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中央作出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任国务院研究室（即原来的国务院政研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同时决定胡乔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党组书记，邓力群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邓力群向乔木同志建议，最好让于光远也兼社科院副院长，乔木同志赶在任命通知印发前向中央领导反映了这个意见，并得到了同意。于是，他们三人一起被派往社科院。我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6月回到由国务院研究室变成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一直跟随乔木同志在社科院，亲眼目睹了他为创建社科院、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朝乾夕惕、呕心沥血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这一贡献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奠定了社科院的办院基础，二是提出了社科院的办院方针。 

　　（一） 

　　社科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全国有名的“重灾区”，两派群众组织斗争十分激烈；不过两千人的单位，不同时期 

　　不同程度上受到审查的竟多达上千人；1975年业务工作刚刚恢复不久，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陷入停顿，大部分研究所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粉碎“四人帮”后，在那里主持工作的临时领导小组向中央建议将“学部”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并明确其地位等同于中国科学院，于1977年5月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但由于当时没有任命院领导，所以临时领导小组只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继续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使科研工作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乔木同志到任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便是用什么方针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 

　　为了弄清情况，乔木和力群同志商定，先进行调查研究，为此组成了两个调查组，让我也参加其中一个组。在随后一个多月时间里，调查组到当时的14个研究所和院部机关的几个部门，逐个召开座谈会，一共听取了900多位同志的意见。除了一些具体问题外，涉及今后方针的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两派斗了十年，应当分清是非，不应各打五十大板；一种认为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应当把现有各级领导班子当成重点；还有一种，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对于没完没了的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厌烦情绪，认为到了把主要精力用于搞科研的时候了。 

　　乔木同志对调查组的进展十分关注，每天除了听正式汇报外，还要我晚上到他家，单独听我汇报情况。其实，他作为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在1975年曾分管过学部工作，所以对那里情况并不陌生，心中早就有一个基本估计，认为学部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四人帮”控制的单位。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对这一看法更加胸有成竹了。1977年12月，社科院借公安部礼堂召开了建院后的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由他传达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李先念在听取他和其他院领导汇报工作时的指示。这是他就任社科院院长后，首次在大会上公开露面。利用这个机会，他就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方针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要首先分清敌我，把账算到林彪、“四人帮”头上，在群众中不要再纠缠历史旧账；要把揭批“四人帮”与业务结合起来，拿出一批具有马列主义高水平的批判文章，从理论上清算“四人帮”给社会科学事业造成的混乱，把它作为社科院任务的第一项；要思考和用实际行动回答全国工农业生产、自然科学研究上去了，社会科学研究怎么办的问题，把缺的课补上，用优良成绩向党和人民献礼。 

　　对于清除“四人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流毒和影响，乔木同志十分重视，反复强调。有一次，他亲自参加了调查组召开的座谈会。当听到一位同志讲“四人帮”对社科院的破坏很严重时，他插话说：“‘四人帮’对社科院的破坏固然很严重，但更严重的是他们对社会科学的破坏。”在他提议下，社科院于1978年2月下旬召开了社会科学界著名学者批判“四人帮”制造的“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座谈会。社会科学界在京的八九十位著名专家学者，如陈翰笙、孙冶方、尹达、夏鼐、罗大纲、任继愈、吕叔湘等均到会发言；顾颉刚、侯外庐因身体原因未到，但也送来了书面发言。事后，新华社发表了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刊载了发言摘要。尤其夏鼐同志在发言中批判了张春桥“思想正确与否决定于理论”的谬论，指出判断认识或理论是否正确，应当依据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在当时“两个凡是”方针占据上风的情况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果。 

　　这个座谈会，乔木同志本来是打算参加的，但因为生病住院，未能去成。但他在会前对如何开好这个会作过多次指示；而且，还向我口授过一个他届时如能出院，准备到会讲话的提纲。提纲大意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社会科学，毛主席生前不仅对社会科学作出过伟大贡献，而且一贯重视和关心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对学部有过很多指示；“两个估计”实际上否定了毛主席在解放后17年的领导，否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始终占主导地位。“四人帮”以及紧跟他们的人，借鼓吹“两个估计”，对“学部”进行了严重摧残。他们把学有成就的人都叫成反动学术权威、臭知识分子，把珍贵的稿件、资料四处分散销毁，甚至打算撤销“学部”。更为严重的是，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社会科学许多方针性的问题被搞乱了。例如，在如何看待提高与普及、专家与群众、科研与宣传、学术与政治、个人与集体等关系的问题上，就存在很多混乱思想。因此，要批判“四人帮”，就要解决发展社会科学的方针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做好这件工作，各研究所不仅要写文章，而且要写书，拿出本学科基本性的大部头著作，还要对本学科在国外近20年的发展状况作出评论性的介绍。例如，哲学所要写出对“四人帮”思想及思想方法的批判，语言所要拿出汉语大词典，文学所要拿出中国文学史，宗教所要拿出世界几大宗教的历史，等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不可比的地方，也有可比的地方；就可比的方面说，我们大大落后了。最后，他强调社科院要把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行到底，但在1978年第一季度要告一段落，把精力转到科研工作上；揭批的重点，应当是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四人帮”对社会科学的破坏。 

　　这篇准备好的讲话由于乔木同志届时未能出院而没有讲成，但其中的许多重要观点，在他后来的讲话或文章中都有所阐述。只是关于社科院工作重点要在1978年上半年逐步由揭批“四人帮”运动转向正常业务的想法，由于事关全局，在中央没有作出部署之前，他不便公开讲。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小平同志的主张高度契合，所以利用帮助小平同志起草讲话的机会，向外界透露了这个意思。1978年10月，小平同志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他在工会九大的致词稿。在谈话中，小平同志指出：“外国人有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小平同志还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这些话的意思实际已经十分明确，就是指党的工作着重点应当适时转移。然而，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受“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束缚，仍然强调要以揭批“四人帮”运动为纲，抓纲治国。至于运动可否结束、何时结束，一直没有个明确说法。因此，小平同志当时只好表示，“把揭批‘四人帮’运动进行到底的这个‘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 对此，乔木同志当然心领神会，于是在工会九大致词稿中加入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没有使用工作重点转移的提法，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各方面业务工作上来的意思。 

　　调查组那时听到过一种反映，认为胡乔木等人来社科院后，只抓团结、抓科研，对运动不感兴趣；只查与“四人帮”直接有关的人和事，没有查临时领导小组的错误，使运动冷冷清清。这种反映虽然并不符合实际，但从反面印证了乔木同志确实有尽快把工作重点由政治运动转移到科研上去的思想。正是在他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既稳又快，不仅及时解脱了一大批在“批邓”中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职工，而且为300多人的历史问题重新作出了既符合实际又符合政策的结论，真正做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大家的注意力从纠缠两派历史旧账，转向了对“四人帮”思想流毒的清理及各项业务的全面开展上，使社科院从长达十年的混乱和停滞状态中彻底走了出来。 

　　（二） 

　　在正确解决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方针问题后，摆在乔木同志面前又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把业务工作拉回到原来轨道，并使之适应新的形势得到更大发展。记得当初刚听说中央作出他去社科院的决定而任命尚未发出的时候，他就向我谈了到任后的初步打算，说要用召开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的办法，把社科院的工作带动起来。而且考虑到时逢年底，各单位都要上报下一年度的工作打算和经费预算，以便纳入国家计划和财政的“总盘子”中，他不等中央任命通知发出和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启用，便迫不及待地以社科院临时领导小组名义向国家计委先行上报了“三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是在各研究所规划尚未制定、院领导班子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由他自己草拟的，因此只能是不成熟的。但即便如此，也足以看出他胸有成竹、高屋建瓴的气势；其中许多设想，也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例如，他提出要在今后三年编写出一批各个学科的基础性著作和工具书，包括研究外国政治、经济以及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等流派的专著；要筹备建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苏联、美国、日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欧、中国现代史、经济数学方法（即后来说的数量经济学）等14个新研究所；要成立辞书编辑机构，恢复经济学、哲学、史学、法学等学会，恢复和创办一批刊物；要新建科研用房、职工宿舍和学术报告厅，等等。他还提出要利用院内学者资源，每年为国家培养500到1000名研究生；要在现有基础上，把社科院人数翻两番。后来，这些设想基本都实现了。 

　　乔木同志到任后，对上报的“初步设想”又作了补充完善，并召开了社科院制订科研规划的动员大会，详细阐述了社科院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他指出：规划中要包括拟新建的研究机构，拟恢复、充实和新建的学科，拟完成的重要课题和基础性著作、工具书，以及队伍建设和后备队伍的培养；制订规划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切实可行，要有远大理想又要有实际的基础；要把社科院的规划与全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划配合起来考虑，无论社科院还是全国的规划都要力求跟整个国家的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事业相适应。在这个讲话中，他第一次对外公开了自己关于建立一些新研究所和新学科的设想。与前面说的那个以临时领导小组名义上报的“初步设想”相比，这次提出的设想有了不少新的内容。例如，在拟建的新研究所中，他提到了政治学所、社会学所，以及工业、农业、财贸等经济方面的研究所；还提出要尽早举行全国性的分学科的规划会议，然后把这些规划综合起来，以便为制定全国的规划作准备。 

　　会后，乔木同志起草了《八年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并亲自动手修改了新的编制报告，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草案中提出拟新建的研究所和编辑处总共有40多个，一个前几次都没提到的所是世界政治研究所（“学部”原来只有世界经济研究所）。这些设想后来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在党中央支持和各方面努力下，毕竟或新建或由外单位转入了18个研究所。此外，在他的支持和提议下，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办的各研究所的刊物，还创办了院刊《中国社会科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郭沫若纪念馆。即使后来辞去社科院院长职务了，他仍积极提议和努力，使社科院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由社科院行政代管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得以成立。这些新单位与原有机构共同铸成了社科院的框架，基本形成了社科院延续至今的规模。 

　　距离那次科研规划动员会仅半个月时间，便由社科院牵头，陆续召开了社会科学界的地区和学科规划会议。首先开的是北京地区经济学规划座谈会，来自国务院各部委、高等院校、科研部门、新闻出版单位，以及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共90多个单位300多人参加了这个会。乔木同志亲临会议，作了长篇讲话。随后，社科院又召开了北京地区世界经济学规划座谈会。可惜，这个会议他因再次生病住院而未能出席。但他在病房里仍然不断催促院党组研究各所报送的规划,而且每天听我汇报会议讨论的情况，不断让我转达对规划设想的意见。出院后，他不仅多次参加院党组讨论各所规划的会议，而且抽出时间直接听取了法学、哲学、宗教等几个研究所关于科研规划的汇报。 

　　为了开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根据乔木同志的建议，社科院于1978年6月上旬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来京，借中央党校的房子召开了全国规划会预备会的筹备会；又于同年9月借首都剧场召开了全国规划会的预备会。这两次会，他都出席并讲了话。在这两个讲话特别是后一个讲话中，他着重阐述了社会科学对于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作用，强调制订规划要不怕艰险，敢于坚持真理；论述了规划应达到的十项目标，如研究成果应该对重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现实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世界学术作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有的贡献；规划中应该包括编写出一套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材和各种基本的工具书，填补研究的空白；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基本国情调查；规划应该包括科研队伍和领导班子的整顿，以及后备力量的培养；应该做好社会科学的普及和国内外资料、情报的收集和翻译工作，等等。由于乔木同志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规划这个“牛鼻子”，很快就把社科院这潭“死水”搅活了，使大部分人由原来闲得要死，一下子变为忙得要命，再也顾不上什么两派的你是我非了。 

　　乔木同志在指导和推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制定的同时，还直接关注和支持了诸如开展信息论、控制论、认识论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开展科学学研究、现代西欧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等建议，提出或支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和中国地方志的编修，亲自动笔草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一百个选题。经过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科研计划重点项目〈草案〉》和《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这些计划和规划使新生的社科院乃至全国社会科学事业的恢复，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前进的正确方向，调动了全院和全国社会科学界上上下下的积极性，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到了一起。 

　　（三） 

　　在规划制定的同时，乔木同志十分注意抓规划的落实工作。在他提议和指导下，社科院的科研计划局、规划联络局、人事局、外事局，以及院刊、出版社、研究生院等一批院直属机构相继建立，社科院对内对外的学术交流也得以迅速开展。他对毛泽东思想基础、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三本书的写作，对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和研究生院的创办，投入的力量最大。为了确定那三本书和院刊的主编，以及研究生院的领导人选，为了给写作班子和研究生院找临时落脚的地方，他反复找人谈话，还亲自选择地点、查看房屋，出面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稿子上不上，他要和有关同志一再商量，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为了一个考生能否被研究生院录取，他也要亲自过问。在研究生院第一届学生招生时，文学系有一位考生成绩很好，只是因为直系亲属中有人犯有一般性错误，政审未能通过。文学所三位同志联名致信胡乔木，希望录取这位学生。乔木同志看后，当即让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我同信访科的同志一起找了文学所和院政工组的负责人，大家一致认为那位考生亲属的问题不应当影响考生，最终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在抓规划的同时，乔木同志还着重抓了制度建设。他设想，今后全院要分为院、学部、研究所三个层次。在院一级设党组或党委，建院务会议、院长会议和秘书长办公会议制度。在国家批准建立院士制度前，先设院学术委员会，作为院的最高权力机构。从当时情况出发，他曾考虑设立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国际政治、政治与法律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八个学部，协助院长分工领导若干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所，确定所属学科的研究方向、重要课题，指导和评价研究业务及成果，协调友邻学科的交叉与合作，开展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所一级学术委员会负责制定并实施科研规划，培养、考核、提升、任免、调动研究人员，建立或撤销研究室、研究小组。研究所要按照科研计划开展工作，个人计划要纳入集体计划。对研究人员要实行经常考核，可采取一年一聘的制度。这些设想有些当时就已实现，成为社科院现有制度的核心，如院一级设立院党组、院务会议、院长会议、秘书长办公会制度，所一级设立所学术委员会等；有些当时虽未实现，但以后还是实现了，如在院和所之间设立学部等；有些虽未完全实现，但已部分实现或处在实现的过程中，如研究人员的考核、提升、任免、调动由所学术委员会研究实施，并实行一年一聘等。在他促进下，社科院很快恢复了学术职称评审制度，国家还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立了学位授予制度，并设立了以他为主任委员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这两项制度对于社科院乃至全国学术界的正规化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乔木同志除了重视社会科学院内部的建设外，还高度重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建设。他积极促进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各自条件，建立综合性的带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推动高等院校加强或新建社会科学的研究所、研究室，形成系、所结合的教学与科研体系，以便在全国范围逐步形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协调发展、体制健全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达到或分别或共同承担有关研究课题的目的。至1981年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社会科学院（所），科研人员加在一起有两千多人。他还以社科院各所为依托，以社会科学各学科为平台，推动全国性学会、研究会的重建和建立，并建议在条件成熟时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团体联合会，作为全国各社会科学学会、研究会的统一领导机构。后来，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虽然未能成立，但至1981年底，全国性的学会、研究会已建成了189个，是“文化大革命”前学会和学会筹备处总和的31倍。省市一级的学会、研究会更是多达500个左右，其中18个省市成立了社会科学联合会。　

　　为了了解和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方法，以促进国内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把国内的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推介出去，开辟民间外交的新渠道，乔木同志还十分重视社会科学院的对外学术交流。1979年1月，当社科院工作基本走上轨道后，他应邀到日本，参加日本学士院成立100周年庆典活动。他利用这次机会，广泛接触了日本的著名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他先后到家中拜访了裕仁天皇的三弟、对华友好人士三笠宫崇仁亲王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宫川寅雄、著名作家井上靖，探望了重病卧床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拜会了日本学士院院长和达清夫和日本学术振兴会会长增田四郎，前往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会见了向坊隆、清水司、冈本道雄等三位现任校长，以及加藤一郎、吉川幸次郎、井上清等著名学者；又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读卖新闻”社，同一些学者举行座谈会，了解日本研究机构如何开展工作，并向他们介绍中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的文化政策。这次访问十分成功，展示了改革开放新政策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新形象，为社科院与日本的学术交流铺平了道路。随后，日本也有学者应社科院邀请，陆续前来中国访问。那一年，乔木同志原本还要率领社科院第一个访美代表团前往美国访问，由于党中央的工作离不开，临时改由宦乡副院长担任团长，从而打开了中美之间社会科学界学术交流的渠道。 

　　（四） 

　　在奠定社科院办院基础方面，让乔木同志投入精力最多的另一件事，是搭建院所两级领导班子和充实科研队伍。他和邓力群、于光远到任后不久，即向中央提出了院党组成员的建议名单，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其中除了他们三位，又加了周扬和原临时领导小组的刘仰峤、宋一平、王仲方。这可以说是1977年11月后的第二个院级领导班子的阵容。过了半年，乔木同志又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新的院领导和院党组建议名单，再次得到了中央批准。其中，副院长增加了周扬、许涤新、宦乡，并设置了院顾问，由齐燕铭、陈翰笙担任；院党组成员则增加了许涤新、宦乡、刘导生、梅益、杜干全，胡乔木仍为院党组书记，副书记除邓力群、于光远外，加了刘仰峤和宋一平；刘兼院秘书长，宋兼院政治部主任，其他几位院党组成员，即王仲方、刘导生、梅益、杜干全均兼任副秘书长。这可以说是第三个院级领导班子的阵容，也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稳定的阵容。 

　　在我印象里，这些人事安排都是乔木同志或登门拜访或在办公室个别谈话之后才决定的。碰到意见不一致时，他还要与其他同志反复商议，反复权衡。不过，有的学者，乔木同志即使登门拜访，仍然不肯“出山”。比如钱钟书，乔木同志最初希望他能出任副院长兼文学所所长，是我陪乔木同志一起去钱老家的。钱老表示自己不擅长行政工作，还是多用时间做学问好。乔木同志看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但他并未死心，四年后辞去院长职务前，为了提升院领导班子的学术形象，他“再顾茅庐”，允诺担任副院长可以“只挂名，不做事”，钱老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为了配备所局级领导班子，乔木同志耗费的精力更多。首先是从院里“挖”，比如考古所的所长夏鼐，语言所的所长吕叔湘，近代史所的所长刘大年，宗教所的所长任继愈，外国文学所的所长冯至等，原来都是“学部”的老人。院里实在“挖”不出来，就从院外调，比如情报所的所长鲍正鹄等。从院外调入的人，有许多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部级领导干部，比如哲学所的所长许立群，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钱俊瑞，经济所的所长许涤新，工业经济所的所长马洪，农业经济所的所长詹武等。有的调入的人，甚至是外地的，比如文学所的所长，钱钟书不肯做，院内一时又找不出合适人选，只好从四川调来沙汀担任。有的调入的人，名气很大，但为了使工作尽快开展，也被“挖”了来。比如院机关设置了外事局，一时找不到局长，正巧王光美同志刚刚“解放”，乔木同志便请她屈尊出任局长，她欣然赴任，使外事局得以顺利“开张”。还有的人，冤假错案尚未平反，也通过做工作，先调来再说。比如先任院科研局副局长、后又改任研究生院临时党委书记的温济泽，在从广播事业局调来前，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没摘掉。乔木同志亲自出面，说服当时广播局的领导同意放人。待温调入后，社科院根据此前已做的调查和有关政策，很快对他作了平反结论，使他成为被错划右派的人中第一个得到平反的。所有这些，当然都与乔木同志个人的“能量”有关。他长期在中央高层工作，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为人谦逊、任劳任怨，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加之当时党内政治空气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只要他出面说话，难题总是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 

　　在为所局级配备领导班子的过程中，乔木同志也有过“碰壁”的时候。比如丁声树是海内外语言文字界鼎鼎大名的学问家，吕叔湘同志已答应做语言所的所长，还缺副所长，乔木同志便想请丁声树出任。有一天，我陪他一起去拜访丁先生，在快到宿舍楼时，他让司机把车停下，提前下车，步行过去。他对我解释说，丁声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学者，一心治学，很厌恶官场那一套，因此要格外注意，以免引起他的反感。那时楼房没有电梯，乔木同志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上楼的。尽管他苦口婆心说了半天，丁声树就是不肯答应，理由也是自己不熟悉行政管理，希望集中精力做学问。问题虽然没解决，但乔木同志这种求贤若渴的心情和礼贤下士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乔木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可以说表现在时时处处。有一次，乔木同志让我替他起草给一位党外学者的礼仪性回信，我在抬头处写了某某先生。乔木同志在修改时将“先生”二字改为了“同志”，对我说：这些学者虽然不是党员，但拥护党的领导，特别需要信任感，称他们“同志”会显得更亲切些。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从中很能看出乔木同志身上体现的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夏鼐同志曾说过：“乔木同志是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朋友”。我从自身经历深切感到，此言绝非溢美之词。 

　　乔木同志不仅亲自抓院所两级领导班子的配备，而且十分关心为壮大科研队伍“招兵买马”。每当从杂志上看到好文章，他总要打听作者情况，看看工作是否适得其所。有一次，他从《哲学研究》上看到一篇关于《易经》的文章，感到写得很好，便通过杂志编辑部了解，听说作者是地方一个街道工厂的工人，便提出把他调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或大学。后来几经周折，这位同志总算调入了大学，现在早已成了知名学者。 

　　（五） 

　　乔木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表现在他为知识分子特别是知名学者解决科研条件与生活困难的问题上。原学部的物质条件本来就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迫交出三万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和宿舍，加上建院初期机构和人员有较大增加，使尽快把科研及各项工作搞上去的要求与客观条件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对此，乔木同志主持院领导班子积极研究对策、提出方案，争取上级和各方面的支持。为了使情况了解得更具体，他亲自到科研人员居住的宿舍楼视察。有一天，他叫我随他一起去看位于现在院科研大楼位置的职工宿舍楼，并且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这是那种被称为“筒子楼”的简易楼房，每层只有公用厕所和洗脸房，没有厨房，本来是用于单身职工住的，而这时却成了家属楼。当时正值晚饭时间，只见每个房间门口都支着一个小炉子，上面放着炒菜的锅或蒸饭的笼屉，楼道炊烟缭绕、五味杂陈；房间里除了一张大床，一个办公桌，几乎摆不了其他东西，有的科研人员坐在办公桌边写文章，孩子只能坐在床上的小桌边写作业。住在里面的人见到乔木同志来，都非常激动，纷纷向他倾诉困难，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当时没有许什么愿，但回到办公室后，立即动笔起草和修改向邓小平、李先念呈报的关于追加基建项目，以及拨给现成楼房用于周转的报告。在他的努力下，仅1978年当年，社科院就被批准追加了6万多平方米的基建指标，并得到5000平方米的前三门大街统建住宅楼。社科院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高十五层的科研大楼，约4000平方米的研究生院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约20万平方米、3000余套的科研人员宿舍楼，都是那个时期破土动工或批准立项的。另外，那一时期，社科院的行政经费增加了十倍，并设立了面向全国的社会科学基金，既改善了社科院自身的科研条件，也推动了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那时，有许多老专家、老学者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从原来住房里赶了出来，居住条件十分困难。例如，沈从文住在一个大宅院里两间低矮昏暗的小平房里，乔木同志听说后立即让我去看看。我看到房间里横七竖八拉着许多绳子，上面用晾衣服的夹子夹满了写着字或画着服饰图案的纸条，人从下面过要弯腰低头，转身更加困难。回去后，我把看到的情况向乔木同志描述了一番，他让我陪他又去了一趟。他看后感到沈从文实在不能在那里再住下去，要马上搬出来，但一时没有可搬的地方，于是开了一个家庭会，决定用儿子住的房子与沈老的住处对调。行政部门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由乔木同志出面，通过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在友谊宾馆为沈从文长期租了一个套间，作为他的临时工作用房。 

　　对于老专家老学者的住房问题，乔木同志总是当作特殊问题，向中央单独报告，争取特事特办。例如，历史所的顾颉刚当时已80多岁，有慢性气管炎，住在平房里，冬天生煤炉，常引起气管炎急性发作，咳血住院；且住房十分拥挤，4万册藏书很难安放。另外，民族所的翁独健和文学所的蔡仪住房问题也很突出。乔木同志便就他们三位的问题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信，建议每家先给一套五至六居室的房子。李副总理很快批示同意，从而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顾颉刚在分到南沙沟部长院的一套住房后，又提出助手刘起釪的住房问题。刘那时也已60多岁，为协助顾整理《尚书》，从南京调到北京，没有住处栖身顾家。顾提出给刘也分一套房子，而且要离南沙沟近一些，乔木同志便同国务院事务管理局的领导商量。由于这件事毕竟不属于国管局的职责范围，而且他们手里掌握的房子也很紧张，又没有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办起来很困难。为了落实乔木同志的指示，我跑了好几趟，总算在南沙沟院内给刘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六） 

　　从乔木同志被任命为社科院院长，到他因在中央工作的担子越来越重而决意辞去院长职务，总共四年多时间。在这四年里，社科院比起“学部”时期，研究所增加了一倍多，达到32个；科研人员（不含行政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300人；期刊增加了近两倍，达到65种；经费、办公条件、住宅面积等物质条件或得到很大改善，或为改善奠定了基础。但我认为，乔木同志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为社科院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办院方针，并使这一方针成为了社科院不灭的灵魂，以至社科院在他走后，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产生了一本又一本巨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贡献。　

　　关于社科院的办院方针，乔木同志在不同场合曾作过这样和那样一些表述，但总的思路，我理解就是要把社科院办成马克思主义占指导地位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使之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忠实得力的参谋和助手。围绕这个方针，乔木同志就一些重大关系问题作过大量深刻而精辟的阐释。对此，我把它们归纳为以下四点： 

　　1．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乔木同志指出：社科院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因此，马克思主义应该占领导地位；社科院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因此，也不应当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具体讲，第一，社科院必须把系统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写出科学的有创造性的理论水平较高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门著作；第二，社科院必须对社会科学各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的解答；第三，社科院的党员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应该在行动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去做，表现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旧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偏离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向导，而不能成为研究的终点。我们不能停止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书本上，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人类的新经验、新知识作出总结，寻求和过去时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同时，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体系，需要不断向前发展，需要不断用其他科学提供的新成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经常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在各门科学研究方面保持指导地位。再者，不能要求所有著作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没那么密切，只要它的研究成果确有创见，有学术价值，就是社会所需要的，就会对人民有用处。 

　　2．关于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与独立研究的关系。乔木同志指出：社科院是党和政府忠实得力的助手，应该在根本的政治立场上、政治路线上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这与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要求是两码事，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它们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具体化。关于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政治与学术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不应当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应当把政治问题当成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不能用政治干预的办法解决，而应通过实行“双百”方针的办法解决。政治性的问题，尤其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哪怕是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出现，也不能允许公开发表，相反，还要同它进行坚决斗争。要求在任何问题上都“舆论一律”是不对的，但不能由此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舆论在任何问题上都应该是不一致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抽象的言论自由，如果允许任意发表反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基本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的言论，我们的社会就会四分五裂，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会落空。第二，不能把学术为政治服务理解为学术要屈从于政治需要，不能为了政治的一时需要而违背科学精神、篡改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在当今时代，学术不仅不能脱离政治，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还要与政治的要求协调一致。就是说，学术要通过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为政治提供科学的依据，从而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所谓做党和政府的助手，并不意味着要做应声虫，而是要把用科学家的良心和毕生心血取得的科研成果贡献给党和政府。第三，政治问题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学术问题，这指的是在政治被当成学术研究对象的时候。比如，党的领导应当怎样来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具有哪些特点，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研究，可以讨论。其中有充分科学论证、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研究成果，也应当有公开发表的自由。 

　　3．关于把现实问题作为研究重点与加强基础研究的关系。乔木同志认为这个关系，本质上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概况起来也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科学研究的天地很广阔，需要有主流。在社会科学领域，主流应当是重视对当代最迫切问题的研究。社科院必须把研究现实问题摆在整个研究工作的首位，加强直接应用部分的研究。社会科学不是不能应用的，它必须应用，而且基本上是为应用而存在的。现代化建设中有大量现实问题需要社会科学去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有些还会发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为生产服务。我们要用科学研究证明，社会科学对现实社会可以产生直接的效果。如果社会科学不把解决直接应用的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就会发生社科院要这么多人出这么多书，究竟对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的问题。第二，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决不是要取消或削弱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反，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当加强。像文、史、哲等学科的深入研究，不仅会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而且会对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生直接影响，这也是为现实服务。关于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应当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加以具体化，不能用狭隘的简单化的尺度去衡量。不可能所有学科问题的解决，都会对现代化建设直接有用。如果各学科的基础研究很薄弱，文、史、哲等非直接应用的学科得不到发展，连基本功都很差，我们国家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为现代化建设直接服务的任务也不可能完成得好。第三，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现实问题时，哪怕是最实际的问题，例如进行企业或农村调查，也不要忽略理论上的探讨和阐释。同时，在研究基础理论问题时，哪怕是最抽象最古老的问题，例如研究哲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或史学的人类早期文明问题，也要注重把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实际中去，用这些成果为人们掌握人类认识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而服务。 

　　4．关于著书立说与培养人才的关系。乔木同志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著书立说。他倡议推出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希望各研究所都能树立雄心壮志，写出多卷本的大规模的著作，推出与时代相称的产品，为祖国为人类做贡献。他所主持编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他所建议编辑的《当代中国》丛书，便是这方面的两个杰出成果。同时，他认为社科院绝不能忽略对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要注意发现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为他们深造提供必要条件；否则，社科院就不能得到持久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就不能达到现代世界的先进水平。为此，他提出要扩大研究生院的招生规模，多派出国留学生和进修生，让青年研究人员做老专家的助手，每周拿出一天学习专业等一系列办法，作为具体措施。 

　　乔木同志为社科院制定的办院方针以及对这一方针的全面阐释，构成了他办院思想的主体。建院4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思想完全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社科院的实际，因此，其基本精神一直为乔木同志卸任后的历届领导班子所认同和坚持，已成为中国社科院传统的主流。现在，乔木同志离开我们有25年之久了，但他为创建社科院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已经融入中国社科院这座大厦之中，而且随着历史长河的延伸必将愈益显示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曾任胡乔木秘书） 

　　这是作者2017年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而写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