后来人数核计上的困难。
　　1951年派遣的第一批375名留苏学生，都是从各种工作岗位上抽调的具有革命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由于缺乏经验，加上时间紧迫，准备工作仓促，从决定人选到出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除个别人懂得一点俄语外，几乎所有人从未接触过俄语。由于俄语水平太低，学生无法学习，老师无法施教，双方都十分费力且收效不大，对此，苏联方面有很大意见；而饮食、气候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使这批留学生困难重重，情绪波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访苏了解上述情况后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建议“以后再派留学生须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六个月或再多一些时间，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②中央高度重视这个建议，决定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成立留苏预备部，于1952年起培训学员，为期一年。留苏预备部的主要任务是：业务培训(把俄语学习和训练放在首要位置)、政治审查和出国学生的后勤保障。为适应1953年起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派遣大量留苏学生，留苏预备部的任务十分繁重，最多时接纳学员达二千多名。留苏预备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也有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留苏预备部除进行俄语强化培训和进一步政治审查外，给学生的物质生活待遇也十分优厚。出国前，为每人装满两大箱上等的衣物和日用品，一位留苏学生回忆说：“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得一应俱全。有了这些，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就是自己的妈妈来给打点行装，恐怕也不会考虑得如此周到。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为大家置办的。提起这沉甸甸的皮箱，能够感受到祖国对我们寄托的沉甸甸的希望。”③不难看出，留苏学生被视为国家未来建设事业的精英，未来科学家、工程师的骨干力量，备受国家和人民的期待。
　　1954年起，经过国内培训的留学生大批赴苏，连续三年有五千多人到苏联各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留学，还有七千多实习生到苏联厂矿企业实习，形成一波留苏的高潮。总的说来，5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苏两国关系比较单纯，各方面都比较协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在战后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自身还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苏联尽力帮助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除援建一百多项重大工程外，同意在短期内接受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学生赴苏留学，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苏联几乎所有大学和所有专业，包括国防、保密、尖端科技、特殊工种的专业都向中国留学生开放，中国留学生约占在苏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的一半左右。此外，苏联政府还承担中国留学生的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所有这些，说明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帮助确实称得上是真诚的、无私的。而中国留学生肩负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克服学习上种种困难，特别是听课和语言交流方面的困难，较快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加上他们特别勤奋好学，遵章守纪，乐于助人，与苏联师生结下了深情厚谊，绝大多数留苏学生都以优异成绩按时毕业，不少研究生还取得副博士学位，回国后投身建设事业的行列。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也发生很大变化，昔日两国间友好和信任的气氛开始淡化，中国向苏联派遣的留学生数量大为减少，苏方则对中国留学生设置种种限制。教育固然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不能不受政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是在两国“国家行为”下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受到两国关系冷暖的直接影响。从下列图表中可以看到留苏潮的起伏。

教育部系统1951-1965年留苏学生人数示意图

　　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开始表面化，留苏学生的际遇也发生骤变。此刻派出的留苏学生更历经许多特殊的考验，中苏论战开始后，他们必须遵守国内的规定，站稳立场，与“修正主义”划清界线，又要与苏方设置的限制和障碍作斗争，使他们的学习环境更加困难。1966年，国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方要求所有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休学或提前毕业，苏方则限令所有中国留苏学生于10月底前回国。至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遂告终结。
　　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的基本评价
　　尽管留苏潮经历了起伏曲折，但它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各种专门人才。当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理工科专业。本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在财力十分紧缺的条件下，不惜花巨资将这批青年学子送出去留学深造，指望他们若干年后学成回国成为各项建设事业的栋梁，但是，1960年前后，正值留苏学生大批回国，准备投身建设事业的时候，两国关系发生极大变化，昔日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留苏学生回国时却受到冷落。由于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国内又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折腾，留学生长期在国外受教育，难免对国内形势不了解，所以回国后第一件事是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以帮助他们“划清界线，提高认识”。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却没有专门的政策倾斜，没有把他们当作专门人才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以利于更好发挥其专长，更好地报效国家。其中有的人工作岗位与专业不对口，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此时，国内政治运动不断，不久又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虽然大部分留苏学生回国时间不长，又较为年轻，受到冲击较少，但也有一些留苏学生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苏修培养的臭知识分子”的帽子，个别人甚至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而遭批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留苏学生也不得不卷入政治运动的旋涡，致使许多人学非所用，专业荒废，浪费了十分宝贵的青春年华。
　　“文化大革命”后，这批留苏学生虽已步入中年，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凭着青年时代树立起来的崇高理想和刻苦好学、不懈追求的精神，以及留学期间打下的知识基础和多年工作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很快成为各部门、各专业的骨干。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当年的留苏学生既有较高的学历，回国后经历了各种磨炼，政治上、业务上趋于成熟，又正值年富力强的年龄，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相当一部分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并有二百多人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数百人曾出任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以及重大工程项目负责人，成为新时代的精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些留苏学生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努力改变原有知识结构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勇于开拓创新，成为新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成为现代化事业的栋梁之材，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们的专长和才华得以发挥，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得以实现。
　　在苏联军工专业、尖端学科留学回国的学生，工作分配相对比较集中和对口，由于国家大力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的需要，相关部门汇聚大批留学人员，包括留学欧美的老科学家和年轻的留苏学生，集中攻关重大工程项目。这些工程规模巨大，所在地域荒僻，对外严加保密，政治运动干扰较少，为这些部门的青年学子提供了较为独特的成长环境。所以，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些部门的留苏学生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他们中间被选为院士和获得国家奖励的人数也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国防科技和航空航天事业工作的留苏学生，有40多人先后被选为两院院士，涌现了周光召、孙家栋、王永志、黄祖洽、唐孝威、胡仁宇、闵桂荣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的“两弹一星”伟大工程，凝聚了成千上万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心血，如果说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是这一工程的领军人物，留苏学生则是这一伟大工程的生力军和后继者，是这个领域承前启后的一代科学家。
　　从2000年起，国家设立“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科技领域有卓越建树的最高奖项，每年2名，截至2010年共有16人获奖，其中有留苏经历的谷超豪、孙家栋、金怡濂、王永志4人获此奖项，占该奖项总人数的1/4。
　　在历史上，中国人对俄国的了解，历来不及对欧美、日本那样深广，互派留学生更是寥寥无几。革命战争年代派往苏联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留学人员，主要是去接受革命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而非一般意义上去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本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如此大规模地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掌握先进科技专门人才，在中外教育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两国教育文化交流。由于这次留学潮人数多，分布广，使中国留学生有可能广泛进入苏联各类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学习，接触当时处于世界前沿的学科，一些人还被允许到与原子弹、导弹等相关的机密尖端专业学习，有机会与苏联高级知识精英(大学教授、院士)阶层广泛联系并接受教诲，并通过实习考察把握操作技能，所有这些，对中国建设事业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当然，留学期间学到的知识是基础性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还要不断创新和转型，但扎实的基础有利于新学科新领域的开拓。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的汪品先先生，“文化大革命”后向“国际古海洋地层”研究进军，正是留苏期间打下的基础，使他在较短时间内转换研究方向并取得突破性的成就，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留苏学生除了在工业及国防建设各部门涌现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画家、音乐家和戏剧艺术家，成为新中国承前启后的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民众的文化素养，给中国留学生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留苏学生通过实习、暑期劳动等途径，走访苏联许多地方，广泛接触各阶层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许多动人的故事，反映了两国教育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80年代后，许多当年的留苏学生又成为中苏(俄)两国友好交往的使者和桥梁。
　　毋庸讳言，此次留苏潮也有缺点和局限。其一，留苏潮是由两国的“国家行为”为主导的，因而两国关系的冷暖亲疏直接影响了留学工作的进展。其二，苏联高校的建制和专业设置有其合理的方面，其缺点是专业设置过细，教学方法刻板，致使许多留苏学生知识面狭窄，影响创新性思维的发挥，也影响他们回国后在本职岗位上创造力的发挥。
　　三、“国家行为”下组织留学潮的利与弊
　　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这一次留学苏联的高潮和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任何一次留学潮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这次留学潮，从留苏学生的选派、培训到政治审查和业务审查，留学期间到哪个学校、哪个专业学习，留学生中建立党团组织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学习期满回国后的工作分配，均由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和大使馆负责，留学期间所有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均由政府承担，而苏联政府主要负责对中国留学生就读学校和专业的安排。由于当时青年学生革命激情高昂，“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成为留学生一切言行的准则，加上中苏两国均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权力、资源都高度集中，使留学运动的全过程都成为“国家行为”，是此次留学运动最为显著的特点，也使得留苏潮具有了别样的意义，成为教育史、留学生史、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独一无二的案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的兴起、衰落和终结，与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亲疏有着密切的关系。留学交流，是世界多种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个国家培养和储备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人和家庭寻找成才道路的一种选择。从近代各国教育交流史和留学工作的经验看，留学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外历史上的留学潮，不乏国家资助、公费派遣的案例，但很少有国家全部包揽的。一般情况下，公费生都要经过一定程序的选拔，确定留学人选后，由国家给予全额或部分经费资助，而要去留学的国家，以及准备选学的专业，有的国家也会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但一般都是由学生自己选择的。这样，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基础、兴趣爱好、经济能力，选择可去留学的国度、学校和专业；另一方面，留学生接受国的学校也有很大的自主权，其录取标准、学费标准均由各校自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它带有许多与通常留学潮不同的特点，留学工作所有环节，概由组织(代表国家)出面确定，个人和家庭基本上没有参与选择的可能。当时，这样一种以“国家行为”主导的留学模式，有其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能较快培养建设人才，又使留学生有强大的学习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但对建设人才的需求又十分迫切，现有知识分子队伍人数少、成分复杂、知识结构不合理，无法满足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有人估算，国家工业化至少需要各种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100万人，当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65万人，且专业设置不全，特别是前沿学科和尖端学科几近空白，单由国内培养是无法完成的。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已无可能，而苏联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赴苏学习，无疑是帮助新中国加快培养建设人才提供了一条“捷径”。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不得不以长远利益为重，在其他方面紧缩开支，抽取资金作为派遣留学生的费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留苏学生也寄予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这段名言，就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时说的。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勉励出国留学生要勤奋学习，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培养一个留学生相等于25—30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留学生也常常以此作为勤奋学习的动力。
　　第二，能取得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当时苏联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比较强大，不论从阵营的整体利益还是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它都愿意帮助中国迅速强大起来，更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就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而言，20世纪50年代，苏联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它有条件接纳大批留学人员。根据1951、1952年间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和去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等两个协定，为大批派往苏联留学的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实习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增进两国友谊增添了新的篇章。
　　第三，能帮助学生及其家庭免除经济负担。近代中国经过几十年战乱，经济凋敝，民间财富都集中到少数权贵富豪手里，这批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许多已纷纷逃离大陆，因此，当时在校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大多数家庭无力承担高昂的留学费用，加上人们对苏俄的了解很少，如果不采取国家行为，是难以形成留苏潮的。由国家提供全部留学费用，解除了个人和家庭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增强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责任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的兴起，由于中苏两国处于友好同盟的“蜜月”时期，而且又都是一党执政、高度集权的国家，党的领导层具有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权力，因此，只要双方高层领导部门达成协议，贯彻起来就会相当顺利，就可以举国之力，在较短期间内完成这项重大工程，这也是能较短时间内掀起留苏潮的重要原因。此次留苏潮长达十余年、组织近两万人出国留学，如果不以“国家行为”进行，单靠个人和家庭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可见，留苏潮的兴起，是与两国的执政体制密切相关的。
　　毋庸讳言，“国家行为”下的留学模式，从十多年的实践看，也存在诸多弊端：
　　第一，不重视个人志趣和不同的个人才能，对留学生管理过严，限制过多。青年学子可塑性高，当年的大学生、高中生一般都没有十分明确的个人择业意向，国家又承担全部留学费用，在光荣感、责任感和爱国热情的驱动下，“服从组织分配”成为留学生的天职，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俄语培训，所要去留学的学校和专业都是到苏联后才得知的，即使少数人觉得与个人志趣不合，也在服从国家需要的前提下接受分配，勤奋学习，报效祖国。因此在留学生的选拔和选派的过程中，一般都比较顺利。由于都是国家统一派遣的公费留学生，使馆对留学生的管理相当严格，除了在所读学校留学生中建立党团组织、定期(通常是每周)过组织生活、开展政治学习外，还特别强调遵守纪律，不得随意外出参加社交活动，不得随意交友，使这些青年人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学习、生活都比较单调。虽然在留学生中不搞政治运动，但在政治学习中，在“红专”关系讨论中，“言论稍有不慎(现在看来还是很正确的言论)就要受批评、挨批判、受处分。使人觉得有条无形的绳子，将人束缚得紧紧的。”④有关部门规定，留学期间“不准结婚”，少数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同学朝夕相处，难免擦出爱情火花，时间一长，就要谈婚论嫁，可是又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便出现一些事端，有关部门一度对留学生婚恋问题的规定有所松动，但两国关系紧张后，这方面规定又重新严格起来。更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回国分配工作的单位和岗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供需不能完全契合，虽然总体上要求让回国留学生的工作分配与所学专业对口，但也有的不大对口或完全不对口，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仍必须服从分配，以致所学知识技能不能正常运用，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加上国内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久而久之，所学专业就荒废了，妨碍了建设人才的健康成长。
　　第二，学科专业有所偏颇。中国在派遣留学生时过于强调实用，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造成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比例失调，不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苏联高校中专业设置不均衡，有的专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的专业水平并不高，专业设置也不尽合理，而学生只能服从分配，导致所学知识有较大的片面性。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的教科书教条主义气息很重，许多领域表现出明显的大国主义色彩，束缚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挥。由于苏联对外比较封闭，使留学生对当时世界一流的科技发展成果知之甚少，选学有关世界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文化艺术历史等专业，由于无法到对象国去留学，只能按苏联学者的观点和方法去学习和研究，有的留学生称之为“瘸腿”现象。
　　第三，更重要的是容易受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由两国政府直接包揽全部留学事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两国关系起伏的影响，这一点，在留苏潮前期与后期的对比中格外明显。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一般说来，以1960年双方矛盾公开化为转折点，前期留学工作进展顺利，留苏学生的学习、生活得到苏方全面照顾，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留学生与所接触到的普通居民之间关系友好融洽；后期的留苏学生，却遭到完全不同的际遇。中苏两党两国间的裂痕，早在50年代中后期就显端倪，表现在留学生派遣上，1957年以后，中方从“争取多派”改为“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后来又决定停派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少派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留学生，而争取多选派一些觉悟高且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去苏联尖端科学专业留学，但这样的安排又受到苏方的诸多限制。60年代初期，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数量急剧减少，教育交流日益陷入困境，在苏留学人员也被迫卷入政治旋涡，引发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1963年中苏大论战开始后，留苏学生按上级指示，拒绝学习苏方开设的社会科学课程，或在上课时开展政治辩论，苏联当局则禁止留学生散发中方有关大论战的文件，并声称不遵守者将被开除。之后，又陆续发生中国留学生参加政治辩论、示威游行、与苏联官方和军警发生冲突等事件，使两国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双方都利用这些事件渲染对立情绪，说了不少伤害对方的错话。正是由于两国两党之间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以及经济文化交流也降到冰点的情况下，这一波留苏潮遂告终结。
　　注释：
　　①参见教育部永久档案1960-41卷：《1950年到1959年逐年派出及毕业回国留学生人数比较表》。
　　②转引自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③陈国藩回忆，转引自《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
　　④参见课题组问卷调查第51号。　　
　　参考文献：
　　[1]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