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尚庆飞，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46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问题研究”(10AZD001)。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及其所引起的危机效应，拉美国家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走向破产与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共同推动了欧洲左翼社会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走向衰落，反而因为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国外众多学者的理论视线。一时间，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问题的研究，成为国外学术界的重要理论关切。本文拟从对新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相关阐释入手，着力勾画出在此问题上国外研究的基本理论轮廓，以期为深化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 

　　可以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经历的道路，既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又区别于西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模式，并未如其产生之初所遭受的诟病与攻击所预想的一般走向困境的迷途，也未在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话语霸权的夹击之中走向衰败，而是呈现出另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国外学界对“中国道路”的关注，与这一道路的不断展开、成熟之间保持着同频共振的关系。换言之，在“中国道路”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国外学者始终保持着密切的理论注视与动态跟踪，并且随着这一道路成就的不断增强及其所散发的理论光谱之增强，国外相关研究的聚光灯更是呈现出同频增亮的态势。新世纪以来，国外学界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主要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关于“中国道路”的属性界划问题。国内主流学界一般倾向于将“中国道路”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1]9-10。但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理论倾向，在此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认识与判断。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概括为“新权威主义道路”。诸如，傅高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是由邓小平个人所塑造的，因为邓小平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且拥有最终决定权[2]641；还有学者在理论上否认“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本质上不外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诸如，哈维在对新自由主义历史发展的梳理过程中，明确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界定为“日益将新自由主义要素与权威主义的中央控制交叉结合”的“特殊的市场经济”[3]137；与此相反，国外有学者尽管承认“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但明确将其界划为“后社会主义道路”。诸如，德里克反对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行单一化或意识形态化的理解（资本主义复辟或全盘肯定社会主义的两极对立），认为“中国道路”在本质上是一种“后社会主义”，即“竭力保持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共同目标的模糊信念，同时又否认它在当前的社会政策中具有任何内在的决定作用”[4]。当然，较之于在“中国道路”是否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二元划分上的对立性意见不同的是，国外有学者提出了“另类发展道路说”。他们赞成波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亚当·沙夫的观点，反对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范畴中定位中国发展路径问题，因为中国处于大变革的时代，诸多变量决定了无法明确界定这一发展道路，其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式制度[5]。 

　　第二，关于“中国道路”特征的理论概括。“中国道路”究竟由何种因素构成、又呈现出何种个性化特征，构成了国外学者的一个重要理论聚焦点。他们从不同维度出发，对“中国道路”的特征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透视。从经济层面而言，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显著的经济成就，使得从经济维度出发概括“中国道路”的特征构成了国外学者研究的首选项。大部分国外学者都承认中国经济运行方式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特征问题，但是在具体形式或性质的界划上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翻版”；但也有论点认为，中国30余年经济运行模式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复活”，持这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学者阿里吉[6]3。当然，尽管存在着新旧自由主义之争，但国外学者都对中国经济运行中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表达了充分关注。从政治层面而言，尽管在一些西方学者或政治家那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并未遵循所谓西式民主道路，因而似乎并非是民主的发展模式。但在国外另一些学者看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存在着其内在不容忽视的特殊性。诸如，国外有学者提出“协商式列宁主义”来概括当代中国政治，认为中国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入了协商式民主，从而激活列宁主义以推动制度的革新[7]。当然，还有学者以文化层面为切入点来概括“中国道路”的特征，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最近30余年历史发展的路径，构成了国外学者观察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所谓“儒教资本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理论标签也时常被观察者粘贴在当代中国问题之上。 

　　第三，关于“中国道路”显著性发展的原因分析。如前所述，“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为国外学者所重视，要归结于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搁置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外大部分学者都对“中国道路”及其成就从不同角度给予肯定和认同，具体有如下几种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说”，这种观点首先承认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问题，并认为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内在优越性构成了“中国道路”显著发展的内在原因[8]。二是“毛泽东时代奠基说”，这种观点首先对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之间的连续性保持高度尊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从根基上无法离开毛泽东时代所提供的重要保障。甚至有学者认为，“毛主义”的经济政策并非是罗曼蒂克式幻想，而是为“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支撑[9]686-692。三是“共产党领导保障说”，国外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就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保障了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与有效性，而且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与实施政策过程中从“地方试验”到“国家政策”的动态性[10]。 

　　二、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逐渐成为当前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研究可以大致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谱系及其定位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其独具的“特色”，构成了西方学者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谱系，存在着“连续论”与“断裂论”的对立观点。大多数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连续性，但同时这种连续性又呈现出深刻的转承性。也就是说，在国外学者那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元素或构件，诸如党的一元领导地位以及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等，但同时又引入了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新要素——资本主义色彩。诸如，美国学者郭苏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是走向资本主义，而是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市场社会主义说”[11]。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继承性，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断裂，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谱系中的定位问题。诸如，马丁·哈特与保罗·伯克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导向资本主义，是“利用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12]。这里，可以对国外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做一个大致的理论界分，即持“连续论”观点的学者许多都是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理论反抗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无疑吸引了他们的理论眼球、充实了他们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资源；而在持“断裂论”观点的学者那里，除了传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学家之外，传统激进左派（甚至带有一定教条主义色彩）基于固守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往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持较为严厉的批评态度。 

　　另一方面，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在西方学界，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被提出之后，便始终存在着关于其与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关系的理论辨析与争论。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定型化表述（毛泽东思想并未包括在这一理论体系之中，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起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性理论而加以坚持）与习近平总书记“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判断提出之后，国外学界再次掀起了对此问题讨论的热潮。只不过较之于国内学界主要从“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等维度阐释两个阶段之间连续性不同的是，国外学者由于自身政治立场、理论偏好等方面因素的差异，使其相关阐释呈现出鲜明的异域特色。尽管由于特定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的限定，使得在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关于两个30年之间关系是相互断裂或对立的判断仍有出现，但较之于以往大部分都认为二者处于割裂状态之中，当前的学术研究经历着较大的转型，更多海外学者从不同维度看到了上述两个阶段间的密切关联。诸如，海外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将理论研究视域转向从日常生活维度——社会文化史视角阐释两个时代之间的关联性，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裴宜理用毛泽东的“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来比拟毛泽东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13]1-3。再如，加拿大学者齐慕实侧重于从“作为日常生活的毛主义”来理解两个时代之间的连续性，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创制（单位、户口等）仍然对后毛泽东时代产生着持续性影响[14]18-26。可见，这种研究主要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性解读入手，通过从下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维度出发透视毛泽东时代的“无形影响”问题。 

　　三、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从相对贫穷落后状态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置于中国经济建设耀眼光谱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也成为海外学者研究和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实际上开辟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结合的先河，这种经济运行方式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在现实经济运行层面又呈现出特定的优势。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问题。从最直接的概念界定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被化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概念表达具有很明显的社会主义意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适当引入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以调动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是社会主义的“体”辅之以市场经济之“用”。但在国外部分学者那里，这种“嫁接”“结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被误认为将最终倒向资本主义。诸如，麻省理工学院黄亚森认为，尽管政府仍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实现资本主义化，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15]。上述关于“中国道路”属性界划中提及的哈维“新自由主义变型”与阿里吉的“斯密在北京”，共同主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属性”，但在如何界定这种“资本主义属性”上存在分歧，在究竟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存有争议。当然，与持资本主义属性观点相对立的是，有部分学者仍然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问题，诸如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强调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方式与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的关联性。诸如，韩博天与裴宜理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很难与毛泽东时代相脱离，都未摆脱社会主义的规约，毛泽东的“游击战风格”仍然影响了当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行[13]3。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问题。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尽管坚持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但政府在整体经济运行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调控作用，因而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在危机中借助政府强有力宏观调控实现率先复苏，这一点更是引起了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兴趣。尽管国外学者在指认中国政府具有强大调控力方面是不存在分歧的，但从这一相同的基础出发却引出了不同的结论。布里默认为，当前存在自由市场模式与国有资本模式两大类型，中国政府强大的调控能力意味着自由市场的终结，中国式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16]。也有学者剔除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将中国式市场经济明确划入新自由主义经济阵营，这其中以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的相关阐释为代表。当然，阿里吉在此问题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式市场经济并非新自由主义的产物，而是复归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市场经济形式，因为政府仅仅是利用市场作用经济治理的形式。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呈现出一种创造性与共生性的相互关系，因此，这种经济发展形式是一种“第三条道路”。诸如，彼得·诺兰明确反对中国“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观点，他认为中国2000多年一直在进行一条“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当前中国的实践其实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冲动的可能性替代[17]。 

　　第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是中国30余年改革的重心，其目的是为了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构成了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维度。国外学者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导向问题。这里存在着背离社会主义与坚持社会主义的两种对立观点。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为，中国引入资本与市场必然会导致向资本主义的复归。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诸如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破哲三，他严厉批评了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导向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类似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阶段[18]。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这里存在着循序渐进论与阻碍论观点的对立。前者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持有理论亲近感的学者中，诸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关于中国改革的“三步走”战略设计的论断，他认为中国改革因为自身历史与现实原因的限制，必须遵循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循序进程[19]3-4。而持阻碍论观点的学者主要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成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的阻碍。当然，在上述截然对峙的观点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声音，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并不矛盾，政治改革始终伴随着经济改革而进行。“政治变革的要素一直伴随着经济改革和经济自由化。政治的经济化，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将经济目标移入政治行动的中心。”[20]48 

　　四、国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 

　　在西方政治学家的理论预设中，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缺陷”，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困境。因而，关于中国政治治理或程序的问题，构成了西方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13]2。在历史与现实所构筑的双重背景下，如何透视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之国家治理，一直是西方学界关注中国研究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之后，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更是成为热点议题。相关研究大致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加以展开。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研究。大部分国外学者都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时间的发展态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治理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国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治理术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作用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加以透视的。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领导地位及其作用力，诸如，党的强有力领导、高度的群众动员、政治一元化格局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有学者提出，作为“治理中国”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它的持续重要性来自于其对行使政治权力的继续全面支配，来自于党的上下级领导关系所提供的全国性纪律[21]246。还有学者提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中共必须处于一个永恒的循环之中：“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22]5。二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或制度的特殊性使然，这一点在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相关研究中比较凸显，诸如高度集权的体制、政府对于经济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等。当然，也有学者在上述特殊治理术的应用中，也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认为这种特殊的治理方式可能会在未来时间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渊源及其构成要素研究。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究竟从何种维度获得其现实生命力，这种溯源性工作构成了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治理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渊源问题上，存在着传统社会主义来源、西式自由主义来源、中国传统文化来源大致三种不同论点。传统社会主义来源论在前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关系论中已经做过相关阐释，这里不再赘述。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就传统社会主义来源论而言，除了一般意义上溯源到马克思、列宁之外，国外当代中国学研究的主流学者更加倾向于将当前国家治理理念归结于毛泽东时代。诸如，韩博天与裴宜理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主要原因在于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开创的“游击战理论风格”，即当前所谓的“适应性治理”[13]11-15。持西式自由主义来源论的学者，一般都首先将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置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谱系之中加以考察，认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趋向资本主义的，因而在治理层面必然会延承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当然，在所谓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定位层面，国外学者内部也存在着究竟是古典自由主义治理理念抑或是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的争论，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前面提及的阿里吉“斯密在北京”与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分歧。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将当代中国的治理术溯源于中国数千年历史与传统文化所养成的治理技艺，尤其是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术。这一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尤为兴盛，其主要是因为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儒教文化体系的当代复兴所造成的理论与现实冲击力，因而使得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出发发掘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术成为海外部分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一种理论选择。 

　　第三，关于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研究。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执政以来，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讲话，这些关涉治国理政的讲话精神也引发了国外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梦”的研究。“中国梦”提出后，围绕“中国梦”的概念内涵、特征及其理论定位等方面，国外研究中主要有“去政治化说”“挑战美国梦说”等基本论断，还有人提出“中国梦”的内涵需要进一步加以拓展与充实等[23]。二是关于“四个全面”的研究。作为实现“中国梦”伟大战略布局的“四个全面”，在其被提出之后不仅成为国内理论界研究的焦点，而且也构成了许多海外学者观察中国问题的重要支点。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理论意义及其现实挑战等问题。有学者将“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理解为一个战略目标与三个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战略举措；还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为与中国经济相关联的所有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框架；亦有学者从中国独立走自己的路、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的维度来阐释“四个全面”的重要意义①。三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维研究。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外文版出版后，国外政要、学者展开了对此问题的集中探讨与关注，相关研究都认为从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可以透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运行机制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认为阅读该书是“解码当代中国”的重要方式。诸如，美国学者库恩认为该书具有“实质性”“标志性”与“信号性”三大特征，是对习近平执政思维的集中反映，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还有诸多专家与政要都一致认为，通过该书可以理解究竟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治理国家的，也可以了解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等问题。还有学者指出，通过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执政思维与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本国发展发挥重要的借鉴意义[24]。 

　　我们要看到，国外大多数学者基于“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影响，围绕对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走向的理解和透视，从中国发展的独特经历中寻求充实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以此为视角开展了十分严肃的学术研究。他们既以学术性眼光透视当代中国问题，同时又在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审视与解读中不断深化中国问题研究，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更要看到，国外学者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文化传统与我们有根本的不同，其观察中国问题的“异域视角”，其掌握中国国情实际的不足，都决定了其研究中必然存在对于“中国问题”的误解、偏差甚至错误，这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强与他们的对话和交流，借鉴其优长，解读其用意，辨析其不足，在学术的相互交流与碰撞之中不断拓展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视域，共同打造形成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崭新的学术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