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何与此目标相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与之进行伟大斗争，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反对一切质疑党的领导和党领导的伟大工程的斗争。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复兴大业能否成功。如果我们对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掉以轻心，就可能葬送我们党历经数代领导人开创的伟大事业，苏联解体就是党放弃了领导地位从而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活生生的事例。尽管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经济、政治、民族、文化、外交等很多因素都起了助推器的作用，但不可低估的是意识形态的瓦解，而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正是从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的。

　　一、俄罗斯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渊源

　　虚无主义的词源是拉丁语“nihil”，意为“什么也没有”。最初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将其引入哲学领域，后尼采构建出“经典的虚无主义”[1]哲学，并赋予其“使世界，特别是人生，没有目标、价值、真相和意义”的涵义，而海德格尔将虚无直指存在，认为“‘虚无主义’之虚无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存在……它被遗忘了”[2]。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德里达则将认识论及伦理体系推至极端的相对主义，否认真理、价值、历史进程和人类追求的意义，从而也就否定了西方文明所建立的基础。上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鼻祖，下到仍在世的后现代主义大师，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一股思潮，可谓久矣。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也不能逃脱虚无主义思想的散播，从文学界到思想界受到广泛的影响。

　　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小说《父与子》，主人公巴扎罗夫被称为“虚无主义者”，他质疑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这个人物形象在俄罗斯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虚无主义者的鲜活形象。就连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典型的法律虚无主义者，他企图用道德律令来代替法律。[3]至于虚无主义在思想界的影响，由于“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直接可以说是德国思想的附庸”[4]，而彼时费希特和青年黑格尔派正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所以俄罗斯的欧化派知识分子，如恰达耶夫、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赫尔岑和巴枯宁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虚无主义。他们将虚无主义贯穿到自己的行动中，开展了否定旧传统和旧价值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俄国大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背后隐藏着宗教和道德动机，旨在要求历史的终结，并期待新生活在终结后开始。[5]

　　由此可见，早期虚无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具有一定革命性，可称“激进运动的思想启蒙”。只是随着历史的前行，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越发突显，并最终演化为人类进步思想的敌人，暴露出局限性和反动性的一面。表现在历史态度和历史评价上，虚无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片面孤立地看问题，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或持双重标准，或以偏概全，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没有真相，完全可被改写。苏联建立后，经过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酝酿发酵，历史虚无主义蓄势已久，最终在苏联解体的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

　　二、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客观、全面、准确地书写历史和评价历史，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前提。文过饰非、全盘推翻、模棱两可和以偏概全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必然为历史虚无主义打开缺口。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个人崇拜上，对领袖丰富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的脸谱化、绝对化描写降低了可信度和真实性，一旦负面信息被放大，就会对领袖形象造成颠覆性的破坏作用。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中讲到,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并且抛弃了列宁说服教育的工作作风,把党内的正常争论看成是对敌斗争,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清洗的道路。赫鲁晓夫把这一切主要归结为斯大林个性缺陷和个人品质所致。“我们不能说这些都是浑头浑脑的暴君的所作所为。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工人群众的利益和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所必须做的。”[6]赫鲁晓夫的话使克里姆林宫外的普通群众感到震惊。没有人在意赫鲁晓夫的前半句“我们不能说”，而是记住了后半句“这些都是浑头浑脑的暴君的所作所为”。不去具体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个人情况，而是片面强调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完全抹杀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

　　1964年，苏联共产党10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人,开始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但是，“要想走回头路是决不可能的了。即使在1964年10月中央全会罢免了赫鲁晓夫以后也是如此。想要扭转非斯大林化进程的企图失败了,而持不同政见运动反倒发展起来了。”[7]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最初的广场集会，发展到非正式组织，这时已形成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派别：有罗伊·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和索尔仁尼琴为首的新斯拉夫派。1964年罗伊·麦德维杰夫开始定期发行一种被西方称之为《政治日记》的地下刊物。1965年，因“非法出版物”而获罪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发生后,地下出版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蓬勃发展。大量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的回忆录、签名人数众多的抗议信件、请愿书、声明、批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处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审判的各种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辩护词在私下出版物上广为传播。通报形式的定期刊物开始大量涌现,像《时事纪事》、《自由思想》、《乌克兰通报》、《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纪事》等等,内容也转变为时事政治和经济评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纲领广泛流传。大批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私自流入苏联，外国作家的禁书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苏联,被翻印或者以手稿的形式在暗中流行。一时间信息爆炸，真假混淆，谬种流传。

　　8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上台。他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8]实际上，就是放弃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文化领域实行新自由主义。为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戈尔巴乔夫重用亚·雅科夫列夫，取代叶·利加乔夫来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亚·尼·雅科夫列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背弃共产主义理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代表人物。1985年12月，作为戈尔巴乔夫当时的亲信，雅科夫列夫进言道：“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其危险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必须在理论上做出这样的突破，才能制止极权主义和对自由、创造的蔑视，才能结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问题就不仅仅是拆除斯大林主义，而是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9]他对十月革命怨恨不已，号召要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斩草除根。雅科夫列夫说道，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充塞繁琐哲学、解决问题的简单处方、迷惑人心的乌托邦观点，布尔什维克主义除了无道德和犯罪行为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什么。[10]在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的同时，雅科夫列夫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他言道：“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11]不难想像，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一个极力反对和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仇恨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人，进入了苏共的领导核心，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苏共从内部被搞垮就不足为奇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仅没有对思想阵线加强管理，反而强调“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将思想领域的混乱进一步扩大化。在“历史反思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教科书修订和历史档案揭秘。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在1987年苏共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声称要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12]实际上，所谓的“历史公正”就是彻底否定斯大林，进而批判列宁，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戈尔巴乔夫自己全面右倾的“新思维”。1988 年6 月，苏联有关部门决定，取消本学期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需要重新编写。随后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新编历史教材，但大多质量不高，有的写得过于抽象，有的矛盾百出。[13]某些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污点，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苏联俨然成了“历史的黑洞”。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教材中夹带私货，吵成一团。历史教材编写中的乱象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后，引起较大争议的有2003年多卢茨基编写的《20世纪祖国史》，2007年菲利波夫的教师参考书《俄国现代史（1945—2006）》和巴尔先科夫与弗多温合写的教学参考资料《俄国史（1917—2009）》。各种版本眼花缭乱，学生们无所适从，不知取信于谁。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与“历史教科书”乱象同时存在的，是所谓“历史档案”揭秘问题。早在苏联解体和历史档案大规模解密之前，一些人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曝光斯大林时期所谓“历史档案”——其实大多是无稽之谈，故意丑化斯大林，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维克多·苏沃洛夫，本名弗拉基米尔·博格丹诺维奇·雷岑，曾为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工作，1978年叛逃至英国。此后，他出版了十多本关于苏德战争和苏军的书，引起国际史学界，特别是俄罗斯、德国和以色列史学研究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苏沃洛夫的核心观点是：斯大林是希特勒世界大战计划的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一个阴谋策划者。斯大林知道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会导致英法对德宣战，以此成功地把希特勒拖进了战争，自己坐收渔利。[14]如此荒诞不经的观点却在国际上博得众多人的拥护和赞成，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就是他的拥趸，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梅利久霍夫和美国作家埃里克·马戈利斯等人部分赞同他的观点。他们说，希特勒从斯大林手中拯救了欧洲；1991年苏联不可避免地崩塌，这才是二战的真正终结。[15]同样荒谬的说法还有斯大林不会打仗，多亏了朱可夫才取得了胜利；斯大林曾经想向希特勒投降，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向德军乞和。甚至还有更荒唐的，说斯大林与希特勒惺惺相惜，所以救了希特勒一命等等。这一切都打着“历史档案”揭秘的旗号，斯大林不仅没有领导苏联红军取得二战胜利的历史功绩，反而成为历史罪人。这股歪风一直刮到苏联解体后仍未停止。近年来，国际上盛传“斯大林是二战的真正发动者”，就源自这些虚假的档案揭秘。他们找到朱可夫的“先发攻击计划”蓝图，指出斯大林计划以训练为借口，在边界大量部署军队，随时准备切断德国与罗马尼亚的石油链，就得出了斯大林先于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结论，不仅只字不提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甚至全然不顾二战中德军首先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史实。实际上，诬蔑苏联先发作战正是希特勒的阴谋，这是史学界早有定论的。

　　如果说教科书和历史档案是专家们的事情，那么大众媒体和文艺作品则对群众意识影响深远。80年代以后，苏共主动打开思想领域的“闸门”，自由派人士逐渐把持了主要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1986—1988年间苏联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包括《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杂志等。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正是这些全苏性质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一些报刊的发行量剧增，《新世界》、《论据与事实》和《星火》画报的发行量都高达几百万册（份）。“解禁文学”广为流行。1989年第6期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十月》发表格罗斯曼的中篇小说《一切都是流动的》，这是“苏联第一次对列宁主义和政治家列宁个人的公开批判”。小说大讲列宁性格的两重性,认为“列宁的悲剧不仅是俄国的悲剧,它成了世界的悲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隐蔽的奴隶制度”,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法西斯主义的先导。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公开指责列宁,把列宁说成是包括设立劳改营在内的一切镇压措施的始作俑者。从此以后,文学界以攻击列宁为时髦。不仅是文学，电影戏剧也如此，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6年12月初开始，莫斯科15家影院持续三个月放映一度使舆论轰动的、影射斯大林的代表作《悔悟》。此片导演为格鲁吉亚人钦吉斯·阿布拉泽，影片通过回忆独裁者阿拉维泽残暴肆虐的年代，隐喻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生活。该部电影的公映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16]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描写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的经过。此后，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引起社会的震动。这种影响强烈冲击着多年的形成的思想观念，群众的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苏共不仅没有积极作为，反而拱手让出舆论阵地。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的正式颁布更为媒体的自由化提供了法律基础。在《苏联出版法》的鼓励下，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与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结果却是最高立法机构惨败，失去了70多年的报纸。《消息报》变成俄罗斯激进自由派的先锋报，一度为外资控制。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17]此种背景下，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大行其道。报刊、电视、电台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不但忘却了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只能依靠内部印刷在小范围内交流。

　　不停撼动苏联大厦根基并导致其坍塌的，绝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一人或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几个人。这其中既包括苏共高层蜕变分子，也包括存有异见的知识分子、政论家、作家等，乃至听信谎言、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背后有国际因素。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极力扶持不同政见者，将他们在苏联无法出版的书印制出来，再运送回国，通过各种渠道输出拥护西方自由思想的出版物。在慕尼黑设立了“自由”电台,专门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大学生从西方电台获得大量信息,“自由之声”、“美国之音”和“法国浪潮”的全天广播成为许多人了解西方的主要渠道，然而西方国家的敌对宣传有其政治目的,是服务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而且在特定的时期里是出于冷战的需要,并非完全客观公正,难免具有明显削弱社会主义影响的倾向性。“自由之声”广播委员会负责人毫不隐晦其对苏联进行思想瓦解的宣传宗旨:“对于广大苏联青年完全不必要提出具体的正面的口号。只要引起他们对周围的气愤就足够了。”只要不间断地报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报道政府迫害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这就会影响到听众的思想,使更多的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18]通过成立人权组织等形式，苏联境内的新老持不同政见者与国际上取得了联系，获得了西方的呼应和支持。1970年，苏联成立了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3年“大赦国际”在苏联成立分部。1975年以后，苏联社会出现了一些“赫尔辛基小组”，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了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西方社会出于各种目的，开始对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经常得到津贴、奖励和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有时小题大做，有时费力不讨好，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闹得沸沸扬扬，结果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19]

　　苏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放任自流与简单粗暴，乃至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制造与纵容，给反对派以宣传和传播自己观点的机会。在整个“民主化”与“公开性”运动中，苏联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两面性。随着“禁区”的不断被打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一落千丈，沙俄统治和西方文明却被抬高美化。有关俄罗斯文明较之西方存在着“历史性缺陷”的说法风行一时。在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20]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高校和科学院系统原本多数知识分子保持沉默和坚持中间道路的局面被打破，激进自由主义派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受1989年东欧风波的启发，加上西方样板的影响，他们追求急速转型，公开提出“反中央集权”、“反苏共一党专制”、“民主、自由”等口号，提出抛弃原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中亚五国等“穷包袱”，要求俄罗斯脱离苏联独立，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眼看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纷纷扔掉自己的党证，一时间退党者成为英雄。雅科夫列夫不满于戈尔巴乔夫的软弱和摇摆，与公开的退党者叶利钦走到了一起。在与戈尔巴乔夫争权的过程中，叶利钦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主张非意识形态化。1991年，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在美国纽约大学的演说中曾说：“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21]在叶利钦的推动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标志着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正式解体。表面上看这是民族分离主义的结果，但实际上这完全是苏联权力阶层的抉择。在国内外多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存在了近70年的强大苏联崩毁坍塌了。

　　我们在反思苏联体制、苏联模式弊端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苏联解体的人为因素，尤其历史虚无主义对民心党心的瓦解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向人们灌输错误的历史观，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极度混乱，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合法性丧失，使联盟失去凝聚力，使国家失去团结奋斗的基础。苏联解体的教训如此深刻，难道还不够引起我们警觉吗？！

　　三、俄罗斯历史保卫战

　　虚无主义在俄罗斯盛行的同时，并非完全没有遭到狙击，只是反对的声音不占主流。对西方模式的倾倒，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曾是苏联部分知识精英选择资本主义模式的一条重要原因，但最终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俄罗斯人尝到了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滋味，也明白了无论改成什么样的体制都会被西方世界视为敌人。21世纪后，经历了卢布恶性贬值、GDP大幅下滑、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严重下降的俄罗斯人逐渐认清了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创伤，客观理性的反思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主导力量。如今俄罗斯人不会选择也无法选择重归苏联，但对苏联体制、苏联成就和苏联问题的看法已不再那么偏激。这得益于俄罗斯执政者拨乱反正，也得益于学术界、思想界不断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进行纠偏。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反思历史潮流”，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苏联抹黑。此信甚至惊动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最后在高层授意下被定性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22]原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叶·利加乔夫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做法，但他很快被架空，其主管大众传媒的工作被亚·雅科夫列夫接替。他曾说，大家都知道列宁的名言，革命起义是从夺取邮局和电报局开始的，不幸言中。[23]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也一直在做公正评价苏联成就和斯大林功过的工作。“斯大林领导国家近30年。他把一个只有犁的国家，按丘吉尔的说法，改造成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斯大林接手国家时，工业崩溃，军队逃亡，一半人口为文盲，只经过19年的时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就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拥有现代化工业和普及教育的国家。 如果说第一次俄日战争时80％的人是文盲，那么到了1941年，所有的官兵们都能识文断字。这是斯大林的贡献。”这种说法是比较客观的。俄国内甚至存在斯大林不想打仗，也不会指挥战争的说法，将苏德战争前期的失利归罪于斯大林一人，但是“战争年代，斯大林连续五年担任四个主要职务——国家元首、总理、国防部长（国防部人民委员）和最高指挥官。没有斯大林就不会有任何一场战役，因为每场战役都必须由斯大林签署。没有斯大林，与后方相关的任何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将斯大林简单地贴上“极权主义”的标签，甚至将苏维埃体制与纳粹主义混为一谈，这不是对历史的严肃反思，而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历史反思热”动摇了社会的理想信念，但实际上专业的历史学家很少参与其中，而一些非历史专业的文人、写手等却充当了“急先锋”。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В·沃罗比耶夫在 1989 年初指出的：“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这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除极少数人积极卷入这项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数。”某些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24]在《“历史学家”如何以及为什么说谎》系列文章中，谢尔盖·布哈林罗列了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曾经被捕入狱的持不同政见者尤里·皮沃瓦洛夫院士报告和讲话中的种种硬伤：一个连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分不开的人，却在国际会议上大肆叫嚣伟大卫国战争既不伟大，也不是卫国战争，其胜利只是“一个神话”，公开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称为一样的“败类”，苏联是“邪恶帝国”，苏维埃政府是“俄罗斯千年来最大的悲剧”等等。皮沃瓦洛夫还攻击其他的俄罗斯民族英雄，如说俄罗斯伟大的元帅库图佐夫就是一个爱时髦的法国女演员、读法国淫秽小说的一个无赖阴谋家等，其说法违背基本史实，哗众取宠，甚至荒谬绝伦，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和多数人的反感。谢尔盖·布哈林还分别指出了留学法国、毕业后曾在苏团中央工作的苏联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关于库利科沃波战役的错误，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中文系却写了50多本涉及各个学科领域的专著、“任何问题的权威专家”鲍里斯·索科洛夫“从伊凡雷帝到普京”数不胜数的各种非专业性结论，原科学院美加所研究员、著名的电视评论家尼古拉·斯瓦尼泽关于“红军入侵波兰”、划定寇松线和卡廷事件细节上的争议点，以及著名的异见人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雷岑（苏沃洛夫）的国内支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关于“斯大林制定的苏联极权识别系统是根据希特勒在德国开发的极权制度形成的”、“苏联存在着国家反犹太主义”等错误言论，以致苏联人悲哀地说：“历史作为一门科学不复存在。”

　　面对如此乱象，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决心纠正这股风气，重塑爱国主义。谁掌握教科书，谁就掌握话语权，谁有权解释历史，谁就有权阐述未来。2001年普京提出，俄罗斯应当有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历史学应当团结社会，而不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场所。2003年底，普京在国家图书馆同部分史学家座谈时指出，必须剔除糟粕、去伪存真。[25]他亲自指示俄罗斯科学院，要对所有的历史教科书进行“鉴定和筛选”。2007年6月18－21日，普京主持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规定今后历史教材只有经俄罗斯科学院和教育科学院的专家鉴定委员会认可后才能取得教科书的推荐资格。2014年1月16日，普京总统接见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并就修订标准发表谈话，“最重要的是还原历史真实，现有历史教科书不仅贬低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人民的作用，而且存在某些深层次的‘思想垃圾’，这些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近些年，在普京的一再要求下，俄罗斯一反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时期随意抹黑苏联历史的做法，重编历史教材，重新认识苏联历史，重新评价苏共领袖人物的作用。历史教材编纂委员会推出两部教师参考书：《当代俄罗斯史（1945－2006 年）》和《社会知识：21 世纪全球化的世界》，其中《当代俄罗斯史（1945－2006 年）》一书与过去否定苏联历史的教材明显不同。此书写道，虽然苏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曾有辉煌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在科学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苏联历史绝不单单是肃反和劳改营。新编历史教学参考书中指出“斯大林是最成功的苏联领袖，建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勃列日涅夫的“内部稳定政策”也有其积极作用，而戈尔巴乔夫过多对西方的让步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叶利钦“软弱和亲西方政策”也遭到批评。新编历史教材以及普京对历史教学的谈话引起了俄罗斯各界和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

　　在正确的历史观指引下，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强调对各种历史伪说拨乱反正。如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问题，该遗嘱《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于1999年11月30日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声称早在73年前普列汉诺夫就已预见到苏联解体，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未来的看法及预言更是全盘推翻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始人之一的形象。历史虚无主义者如获至宝，认为终于找到了列宁作为一个暴君的铁证，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终将导致俄国覆亡的原因所在。后来经过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塔季扬娜·菲利莫诺娃，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普列汉诺夫的传记[26]作者丘丘金等人考证，认定该遗嘱是伪造的。[27]然而，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在于“历史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它实际上只是我们从现今回溯过去认识到的部分”[28]，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把历史虚无主义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区分开来。比如卡廷事件，尽管1990年后俄罗斯官方对此直承不讳，但俄罗斯国家杜马与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席、科学院院士、卡廷事件泛斯拉夫会议国际委员会主席伊柳欣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副主席弗拉季斯拉夫·施韦德等人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援引布尔坚科院士委员会在40年代的调查结果，指出当时苏方挖掘出约有900具尸体，就算相信德国人的数据也不过是4000多具尸体，如今波兰政权宣称有21700具尸体，是没有依据的。历史学博士朱可夫指出，1943年2月希特勒来到斯摩棱斯克，住在特殊掩体里，波兰战俘参加了掩体的修建，然后被枪毙，这是非常可能的一种情况。历史学家С.Э.斯特雷金强调独立调查很难，军事总检察院根据解密的贝利亚1940年日记作出枪杀波兰军官的基本结论，而原件并不在刑事案件卷宗里，也未经任何检验和其他调查，更为关键的，贝利亚日记不知为何是用两台打字机打的，所以很可能这些文件后来被伪造过。[29]还有专家指出，波兰人是被德国武器枪杀的，许多人的手被纸绳绑着——苏联从不这样做，在德国倒是非常普遍。[30]波兰方面则认为俄共推出伊柳欣等学者的观点与苏共伪造和掩盖真相乃一脉相承，旨在为斯大林推卸责任。尽管我们作为第三方，很难对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进行调查和辨析，但我们相信真理愈辩愈明，当史学界不只是一种声音压倒一切时，就为发现更多的真相提供了可能。[31]

　　四、结语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苏联解体的过程来看，丑化领袖、抹黑英雄、歪曲史实、编造谎言，将集体主义壮举诬蔑为群氓行为，将民主集中制歪曲成纳粹主义，将本来有着崇高道德追求的共产主义运动低俗化为个人功利主义冲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通常做法，其目的是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反感，瓦解人们建设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美好未来的信心。

　　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折射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应该看到，这种现象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社会主义运动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兴起，历经波折，坚韧向前。不同于资本主义借“自由”之名对剥削的保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为人民群众伸张权利。有些人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被唾弃，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他们完全忘记了社会主义曾给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力增强和人民福祉的提高，带来的精神和文化领域的丰硕成果。以苏联为例，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涌现出诸多文学家、音乐家、诗人和科学家，苏联的各种学派在国际上有巨大影响，苏联人民充满了幸福感和自豪感，这是不能一概否认的。当然，不是说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所有矛盾都消除了，等待我们的就是天堂里的生活。经济体制过度集中和政治体制过度集权是苏联的弊病，斯大林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能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就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32]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各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范本，模式方法各不相同，但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不容否定。

　　历史虚无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是一种反动的唯心史观，决不能听之任之，任由其虚无掉我们党的丰功伟绩和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33]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坚持不懈地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大力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斗争，让唯物史观成为掌握群众的思想武器，从而取得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 王恒：《虚无主义：尼采与海德格尔》，《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8期，第8-12页。

　　[2] 《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16页。

　　[3] 马寅卯：《试论托尔斯泰的法律虚无主义及其困境》，《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第8-15页。

　　[4]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5] 参见杨洋《论俄罗斯虚无主义的思想史背景》，《俄罗斯文艺》，2016年第1期，第96-102页。

　　[6]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王德树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7]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明等译，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8] [苏]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苏]《真理报》，1988年7月1日。

　　[9]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第28－30页。

　　[10]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9页。

　　[11] 同上，第339页。

　　[12]参见[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386－436页。

　　[13] 参见 www.kremlin.ru/text/appears/2007/06/135323.shtml.

　　[14] 参见维克多·苏沃洛夫《主犯：斯大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大计划》，美国海军协会出版社，2008.

　　[15] Margolis, Eric. "Don't Blame Hitler Alone for World War II". ericmargolis.com. Retrieved 2009-10-21.

　　[16][俄] 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旋涡》，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照片题字。

　　[17] 参见《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71页。

　　[18] 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明等译,群众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19] [俄] 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63页。

　　[20] [俄]安·米格拉尼扬：《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载《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269页。

　　[21][苏]《真理报》，1991年7月9日。

　　[22] 参见张树华：《历史、历史观与三十年来的俄罗斯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32-140页。

　　[23] 参见[俄] 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24]Г．Д. 阿列克谢耶娃：《历史·意识形态·政治（二三十年代）》，载《20世纪俄国的历史科学》，第84页，转引自陈启能：《苏联解体前的“历史热”》，载《史学理论研究》杂志，1998年第4期。

　　[25] 参见www.aif.ru/online/ss/216/ss02-01，2003年12月8日。

　　[26] 传记的俄文书名为：Г.В. Плеханов: судьба русского марксиста. 莫斯科，1997年版。

　　[27] 欧阳向英：《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真伪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7期，第130-135页。

　　[28]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9] 2009年，根据国际项目调配员谢尔盖·斯特雷金的倡议，对贝利亚794 / Б日记的真实性进行了正式调查。侦察学家的结论是明确的：日记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页是用一台打字机打的，而第四页是用另一台私人打字机打的。

　　[30] 参见俄共网站，2010年2月12日《卡廷事件应重新审视！》，2010年4月28日《卡廷惨案：德军罪行的证据越来越多》，2010年4月30日《关于卡廷的谎言与真相：特殊文件夹里隐藏了什么？》，2010年6月2日《特殊文件夹在克里姆林宫授意下伪造》等系列文章。

　　[31] 参见马维先编译《<卡廷秘密>:俄罗斯独立专家研究卡廷事件的一部力作》，载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5～201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227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33] 王伟光：《坚持唯物史观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