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更多海外学者的目光，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领导力量、重大挑战等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并据此探讨了新的时代条件下与中国交往的策略方针。中共十八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3、2014年的“两会”等均为海外学者提供了进一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好契机，他们写了大批介绍和评论性的文章，召开不同规格的学术研讨会，着手相关课题的研究，提出一些新思想、新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会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将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首先，中国将开始一个新时代。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认为，中国将开始一个新时代：中国30。毛泽东时代是中国10，那是混合了计划经济、列宁主义政治制度和世界革命外交政策的烈性鸡尾酒；邓小平时代是中国20，经济上主张出口导向型增长和经济外交，政治上追求稳定和精英共识，外交上实行韬光养晦策略，努力营造一个和平环境；随着中共十八大的结束，中国将开始一个新时代：中国30。他预测，中国30时代的变革将会异常剧烈，正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和1979年中国开始市场经济时那样。这种观点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要迎来的革命性变革。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依然会沿着邓小平设定的路线向前走，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如美国学者斯拉·沃格尔认为，十八大后，所有迹象均表明北京会继续奉行邓小平的路线，不会对既有体制进行重大调整，但会继续改革。他们既强调新时期中国可能发生的重大变革，又强调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连续性。
其次，中国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一届中央领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寓于中国梦之中，海外学者对其积极意义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中国梦使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具内涵，也更为科学合理。关于中国梦的主体，法国参议院副主席拉法兰强调中国梦是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之间的一种平衡。美国学者劳里·伯基特认为，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中国梦时还是一种比较模糊的表述，如今，它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普通民众心中。
就中国梦的内涵，海外学者一般认为它包含着发展经济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内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印度新德里政策选择研究中心主任古鲁斯瓦米、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中国小组成员拉纳德也认为，中国梦表明中国仅仅经济第一是不够的，中国人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稳定、安全、公正的社会，希望人人都有发展机会。他们的研究与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格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就中国梦的国际影响，多数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将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认为中国梦是和谐之梦、和平之梦、发展之梦，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期待中国在未来全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呼吁美国不要把中国视为威胁，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更广泛的地区而言是件好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总理也认为，中国快速崛起不是威胁，一个强大有力、蓬勃发展、和平共处的中国除了给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也会为区域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进行了积极评价。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王正绪指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在选举期间努力争取人们的政治捐款和选票的组织松散的政党，她有能力继续领导中国向前发展，而且普通民众对其能力仍然有信心。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斯坦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认为，虽然现在对中国新领导人的治理风格和方向进行判断还为时尚早，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都受过良好教育，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只要领导人头脑清醒，胆大心细，勇往直前，前途应该是光明的。总体上看，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保障，能够在未来继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
其次，中国共产党存在潜在的危机。
海外学者还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和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认为，中国社会更加多元化，而中共领导人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权威在递减，因而面临建立共识等挑战，因此，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于中国正面临的社会转向意义重大。李光耀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除了多党制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
可见，海外学者在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也看到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忧患意识，以及为保持党的纯洁性而进行的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海外学者在普遍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进一步的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反腐败、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
首先，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海外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进入一个重要关口，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挑战。美国前驻华大使、中国问题专家芮效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的最大挑战。他说，1970年101个被认为是中等收入的国家，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长期保持至少66％的增长速度，但2030年后中国的平均增长率将降到仅22％，而且未来十年劳动人口减少必然带来工资上涨，这令中国更加接近中等收入陷阱。其分析虽然未必符合中国实际，但对我们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认为，中国目前有一个十来年的社会建设机遇期，建设好了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就像其他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那样，长期停留在人均GDP四五千美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无望，政治不稳定，社会没秩序。
其次，反腐败问题。
反腐败问题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关注。马凯硕认为反腐败是中国最迫切的挑战。他认为人们最担心的就是腐败，如果中国在反贪腐方面能够有新加坡的效率，中国的政府将会非常稳定；反之，如果人们对政府失去信任，就会非常危险。对于这一重大挑战，多数海外研究都强调了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决心与力度，但也有些研究对某些部门的不实之举进行了尖锐又中肯的批评，如英国就有媒体说，“中国正团结一致假装送礼之风已刹住”。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毒瘤，反腐败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第三，民族主义问题。
近来，民族主义是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新特点、表现、性质、国内外源流等进行了诠释和解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认为，亚洲各国新上台的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倾向民族主义。尽管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也存在民族主义倾向，但他更强调日本的民族主义以及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及其影响。芮效俭认为，经济快速增长而催生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新时期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领导人既要维护与重要邻国的关系，又不能使国民认为政府未能恰当地维护中国利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对中日领土纠纷在中国引发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民族主义情绪”陷阱。他认为，在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和实施改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情绪是很危险的，因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没有明确界限；世界经验表明，在向大国推进的过程中，爱国主义情绪都会相应高涨，中国领导人面对一些民众对强硬外交政策的呼声，需付出巨大努力。
第四，其他挑战。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转型。美国《财富》周刊的文章说，“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政策在中国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关键看新一届政府是否能为了国家和自身的长治久安切实行动起来。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中国需要将生产驱动型经济转变成消费驱动型经济，从注重数量转变成注重质量，从纯粹的生产转变成创新。
也有学者强调两极分化、价值危机以及法治建设、国际关系等方面带来的挑战。德国的托马斯·海贝勒认为，日益分裂的社会、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日益增大的影响、严重的价值危机、缺乏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法制改革的僵局以及权力制衡的缺乏都是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即中国能否过渡到一个法律真正起作用的体制，这对于中国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来说十分重要，但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提出，户籍制度改革、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等都是对中国的挑战。德国联邦议院德中议员小组主席普夫卢格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是团结和凝聚整个社会；另一方面是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实力，在国际社会中成为负责任的超级大国。郑永年也认为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处理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急剧增强的全球影响力。总体上看，随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海外学者对中国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对近来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总体分析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也在不断调整与变化。近来的研究从整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
首先，海外研究队伍在发展壮大。
海外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群体从原来以历史学、政治学的专家为主，已经扩展到上至国家政要，下至媒体、商界，多途径、多种身份的人加入其中。反映出海外对该领域研究的广泛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海外学界异军突起的华人、华裔学者，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等。他们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并留在海外高校或研究机构工作，近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领域脱颖而出。他们的母语是中文，成长于中国，了解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受过较长时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统教育，又经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的训练，他们的研究态度和研究倾向与海外本土学者有所不同，其研究成果值得关注。除了众多的智库，海外很多高校纷纷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等机构，相关刊物和专著也日益增多，其研究成果中有不少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其次，海外对中国现实问题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反应迅速。
当今社会，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学术交流愈加频繁并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的了解更为及时，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也呈现出更强的时代性特征。中共十八大及2013、2014年“两会”之后，海外紧接着就出现对中国梦以及相关会议主题的大量研究成果。尽管有的看法还比较肤浅，但也有不少学者是在长期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对中国新一届政府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判断与预测。
第三，海外研究显示出一种矛盾心态。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方面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从而使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削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与追问的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分析与预测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他们发现，一味唱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并不能改变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对中国进行冷静客观地分析更为重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面前，他们一方面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又对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与诊断。尽管他们对症状的把握及开出的药方未必准确，而且他们的研究大多是为了服务本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但也从局外人的眼光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善意、积极、客观的，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全面了解，其研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这集中体现在对中国梦的认识上，这也提醒我们向海外正确解释中国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至于有些研究中的歪曲和不实之处，则需要我们给以回应和澄清。
总体上看，在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热议。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要以开放的学术环境、广泛的研究领域和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展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摘自《新视野》2014年第6期，原文约94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