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中国研究
 
一、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二、 主要研究机构 
　　1.哈佛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 
　　2.哈佛一燕京学社 
　　3.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 
　　5.研究协会　
　　6.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一、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美国是对当代中国史最有研究的国家之一，很多成果相当深入，值得关注。总体来看，美国对当代中国史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奠基时期（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2个：历史学家费正清、社会学家傅高义 。这两位学者的贡献不仅是在于他们自己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于他们对当代中国研究所带来的整体影响。费正清引领实现了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的转型，而傅高义(Ezrat F. Vogel)则因培养了怀默霆、戴慧思和赵文词等诸多学者而蜚声当代中国研究学界。
　　除了费正清和傅高义以外，最早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还有两位学者，其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Franz Schurmann，其代表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其二是康乃尔大学的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和傅高义一样，他们在50-6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而且除了施坚雅的资料来源于1949年前在中国四川进行的田野调查以外，其他人都因为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而主要依靠官方的报纸及在香港收听的大陆广播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手段。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尤其社会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因此傅高义和Schurmann 等人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的极大影响。
　　2.确立时期（20世纪70年代）。进入70年代以后，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不仅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采取了新的理论范式，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由于此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已经日薄西山，这使得“大多数最聪明、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都自豪地宣称他们唾弃帕森斯的思想”，即不再将社会视为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的体系，这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研究视角；而在研究方法和资料的收集手段上，由于1970年代后大批的中国大陆移民从各种途径涌入香港，其中有许多人或是农民，或是下乡知识青年，或是工厂工人，再或当过红卫兵，他们带来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中国内情，这为西方学者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可能。这样，在70年代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都通过在香港访谈的方式来收集资料，这些研究大多在80年代初获得出版。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魏昂德的著作，它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香港对80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的长达532小时的访谈基础上写成的。
　　3.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受到此时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由于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而且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生活的相对宽松、文化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使得社会的力量壮大起来，第一次真正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田野研究和资料的收集。1979年后，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进入中国，其中包括政治学家裴宜理、历史学家黄宗智和孔飞力（Philip Kuhn）、社会学家戴慧思等人；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广东省政府更是在1987年邀请傅高义前往。他用8个月的时间访问和考察了广东的14个地级市、三个经济特区、70个县和大量的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有关广东发展的第二部著作《广东先行一步》。同早期的那本《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69年）相比，傅高义有关广东的新著作体现出此时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即研究者开始将自己的视野指向“过渡中的社会”的成长过程。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傅高义不仅分析了广东经济成功的原因，而且预测“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比先前更为丰富，而且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上，内容涉及农村改革、市场转型、社会分层以及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等。
　　4.繁荣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从80年代末开始，当代中国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造成当代中国研究发展的动力，一是来自社会力量内部的变化，如前述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观点的影响，二是来自80年代末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同时更来自于1992年后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中西方实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对接。中国学者或与西方学者合作，或按照当代社会科学最流行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研究中国和中国社会，使得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国而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局面，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就像赵文词所说：“我们目前比以往更多地与中国同事一起从事研究，而不仅以他们为研究对象。”198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成立之时，美国学者Michel Oksenberg的一封贺信说明了中国学者参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机构风起云涌，遍及世界各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加拿大，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没有这种研究机构。现在，你们总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样，对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都将大有助益。因为，世界性的当代中国研究，不可能想像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参加进来，而能取得理想成果。”
　　随着当代中国研究成为显学，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大为增加，许多论文开始出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刊物上，这预示当代中国研究不再是一个非主流的边缘领域。与此同时，在西方留学继而任教的中国学者也出版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也都获得了中国研究学界的承认。
　　目前，美国的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以基辛格博士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即中国通)，逐渐被新一代政治精英们取代，这些人有不少既是著名中国学专家，又是亲自参与或正在为美国制订对华政策出谋划策者。作为学者，他们要保持学术的“客观公正性”，但为了美国国家利益，他们又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上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因为他们是体制内(establishment)的政治精英，必须保住在精英集团中的位置，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美国研究中国涉及各个问题领域。如：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t F. Vogel)和 柯伟林 (W illiam C.Kirbty)、耶鲁大学史敬迁(Joanathan D. Spence)等人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问题研究有极高的造诣。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财政部东亚办公室副主任艾伯特·凯德尔(AlbertKeidel)、已故著名中国学家鲍大可、加尼福尼亚大学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主要关注研究现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些成为美国政府部门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兹别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哈理·哈丁(HarryHarding)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密歇根大学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戴维·兰普顿、已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等，他们不断活跃在国际国内学术舞台上，经常发表时政性评论，为消除中美之间的误解做了有益的工作。另外还有不少研究当代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的专家，如：华盛顿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卡耐基和平研究所的斯威恩等人，尽管他们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他们也主张中美应在军事发展战略层面进行对话。对许多著名的中国学家进行个案研究，使研究的“问题领域”十分鲜明，这是研究当代美国中国学的重要途径。研究美国中国学既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方法，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作全景式综合考察，又要特别关注对许多中国学家的个案研究。
　　任何事物都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两重性，在强调美国中国学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其推行全球战略服务的基本特征时，也应看到，研究中国有助于改变美国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识，让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通过美国中国学者的努力，让更多的美国人客观地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有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产生的消极影响,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