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西江大学东亚研究所
　　　　　　　　　　　　　　　　 一、 韩国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韩国对中国的研究是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研究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各国的战略与政策演变而发展起来的。冷战期间的韩国在国家安保战略和对国外的信息收集及研究等方面一直依附于美国，对于作为敌对国家的中国的研究十分消极，研究成果罕见。但自1971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家战略需要的变化，韩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迎来了新的转机，改变了过去在收集国外信息及研究时依靠强国的结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韩国政府北方外交政策的变化使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韩国政府的全球化政策及其提供对外援助的增加密切相关，韩国的区域研究正式开始。1992年8月韩中建交后，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热情高涨，研究成果剧增。如今，在韩国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中，研究中国的人数最多。
　　韩国对中国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48~1970年
　　冷战时期，韩国的安保战略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其社会科学的学术作用与功能也受到限制，这就导致它的中国学研究以历史、哲学、文学等人文领域为中心进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但是，在这种研究环境中韩国政府仍然认识到了研究中国的必要性，并于1949年由公报处出版了译著《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另外，一些社会科学家也开始研究中国，其中金相的《毛泽东思想》(1964年)、金河龙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路线》(1966年)和《朝鲜战争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的影响》(1967年)在中国学研究领域发挥了先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开始鼓励中国学研究，使得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数量有所增加。1957年，高丽大学率先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亚洲问题研究所”，次年创办了机关刊物《亚洲研究》，为有关学者提供了发表研究论文的园地。此后，相当多的学者对中国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并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其他大学也相继出现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所，从而使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研究逐渐活跃起来。
　　2.1971~1978年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成为把国际环境从冷战格局转变为和解氛围的决定性契机。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和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都鼓舞了韩国国内的中国学研究，出现很多研究论文与著作；大学也纷纷设立汉语文学等专业，并开展了有关中国的讲座。虽然这个时期韩国不乏优秀的中国学研究论文和专著，但是大部分都不是依靠第一手资料，而是根据国外的论文或著作进行二手资料的整理和修改，其原因在于当时研究中国基本资料的缺乏以及控制收集资料的社会政治环境。
　　3.1979年迄今
　　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发生划时代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1986年的亚运会、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及韩国政府的北方外交政策等，尤其是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交等原因，使韩中关系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扩展，在中国学习的外国学生中，韩国留学生的数目最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急剧增加。由于研究人员可以收集第一手资料、与中国学者讨论，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发表的成果富有创见、有深度，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在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英文期刊如《中国季刊》和《中国杂志》上发表文章。代表性的著作有：罗昌柱的《毛泽东的生平和斗争》(1981年)、郑钟旭的《新中国论》(1982年)、林薰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程》(1983年)、安炳遵的《中国现代化和政治经济学》(1992年)、徐镇英的《现代中国政治论》(1997年)和高正植的《现代中国经济》(2000年)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和企业由于认识到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而加大了相关的支持力度，有关区域研究的专业、研究生院、研究所及学会相继成立。在这种趋势下，1996年11月，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9所在汉城的大学设立了国际研究生院，并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些国际研究生院没有成功地实现培养国际化时代所需要的优秀研究人员的目标。研究生院的中国学专业各自设置了许多课程，其中政治、经济类的课程最多；其次为文化、区域研究、语言、历史等课程。在11所研究生院中只有4所将区域研究的方法论设为必修课，可见研究生院的中国学课程更强调实用教育。除了大学和研究生院以外，不少大学研究所也分担了培养中国学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