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中国研究
　  英国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主要研究机构 

　  8.达累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
　　　　　　　　　　　　　　 英国当代中国研究概况
　　英国在17世纪中期开始对中国的研究，当代英国拥有23个研究中国学的主要机构。
　　20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重视当代中国的研究。伦敦大学出版的《中国季刊》成为西方最早出版的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刊物。1965年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中国学系，1968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成立，1963年拉铁摩尔在利兹大学创立东亚学系。重要著作有怀特的《骑虎难下：毛泽东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意义》(1993年版)，本尼威克等的《九十年代的中国》(1995年版)，西格尔的《中国正在改变形象：地区主义与对外政策》)(1994年版)，迪克·威尔逊的《毛泽东传》(1980年版)等书。
　　英国当代中国史研究能够较为冷静地描述中国社会文化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较为客观的研究和评价。英国的中国学研究者们大都是接受了西方的学术研究理论和方法论训练，在治学和行文中表现出了较为专业的学术素养。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到：
　　一、英国研究者的立场虽然可能显得较为客观，但不一定公允合理。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早就指出，即便在一向以“科学精神”自诩的自然科学领域，也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理性，研究者的观察当中总是渗透着习惯的旧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文化这样一个物质与精神文明综合连续体的“他者”，没有长期的切实生活体验和审慎的理性辨证反思，英国研究者能否做到胡塞尔所言的那种理智直观，更是从根本上值得疑虑的事情。总体说来，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是无法避免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先在之见的影响的。事实上，有些研究在科学主义外貌之下掩藏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取向。比如，对于邪教问题、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重大中国政治法律课题，有的研究者自以为站在了绝对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掌握了绝对真理，而忘记了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无法避免的价值取向问题，甚至全然不顾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理念与追求，对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丝毫不加掩饰。这是当代中国学人在参考西方学界同仁论著的时候应当特别予以警惕的一点。
　　二、过分注重现实局部，忽视历史全局；过分注重工具理性，忽视思辨理性的作用，也对英国的中国学研究造成了不良影响。由于现当代学术界条块分割严重，各学科划疆而治，壁垒森严，甚至在同一领域之内，由于讲究不厌其烦的精细化和专门化研究，同一学科名下的不同学者之间也隔膜严重，难以相互理解；其他如研究经费、资助的获取等等现实因素导致研究者拘泥于某些层面的问题，而难以拓宽和加深研究视野，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英国缺乏李约瑟那样崇尚一时的中国学大师级人物。这造成了其中国学研究的碎片化现状和更为严重的长远不良后果：当研究者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全局缺乏较为完整的了解和理解时，其局域性研究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深度、能够走多远，都是令人质疑、需要深思的事情。再次以英国学者热衷研究和议论的中国政治法律问题为例。现行的主流治学倾向是：追随中国政府工作重点的阶段性转换，选取东南沿海、西部地区，或者华北、东北某地市的某一行业、企业或者某（些）乡镇、农村、个人，进行一定时间的实地考察，收集现实数据，之后进行分析、归纳和推演。这种突出现实局部性的调查研究常常同时也带有唯方法论、唯技术论倾向，在“让具体事实说话”的同时，忽略了更高、更深层面的东西。从发生学上讲，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与其更大的历史文化传统融溶无间、相伴相生的。因此，对中国局部现实问题的理解与解决决不应限于微观层面的就事论事，而要结合更宏阔的历史文化语境才能获得较为全面的概念，提出更具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关于这一点，钱穆先生早在1950年代就已指出：“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个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与其他国家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状况相比较，英国的历史系中几乎没有中国学专家，一些系之所以涉及到中国，是其他主题研究相关，学者利用英文文献资源从事有关中国研究的非常之少。即使是利兹大学，在海特报告发表后于60年代在历史系设置了一个中国学职位，但在这位学者退休之后，没有安排其他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来接替 (该校的东亚研究系也没有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诺丁汉大学、谢菲尔德大学，还有利兹大学关于中国或东亚研究的学者都来自中国和美国，大多数投稿人也身处美国；在2001~2003年《中国研究》各期刊登的48篇论文中，60%的作者在美国从事研究，13%在澳大利亚，25%在世界其他国家，只有2%在英国。《中国季刊》在同一时期刊发的115篇论文中，美国学者的成果占45%，澳大利亚3%，其他地区的论文占42%，只有10%在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