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当代中国研究
 
一、 韩国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二、 主要研究机构 
　　1.韩国中国学会 
　　2.高丽大学亚洲研究所 
　　3.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研究所 
　　4.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 
　　5.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　
　　6.西江大学东亚研究所　
　　　　　　　　　　　　　　　　 一、 韩国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韩国对中国的研究是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研究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各国的战略与政策演变而发展起来的。冷战期间的韩国在国家安保战略和对国外的信息收集及研究等方面一直依附于美国，对于作为敌对国家的中国的研究十分消极，研究成果罕见。但自1971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家战略需要的变化，韩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迎来了新的转机，改变了过去在收集国外信息及研究时依靠强国的结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韩国政府北方外交政策的变化使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韩国政府的全球化政策及其提供对外援助的增加密切相关，韩国的区域研究正式开始。1992年8月韩中建交后，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热情高涨，研究成果剧增。如今，在韩国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中，研究中国的人数最多。
　　韩国对中国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48~1970年
　　冷战时期，韩国的安保战略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其社会科学的学术作用与功能也受到限制，这就导致它的中国学研究以历史、哲学、文学等人文领域为中心进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但是，在这种研究环境中韩国政府仍然认识到了研究中国的必要性，并于1949年由公报处出版了译著《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另外，一些社会科学家也开始研究中国，其中金相的《毛泽东思想》(1964年)、金河龙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路线》(1966年)和《朝鲜战争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的影响》(1967年)在中国学研究领域发挥了先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开始鼓励中国学研究，使得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数量有所增加。1957年，高丽大学率先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亚洲问题研究所”，次年创办了机关刊物《亚洲研究》，为有关学者提供了发表研究论文的园地。此后，相当多的学者对中国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并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其他大学也相继出现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所，从而使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研究逐渐活跃起来。
　　2.1971~1978年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成为把国际环境从冷战格局转变为和解氛围的决定性契机。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和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都鼓舞了韩国国内的中国学研究，出现很多研究论文与著作；大学也纷纷设立汉语文学等专业，并开展了有关中国的讲座。虽然这个时期韩国不乏优秀的中国学研究论文和专著，但是大部分都不是依靠第一手资料，而是根据国外的论文或著作进行二手资料的整理和修改，其原因在于当时研究中国基本资料的缺乏以及控制收集资料的社会政治环境。
　　3.1979年迄今
　　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划时代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1986年的亚运会、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及韩国政府的北方外交政策等，尤其是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交等原因，使韩中关系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扩展，在中国学习的外国学生中，韩国留学生的数目最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急剧增加。由于研究人员可以收集第一手资料、与中国学者讨论，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发表的成果富有创见、有深度，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在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英文期刊如《中国季刊》和《中国杂志》上发表文章。代表性的著作有：罗昌柱的《毛泽东的生平和斗争》(1981年)、郑钟旭的《新中国论》(1982年)、林薰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程》(1983年)、安炳遵的《中国现代化和政治经济学》(1992年)、徐镇英的《现代中国政治论》(1997年)和高正植的《现代中国经济》(2000年)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和企业由于认识到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而加大了相关的支持力度，有关区域研究的专业、研究生院、研究所及学会相继成立。在这种趋势下，1996年11月，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9所在汉城的大学设立了国际研究生院，并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些国际研究生院没有成功地实现培养国际化时代所需要的优秀研究人员的目标。研究生院的中国学专业各自设置了许多课程，其中政治、经济类的课程最多；其次为文化、区域研究、语言、历史等课程。在11所研究生院中只有4所将区域研究的方法论设为必修课，可见研究生院的中国学课程更强调实用教育。除了大学和研究生院以外，不少大学研究所也分担了培养中国学家的责任。
 
　　　　　　　　　　　　　　　    二、 主要研究机构
　　1.韩国中国学会
　　1955年5月，韩国部分中国学研究有识之士，如研究中国哲学的李相殷，研究中国文学的车柱环，研究中国历史的金庠基、金俊烨等学者发起创建了韩国中国学会。建会目的在于：(1)筹办中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2)出版有关中国学的学报和专门刊物；(3)为会员的学术研究提供资料；(4)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研究中国学的学术机构进行交流和加强联系，介绍并研究中国的学术和文化。
　　该学会创建初期只有21名会员，经过40多年的发展，现会员人数已达1300多人，其中约有70%的会员曾经留学中国，有90%的会员会讲普通话。会员的构成情况是：(1)留学中国台湾的学者占多数；(2)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从中国内地留学归国的会员逐渐增多；(3)一部分是来自香港和美国等地的会员。该会会员没有资格限制，所有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均可参加。学会出版物是《中国学报》(中文版)，迄今为止，该《学报》已出版40期。2000年，韩国中国学会又创办了《国际中国学研究》(中文和英文版)杂志。现在，韩国中国学会已发展成为韩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团体和韩国最大的学会，研究领域由开始仅限于文史哲，发展到现在的语言、政治、经济、法律、考古和美术等多方面。
　　韩国中国学会的发展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自该学会创立以来，它的发展和壮大几乎是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步的。特别是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使韩国政府愈发意识到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在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和韩国外国语大学3所大学设立了中文系。随着形势的发展，韩国又在高丽大学等9所大学设立了中文系。而中韩建交以后，韩国的几乎所有大学都设立了中国学系。这些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也都自然地加入到韩国中国学会中来。因此，韩国中国学会也就具有了现在的规模。
　　迄今该学会已举办过20多次大型的韩国中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早期的与会者主要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等地以及日本和美国。自从1992年中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访韩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在韩国的中国学者也应邀参加该学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广泛的学术交流提高了韩国的中国学研究水平。正如韩国中国学家、前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烨教授所说：“韩国中国学会对中国学在韩国的发展起到了应起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该学会在努力进行自身建设的同时，也关心和协助中国的韩国学研究。1992年以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和东南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相继对应地成立了韩国学研究机构。
　　出版物：
　 《中国学报》(中文版)
　 《国际中国学研究》(中文和英文版)
 
　　2. 高丽大学亚洲研究所
　　高丽大学于1957年在韩国国内最早成立了作为大学附属研究机构的亚洲研究所，翌年创办刊物《亚洲研究》。
 
　　3.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研究所
　　韩国外国语大学是在韩国国内培养中国学人才最多的大学。它组织韩国中国学界的专家，以汉语系为基础于1972年成立了中国研究所，发行学术刊物《中国研究》，并积极参与韩国教育部和政府机关以及学术财团的研究项目。该研究所的宗旨是分析和整理中国学诸多领域的理论特点，研究在韩国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1999年7月，该研究所合并到该大学的外国学综合研究中心，与其他研究所共同开展学术研究，并从事中国学专家的进修活动。
　　期刊：
　 《中国研究》
 
　　4.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
　　庆南大学的远东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并于1977年创办了英文学术期刊《亚洲展望》(Asian Perspective)。该刊物与美国的大学联合出版，1996年被韩国教育部评选为社科领域最优秀的国际性刊物。远东问题研究所培养了许多非常有前途的新一代专家，在1993年被评为受特殊待遇的研究机构。
　　期刊：
　 《亚洲展望》(Asian Perspective，英文学术期刊)
 
　　5.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
　　汉阳大学于1974年5月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1980年与苏联问题研究所合并，成为中苏研究所，为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和培养中国学专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7年中苏研究所扩编为亚太地区研究中心，该中心发行的《中苏研究》获得了研究中国和俄罗斯的权威学术杂志的认可。
　　期刊：
　 《中苏研究》
　　6.西江大学东亚研究所
　　西江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于1981年正式成立。其宗旨在于通过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基础与应用研究来增进对这一地区的理解。如今，该研究所下设文学研究室、历史研究室、社会文化研究室、政治思想研究室、经济研究室、东南亚研究室、中国研究室和日本研究室等。该研究所每年出版两期《东亚研究》，还发行非定期的研究报告《东亚政策研究报告》。
　　出版物：
　 《东亚研究》（期刊）
　 《东亚政策研究报告》
　　（孙翠萍根据：郑成宏：《韩国中国学会简介》，《国外社会科学》2003第4期；（韩）高永根、吴莲姬译：《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动向与课题》，《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韩）郑在浩、詹衍译、张星星编校：《韩国的当代中目政治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