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高晓林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臧秀玲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韩强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日渐增多。同时，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引起海外学界关注。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其中既有客观公正的研究，也不乏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曲解。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需要学界从学术维度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本报邀请三位学者深入对话，一方面辨析当前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价值与不足，另一方面也探讨未来如何通过学术研究、交流，让世界全方位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经验。 

　　研究视角多维 渐成学术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主要关注哪些方面？近年来形成了哪些学术热点和研究趋势？ 

　　韩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呈现出日益关注的态势。因此，正确认识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非常重要，由此也造就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该研究也由此成为海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分为党史和党建两大领域。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策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重大问题的研究；对党建研究的关注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未来走向等议题，尤其对当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关注较多。 

　　高晓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已经逐渐发展成国际学术热点。从研究趋势看，近些年，从更客观更全面的视角、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研究在逐步增加。海外学界从以往主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宗教等话题逐步转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维视角，立体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注意新资料的运用，尤其是新档案资料的挖掘；不仅越来越全面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实问题高度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成为亮点；研究方法多样，注意多学科方法交叉运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中国共产党有高度理论创新能力，不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模式和中国迅速崛起的核心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模式的创造者；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自我调适性。 

　　臧秀玲：近年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自身建设和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党史、政党领袖人物、政治发展、治国理政新举措以及中国共产党发展前景等有关问题的研究，以沈大伟、大卫·兰普顿、裴宜理、郑永年、李侃如等一批学者为代表。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方向时具有更强的执政风格；作为“治理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其持续性主要来自于对行政政治权力的全面支配，来自于对党的上下级领导关系所提供的全国性纪律，等等。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动态十分关注。他们积极评价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决策，并极为关注这些决策的实施过程。关于中国共产党前景的研究也是海外研究兴趣之一。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版出版后，海外研究者普遍认为，从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可以透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运行机制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认为阅读该书是“解码当代中国”的重要方式。大部分海外学者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和战略筹划能力，对其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从总体上看，当前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逐渐呈现出细致化、系统化特征，部分抛去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严密的、典型的政党和政治共同体进行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过程、决策机制的研究也日渐细致。 

　　质量参差不齐 偏见有待破除 

　　《中国社会科学报》：应该如何看待海外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韩强：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展示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提供了一些如实证研究、人性假设、预测研究、精英理论等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一些特色研究领域，提出了较多具有新意的观点。 

　　臧秀玲：对于我们本土学者来说，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和阐释呈现出鲜明的异域特色，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话语和认识维度，有助于我们突破自身的视域盲点，借鉴其优长，解读其用意，辨析其不足，兼容并蓄，在学术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中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学研究的理论视域和研究领域。中西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差异也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掌握不同政治立场、理论偏好和文化视域下的认知逻辑，以便有力有效地构建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 

　　高晓林：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确实有助于拓宽理论研究视野，增进不同思维语境下的对话与交流。尽管海外学者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研究逐步增加，但试图给中国共产党建构一个负面形象的研究也始终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不排除由于存在文化背景的差异，获得资料后能否准确翻译和理解的问题；还有一些研究者受西方传统价值观和立场主导，主观臆断，给中国共产党贴上各种标签，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错误认知。 

　　臧秀玲：这些带有偏见色彩的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明显缺陷，表现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秉持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基于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以西方话语体系评判中国共产党，等等。这就导致难免会在思维和认知上以偏概全，研究资料的选用出现倾向性、随意性现象，致使结论往往有失公允。 

　　韩强：历史观的缺陷、容易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时所有不足中最致命之处，也注定了他们的研究难以从宏观和根本上解释中国共产党诞生、执政、壮大的历史必然性问题；研究多为问题式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从而割断了事物的联系性，使一些问题和结论有夸大的嫌疑；对中国共产党存在误解，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传统、组织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对马克思主义存在反感和抵触情绪，否认其科学性、真理性；为本国政府及特定机构服务的立场制约了研究的客观性；此外，学者观点与民众认知契合不够，致使研究结论难以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见，在自媒体时代这种不足正日益显现出来。 

　　高晓林：总的说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质量参差不齐，既有非常好地运用史料、客观研究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论著，也有资料选取不严肃、大而化之的研究，更有站在意识形态角度、不公正不客观的评价。希望通过掌握更多研究资料、国内研究成果外译以及国外学者的实地调研，这些不足能得到改善。 

　　交流增进理解 共识逐步增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术维度上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研究，对于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有怎样的重要性？ 

　　高晓林：学术研究是构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为国际社会了解、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平台。近些年，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自身发展模式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唯一有能力领导中国推进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合法政党，任何全面推广西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其客观效果都会适得其反”。 

　　目前，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广泛，中国学界通过关注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环境、目的等，充分把握学术维度这一载体，有效应对“中国威胁论”等挑战，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的政策方针，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 

　　臧秀玲：客观公正的研究能够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共产党提供思维、方法、视角和理论，使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加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和全面性。向海外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这样才能理解为何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史性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舵手。 

　　韩强：随着华裔学者的增多，尤其是一些在大陆成长的华裔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客观性在逐步增强。西方学者所持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崩溃论”在国际学术界已难以得到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海外学界对我国学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是否有所关注？ 

　　高晓林：海外学者一直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革和创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学术界及思想界的思想理论、学术探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近些年，随着中国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外译工作的推进，海外学界了解中国相关研究及进展的途径更加便捷。在国外，很多高校图书馆都有大量中文研究成果及翻译成外文的研究成果。我在美国访学期间，看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藏有非常丰富的相关成果。国外学者还非常注重挖掘中国国内新近开放和出版的档案史料。在学术交流中，他们特别注重与中国学者的沟通和交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定期举办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活动，加深对彼此研究的了解，在研究方法上也相互借鉴。 

　　韩强：确实如此。他们很乐意参与中国国内研究机构组织的学术活动，或邀请中国学者参与他们的学术对话，体现出对中国国内学界的关注及加强交流的愿望。目前双方较热的对话主题主要有：一是中国模式，即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改革发展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借鉴意义。二是“中国梦”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关系。三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四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及应对。 

　　臧秀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具有对话效应的研究也丰富了学界对人类多元政治治理模式的理解。如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跳出西方民主的分析话语，分析西方民主制度的天然不足和缺陷，从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的选贤任能机制出发，对中国民主模式提出设想。贝淡宁的视角突破了西方传统研究的视野，成为探索西方民主制之外的政治治理模式的代表。 

　　努力引领潮流 赢得学术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一方面，中国学者应如何以不失立场的学术姿态把握和回应海外学界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学者自身又需要以怎样的学术话语表达，主动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韩强：目前，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在与西方学者交流时，我们既要肯定其优点，也要指出其不足，逐步赢得学术交流话语权。中国学界还需回应国际学界关切，对热点问题加强研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同时也要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努力站在人类和平发展的制高点上定位自身，既体现理论本质，又能与特色文化相契合。 

　　高晓林：要赢得学术交流话语权，还要做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对国际中国共产党研究，不仅要看其研究结论，还要看其得出结论所依据的历史资料和出发点，从理论上打破西方主导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构建明确的、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学术研究话语体系和基本理论架构，并形成客观的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可增设海外中国共产党学研究方向，增设国际中国共产党研究学科点，培养国际中国共产党学研究专门人才，加强涉及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不同学科融合发展，共同攻关。第三，加强研究资料、研究成果外译及宣传，提高研究资料与成果互译质量。第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既要理直气壮，又要讲究策略和方法，增强交流效果。第五，最重要的是，中国本土学者队伍应有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关怀意识，以国家发展需要为研究出发点，建设专门智库，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 

　　臧秀玲：美国学者库恩曾说：“要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如果世界还不理解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便是走向世界。”中国学者应立足国际舞台，以积极、理性的学术姿态，进行学术话语表达，开展国际交流与对话，深化国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认识。在这方面，中国学界已经通过发行各种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中外图书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比如《邓小平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英文译本在国外畅销，既表明国外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也是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方式，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局限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某些狭隘、片面、陈旧的观点和偏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学者还要遵循研究的学科化和学术化，注重学术研究的规范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在学术研究中既要凸显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也要关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总之，中国学术话语的构建之路应立足于中国实际，并以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为基本内核，结合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吸收和借鉴西方学者学术研究的合理成分，构建适应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指导学术研究。唯此，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更好地引导国际学术界。 

　　记者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