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中国研究
 
一、 日本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二、 主要研究机构 
　　1.中国研究所 
　　2.现代中国研究会 
　　3.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4.亚洲政经学会 
　　5.东方学会　
　　6.日本中国学会 
　　7.“日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 
　　8.日本台湾学会 
　　　　　　　　　　　　 　 一、 日本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日本的中国研究一直受外部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说，这些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美苏冷战不断加剧的时期诞生的，并宣称自己属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日本却在战败之后处于美军占领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为美国封锁中国的政策效力。当时，日本分保守和革新两大阵营，舆论分接受和敌视社会主义中国两大观点，研究人员分“亲华”和“反华”两大部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恢复往来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日本侵略中国历史问题的影响。战败之后，日本许多中国研究者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工作曾帮助了侵略战争，因而陷入了深刻的反省与自责之中。这对他们研究社会主义中国产生了影响，他们对中国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客观分析就是批判中国。这至今影响着日本学者对中国的认识。第三，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影响。
　　日本的中国研究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领域，即明末清初前的中国研究称为古代中国研究，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研究称为近代中国研究，此后的中国研究称为现代中国研究。但这种划分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时间划分，有的学者将近代中国的下限延伸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有的学者则喜欢用“近现代中国研究”一词，省去了将二者区分开的麻烦。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称“近代中国”指“鸦片战争以后到现在的中国”，将1840年到现在的这段历史时期统统归于“近代中国”范畴。在日本影响力颇大的“现代中国学会”，将“现代中国研究”侧重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
　　从中国研究的发展轨迹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对中国研究大约每10年可以划分为一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其时代特色。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在美苏冷战加剧和美日封锁中国的国际背景和深刻反省侵华战争等背景下，日本的中国研究呈现亲华研究与反华研究相对立的局面。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这个时期，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而世界局势则是动荡不安，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对立和“文化大革命”，日本的中国研究无论是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政治立场上分歧都相当大。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和田中角荣首相相继访华，亚洲的战略关系发生了变化。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减轻了日本学者身上的政治压力和历史问题的压力，学者们开始对中国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探讨“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开始影响日本。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真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中国研究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中国研究获得大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日益活跃，学者们纷纷到中国访问，使日本学者对中国的许多问题有了实际接触和感受；另一方面，是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大增，1979年，中国重新开始公布中断了20年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学者对中国的状况了解更多。小宫隆太郎、渡边利夫等日本经济学家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模式加以研究，中国研究的范围在日本进一步扩大，成果日趋丰富。
　　第五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日本学者的预测。台海出现了紧张局势，日本开始担忧中国的强大，中国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最明显的有两点：其一是比较研究增多，探讨中国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其二是开始关注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在年轻的学者中，研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民族问题的人明显增多。
　　与美国相比，日本在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水平较高，但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微观方面，宏观方面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同日本在许多方面逐渐接近，这使一些人对中国的兴趣降低。
　　由于日本目前的研究体制与组织并不完善，为提高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水平、整合各种研究资源、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2007年，日本人类文化研究机构联合相关大学与研究机构制定了一项为期5年的“当代中国研究”计划，开始实施“现代中国地域研究推进事业”。
　　　　　　　　　　　　    二、 主要研究机构
　　1.中国研究所
　　中国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1月20日，并于1947年得到日本文部省认可，以社团法人形式发展至今。
　　中国研究所在日本学术界的简称是“中研”。于1945年10月开始筹备，从日本宣布战败到中国研究所成立，时间不到半年。中国研究所的成立使大批因战败后的社会混乱而濒于散失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历史资料得以有效地保存，同时也聚集了大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研究所成立初期，在这里工作的既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学者，也有在侵华战争时期协助过军国主义的文人，不管是哪类学者，均对日本的侵华战争深感自责和反省。这成为中国研究所成立时期的一个特点，同时也对研究所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中国研究所实行会员制，正式个人会员每年缴纳会费2·4万日元，研究会员缴纳9600日元，企业团体会员缴纳10万日元。研究所现有130名正式会员，研究所的经费基本上是靠会费和企业赞助，会员们在所刊上发表文章没有稿费。尽管如此，研究人员仍然积极投稿，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中国研究所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46~1950年是研究所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成果，但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1~1972年是中国研究所的事业不断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增设了图书馆，开办了汉语学校，还编辑发行了《中国研究月报》、《中国年鉴》等。“中研”紧跟中国局势的做法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不断受到质疑，并因此有了“亲中派”的称号，这使得它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多少受到了影响。“文革”时期和中日建交后，中国研究所的影响力相对减弱。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研究所经过调整，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批老的学者以对历史负责、对推进中日友好事业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大力推进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他们为这个事业投入巨大精力，不仅不索取报酬，还注入个人财力支持。目前，中国研究所下设经济研究会、日中经济交流史研究会等几个研究小组。现代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等是其研究重点。
　　出版物：
　 《中国研究所所报》：1946年7月《中国资料月报》创刊。1947年，《中国资料月报》更名为《中国研究所所报》，后又改称《中国研究月报》，并沿用至今。该刊刊载学者们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及有关中国问题的资料。
　　2. 现代中国研究会
　　与中国研究所有密切关系的“现代中国研究会”成立于l951年，在中国革命胜利和战后民主化浪潮中，探讨新的历史观。现代中国研究会在战后初期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会员人数不多。l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随着中日关系的稳定、汉语教学和研究人数的增加，学会的人数有了较快的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末，会员人数300余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关心中国的人数迅速增加，为适应形势的发展，现代中国研究会于l993年更名为“日本现代中国研究会”，研究对象限定在“当代中国”范畴内，研究领域涵盖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语言、文学、历史、教育等各个方面，到2004年1月，学会会员已增加到近800人。
　　3.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在日本，近年来最活跃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当属设立于爱知大学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该中心是日本文部省2002年启动的“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COE工程”之一，是以爱知大学中国研究专业博士课程为核心形成的现代中国学国际性研究教育机构，与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的主要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相互形成远程多边的教研交流系统。
　　爱知大学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之一。该校的前身是1901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上海建立的东亚同文书院(后改称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停办，1946年以此为基础在日本爱知县创立了爱知大学。该校自建立以来一直坚持重视中国和亚洲的学术传统，建校伊始即相继在法律系设立了中国政法专业，在经济系设置了中国文学、东方历史、东方哲学等专业。1948年创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也是以现代中国为中心，广泛研究亚洲、中欧、东欧、西欧、北美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1991年该校研究生院增设了日本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中国学专业(1994年设博士课程)。1997年4月该校正式成立现代中国学院，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院系。学院成立后组建了现代中国学会，开始出版《中国21》杂志；在培养学生的同时组织了多项研究活动，为在日本建立一个以当代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体系作出了努力。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是该校现代中国学院知名教授加加美光行。他在谈到成立该中心的宗旨时指出：在西方，古典中国的研究一向被称为“汉学”，而当代中国的研究作为学术体系长期未能得到承认，一般只称为“中国观察(China Watching)”，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国际上一般不叫做“现代中国学”(而对日本却有“现代日本学”)。爱知大学创立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就是要进一步突破世界中国研究现状的此类弊端，推进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学界与中国国内学界之间高水平的和真正平等的学术对话，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对中国展开研究的独立学科--‘现代中国学’；并力争在这一尝试中培养出具有较高水平的国际交流能力与理解能力的现代中国学的专门人才，从而为繁荣学术和东亚及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做出贡献。”
　　为此，该中心设想将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国内，计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设置该中心在中国的研究基地(分中心)，并从日本国内外招收博士课程研究生，培养现代中国学的专家，就现代中国学的研究和教育建立世界各国共同的学术评价基础。
　　在研究方面，该中心与海外合作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者们共同组建了“现代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现代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圈”、“中国与亚洲·世界文化共生”、“现代中国政治和亚洲·世界和平”、“现代中国和亚洲·世界的人口环境”5个专业领域的研究会，每年召开一次综合各领域的国际研讨会，采用远程会议(RMCS)方式与中心的海外基地同时进行学术讨论，然后将研讨会的成果用日文、英文、中文3种语言编辑成报告或文集出版。
　　为支持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教育和研究活动，爱知大学还同日本国内外各合作大学共同协作，建立了涵盖日本全国及世界各地的现代中国学综合数据库。
　　4.亚洲政经学会
　　日本规模最大的区域学会组织是“亚洲政经学会”，会员已超过了1000人。其中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占52%，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占30%，研究南亚问题的占7%。而在研究东亚的学者中，近9成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
　　5.东方学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整顿、重组学术机构团体时，日本外务省于1947年成立了“东方学术协会”，替代了日华学会，后又于1948年将“东方学术协会”更名为“东方学会”。当时会员人数为409人，分两个支部，东京支部260人，京都支部149人。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东方学会有会员1560人，由研究中国问题、朝鲜问题、蒙古问题、印度以及东南亚问题、中亚问题、西亚问题、日本问题的学者组成,其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占多数。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经济、民族、民俗、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等,涵盖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出版物：
　 《东方学》(半年刊)：1951年，东方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东方学》至今已发行了100多期。主要刊载研究东方各国历史、文学、思想、考古等学科的学者的论文，论述日本东方学的发展状况，包括岸本美绪、池田温、滨下武志、山田辰雄、小南一郎、丸山升、沟口雄三等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纷纷在刊物上发表文章。
　 《东方学论集》：1954年在外务省资助下出版，1955年度第3辑停刊。
　 《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1957年出版）
　 《东方学论著目录》（1967年）
　　6.日本中国学会
　　学会成立于1949年，是日本全国性综合研究学会。目前有会员2000多人，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学、汉语方面的研究。参加该学会的不仅有大学的研究人员，还有高中的老师，他们在汉语教学与研究方面非常活跃。日本中国学会的会刊是《日本中国学会报》，每年发行一次。学会还设有“日本中国学会奖”，每年评选出两名获奖者，一名是发表哲学方面优秀成果的研究人员，另一名是发表文学、语言学方面优秀成果的研究人员。
　　出版物：
　 《日本中国学会报》（年刊）
　　7.日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
　　该学会的历史较短，其前身是“东京大学中国哲学文学会”，简称“东大中哲会”。1985年6月，“东大中哲会”改名为“东大中国学会”，1993年1月1日改为“中国社会文化学会”。该学会虽成立时间较晚，但很有时代特色。不仅吸收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以及法律、经济等社会科学专业的人员，还吸收了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员，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可以加入该学会。而且会员并不局限于日本学者，还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相关学者，是一个具有国际特色的学术组织。该学会已有1200余名会员。
　　出版物：
　 《中国---社会与文化》
　　8.日本台湾学会
　　1998年成立，主要对台湾的历史、经济、政治等问题展开研究。目前，该学会有会员300余人。
　　出版物：
　 《日本台湾学会报》。
　　（孙翠萍根据李文、康俊梅：《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简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及何培忠研究员在《国外社会科学》公开发表的几篇论文的相关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