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当代中国研究
　  墨西哥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主要研究机构 

　  3.科利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APEC）研究中心
　　　　　　　　　　　　　　　　　　 墨西哥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对中国的关注较早，研究较多，是西半球除了美国、加拿大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国家。近些年来，墨西哥出现了“中国热”，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行列，公开发表和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墨西哥本国有着广泛影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9年），有墨西哥人到中国参观、访问，回国后报道介绍中国情况。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学者开始少量翻译和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如1950年，维森特·高斯（Vicente Gaos）翻译的《中华民族简史》于1954、1966和1978年三次再版，最后一次再版时的名字为《中华民族史：从起源到1967年》（Hisotia del pueblo chino: desde los origenes hasta 1967）。1959年，维森特·克拉维（Vicente Clave）翻译并出版了《中国人的思想》一书，该书原作者为法国的马歇尔·格兰奈特（Marcel Granet），此书重点介绍了中国的文字、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特别是《易经》、《四书》、《五经》等等。
　　 2. 1960～1979年，墨西哥翻译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也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撰写了少量的专著，发表了少量的文章。墨西哥学者翻译和出版的书籍主要有：
　　（1）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如《人民中国及其经济》（1961年）、《中国的生活》（1964年）、《当代中国：河的另一边》（1965年）、《中华帝国》（1973年）、《人民中国》（1977年）、《1949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独立、现代化和革命的影响》（1979年）等等。
　　（2）介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66年）、《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1966年）、《中华民国（1911～1949年）：民族主义、战争和共产主义的崛起》（1971年）、《走近中国》（1972年）、《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972年）、《革命战争》（1971年）、《中国革命》（1973年，选译自托洛茨基的法文版《列宁后的国际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简史》（1976年）、《1840～1927年的中国革命》（1976年）等等；（3）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献选编》（1971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1972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1979年）等等；（4）关于毛泽东，如《毛氏真理》（1967年）、《毛主席语录》（1973年）、《历史中的毛泽东》（1980年）等等。
　　 这些译著对墨西哥了解中国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也为学者们研究中国问题奠定了初步基础。
　　3.1980～1990年是墨西哥当代中国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学院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初步形成了一支研究中国问题的队伍。由于是起步阶段，因此，无论是翻译的著作还是研究成果都不是很多。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的工业组织》（1981年）、《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989年）等。主要著作有墨西哥学院亚洲和非洲研究中心的罗默·科奈郝（Romer Cornejo）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趋势》（1986年）。史学家和自由作家费尔南多·拜尼特兹撰写的《中国之船》（La Nao de China, 1989年），是其中的重要著作之一。继5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他于80年代初第二次访问中国。《中国之船》一书介绍了16～19世纪中国商船前往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航海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1989年的政治形势以及东北、北京、华东、华南的一些城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上海附近的一个农村公社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介绍了这个公社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以及与50年代初相比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4.20世纪90年以来，是墨西哥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墨两国交往的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大大促进了墨西哥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一支研究队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墨西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有50多人。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在墨西哥学术界、政界及产业界有着重要影响。
　　墨西哥的学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通过研究中国改革来对比中墨两国的异同是其研究的重点。
　　如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教授，多年来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已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中国的第二轮经济改革》（199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及其经济增长：市场之路》（1966年）、《1979～199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改革及其对外贸易的演变》（1997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现状及展望》（1999年）、《20世纪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21世纪的成就与挑战》（2001年）、《经济制度改革与外向型发展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的异同（1980～2000年）》（2002年）等等。他的代表作《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3] （2003年）一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和分析，通过与墨西哥的改革相比较，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有三个基本原因：第一，中国的改革是循序渐进式的，而墨西哥的改革是突飞猛进式的；第二，绝大部分中国百姓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好处，生活和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而墨西哥则不然，改革以来的贫困人口不减反增；第三，中国政府在改革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墨西哥政府则丧失了应有的功能。
　　罗默·科奈郝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闻名，发表的主要论文有：《中国的经济特区》（1985年）、《乌托邦及其对中国政治改革的限制》（1986年）、《中国政治改革的制约因素》（1987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1996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与挑战》（1999年）等等。1993～1999年，他在墨西哥学院《亚太》杂志开辟“中国”专栏，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中墨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状况的论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玛丽亚·戴莱莎·罗得里格斯·罗得里格斯，也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论文有《1949～1986年中国计划体制的制度变化》（1987年）、《中国的经济改革：由社会主义经济走上市场经济》（1995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1998年）等等。她与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另一名研究员、教授伊莎贝尔·卢埃达·培伊罗合著的《面对全球化的中墨成衣业》[4]，是一部在墨西哥产业界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此外，矣亥尼奥·安吉亚诺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从近期的经济改革走向后邓小平时代》一文，2001年主编了《当代中国：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设》一书。2003年10月，墨西哥国家对外贸易银行行长何塞·路易斯·罗默洛·伊克斯应墨西哥对外贸易协会中国—墨西哥分会的邀请，做了《中国：挑战与机遇》的报告；2004年5月和9月，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驻墨西哥办事处公布了其研究报告《中国：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机会与经济挑战》。
　　除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中墨关系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状况也是墨西哥学者关注的领域。如玛丽亚·戴莱莎·罗得里格斯·罗得里格斯的著作《中国的20世纪》，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1992年，罗默·科奈郝与玛丽塞拉·高妮丽合著了《中拉关系的源头与发展》一书，概述了中拉关系的发展脉络。该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与拉美的交往史、中国与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情况以及在拉美地区的华人，第二部分介绍了1950～1970年中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第三部分介绍了1971～1990年的中拉外交关系，第四部分介绍了拉美在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地位，认为中拉经贸领域的竞争大于合作。1994年，罗默·科奈郝又与弗罗拉·波顿合著了《同居一室：中国的传统家庭及其危机》一书。
　  墨西哥在当代中国历史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国立墨西哥自治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玛丽亚·戴莱莎·罗得里格斯·罗得里格斯的专著——《中国的20世纪》。该书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又富有变革的世纪。通过简述20世纪中国革命和变革的历史，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克服自身的困难和问题，有能力提高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后还能继续执政的根本原因。同时，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挑战，如：“自由主义的‘污染’”，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类似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方式日益威胁其执政能力；资源短缺、污染和环境破坏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地区发展的不平等既制约着经济增长，也威胁着社会安定；能源短缺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等。该书在墨西哥发行量很大，影响广泛。 在矣亥尼奥·安吉亚诺主编的《当代中国：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设》一书中对集中体现墨西哥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该书共6章，分别论述新中国50年的建设史、第8～15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及历届党代会的主要决策、新中国50年的外交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农村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该书将新中国50年的历史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1949～1978年）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二个历史时期（1979～2000年）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介绍了改革的成就和改革带来的问题。对于新中国50年的外交史，则分5个阶段进行研究，即1949～1969年（中苏关系）、1970～1976年（政治开放）、1976～1982年（转型时期）、1982～1992年（邓小平时代）和1993～2000年（冷战后的中国外交政策）。论述较为系统、全面，是墨西哥当代中国史研究方面的一部代表作。
　　从总体上看，墨西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值得肯定的，主流观点较为客观、准确，在墨西哥及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影响是积极的。对待墨西哥学者所进行的中国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看到其客观、积极的一面，也要注意其偏颇的观点、研究的不足，并对其进行科学、辩证的评述、分析。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墨西哥乃至拉美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加强中墨两国学术界的交往和交流，促进双方的互相了解，以进一步引导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走向客观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