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前的张闻天

　　■口述 张秀君（张闻天外孙女）

　　外公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在逆境中写的文稿有一天能够“到会上谈谈”或者出版，对人民作点贡献。所幸这个愿望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实现了，他一生的理论创造，也成为党的宝贵财富。 ——张秀君

　　张闻天小传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1934年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于1976年7月1日逝世。

　　节俭外公也有“奢侈”时

　　我母亲1922年在上海出生。当时，外公张闻天在上海任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编辑。1925年6月，外公加入共产党后，从此远离家人、远离故乡上海，走上革命的道路。母亲一直没有跟在外公身边，嫁给我父亲后，成为家庭妇女。我父亲也是普通的工厂工人，父母一共生了7个子女，家庭负担很重。

　　1955年夏，外公张闻天刚结束驻苏大使之任，大概是念及我母亲子女多，为了减轻我母亲的负担，也可能是对自己长年不在家，没有照顾到女儿的一种补偿心理，他把我这个大外孙女接到了北京。那年，我9岁，从此开始了在外公身边的生活。

　　我在北京外公身边待了5年，这时外公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外公、外婆对我非常关心呵护，但并不娇惯。因为他们工作繁忙，我被送到学校寄宿，每周六回家。学校在海淀，家在景山，每次回家需乘两部公交车，周末回家公共汽车拥挤异常，当时北京的售票员就有那本事，每到一个站头，就从车上下来收乘客的票，然后再最后一个挤上车。我人小，挤不过别人，但只要站在售票员前面，她总是能把我推上车。当我转了两部车到家后，总是天色已晚，样子可怜兮兮，印象中我对外公不止一次说过乘车的窘境，但外公从来没有让我乘过他的专用车。他说：公家配给他用的车是为工作需要而配置的，别人是不能用的。我当时人小，听这些道理似懂非懂，到大了以后才明白：这是外公教我不搞特殊化。

　　当时北方学校里的伙食很简单，经常是大白菜居多，面食常吃窝窝头。我每月只有车钱，没有零花钱，衣着朴素，甚至比普通人家的孩子穿得还差。外公自己也是，内衣都是补丁，只有接待外宾时，他才会拿出七成新的中山装熨一下再穿。有一次，外交部要给他家里换新家具，被他一口拒绝。他住的房子年久失修，人家坚持为他修理后还铺了新地毯，事后，外公悄悄把旧地毯换回来，将新地毯退了回去。还有一次，外公和警卫一起散步，一个不认识他的人上前和警卫打招呼，还误以为外公是警卫的乡下亲戚。

　　外公也有“奢侈”的时候，那就是买书。他是个爱书如命的人，他的习惯是休息日跑书店，当他集中注意力选书的时候，我也趁机选书，不知不觉就是一摞。付钱的时候，外公、外婆从来不说我什么，他们喜欢爱看书、爱学习的孩子。记得我在小学里有一篇作文，被选为范文，学校出了一本油印小册子，把这篇文章也收了进去，外公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笑着说：“我们的秀君将来是个文学家啊。”

　　讲了真话，就不会后悔

　　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很快，一眨眼，我将要升入初二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改变了外公的政治生涯，也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1959年，外公在庐山会议的发言让他受到批判，外公被撤消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

　　那个暑假，我和外婆在北戴河久等外公不来，回到北京，才知道庐山会议上的政治风暴。外公一进家门，外婆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你搞外交工作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外公语气上稍微有些激动，他说他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他完全意识到此时讲这些，需要顶住压力，但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良心促使他要讲缺点，要讲真话，所以，他并不后悔。

　　撤销职务首先给他带来了生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再不用每天去上班，几乎停止了所有的对外交往。一位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老人从此开始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孤寂的晚年生活。后来几经申请，他才到经济研究所当了特约研究员。“特约”的意思，就是并不担负实际的研究任务，有个地方领工资、过组织生活而已。

　　这些变故之后，外公认为把我送回上海父母身边，更有利于我的成长。于是，我离开外公，回到上海继续读书。外公关照我的父母：把我送到工人子弟学生多的学校，他要让我在人民中间，继续过普通人的日子。

　　十年浩劫期间，我们与外公失去了一切联系，他在“文革”中的境况，只能从媒体、大字报中获得只言片语。1974年下半年，我们接到外公自广东肇庆寄来的信。这时才知道，自1969年10月起，他就被流放到那里了。用外公自己的话说，过了5年孤寂闭塞的生活。那时他也已是一个七旬老人了。

　　1974年夏天，周总理批示允许外公参加地方上的党组织生活与工作，同时也允许亲属前往肇庆，我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去的。我到肇庆的时间是1975年的初春，当时我30岁，在上海一所中学做教师，是利用74届学生毕业分配后的两周休假时间，乘火车，再换长途汽车到肇庆的。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外公外婆的艰难处境，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两位老共产党人的坚强和信念。

　　化名“张普”的来历

　　肇庆自古就是贬谪流放之地。在那里，外公过着被幽禁的日子，终日受到监视，还有许多明确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 不准离开宿舍区；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后才能去看；监管人员每月都要向上级汇报一次他的思想动态，有重大思想问题更要及时汇报。在他们去之前，军分区领导已与大院的干部、家属打过招呼，说要来两位老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刘，叫大家不要与他们来往。外公连使用自己真名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说：“既然我是普通劳动者了，那就叫张普吧。”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去世。

　　我在去之前就设想过他们的处境，在上海出发前就准备了纸条：“房间里有窃听器吗？”到了那里，才知道情况比我想的还要严重。曾有这样一件事：外公有时会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新闻，因为他可以熟练地使用英语和俄语。军分区很快就知道了，立刻向他提出警告，后来他改用耳塞在室内听。

　　他们的住所是一座平房，背靠的山坡即牛岗，牛岗顶上是当地回民的一片坟场。平房里共三间，摆设非常简单，除了床、柜、凳、椅等，没有其他家具摆设，书柜里有许多马列著作和一些经济学书籍、报纸。

　　外公外婆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两位老人身无分文，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三个月后，北京才规定发给他们每月一点“津贴费”。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住所离最近的集镇有两里路，下雨天买菜格外不便。外婆刘英有一次不慎跌倒，菜沾了泥浆不说，她右手的大拇指撑在地上，马上红肿起来。这一次以后，外公怕她出去买菜再跌倒，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做拐棍。当时，肇庆还没有蜂窝煤，烧饭用的柴非常潮湿，熏坏了外婆的眼睛。外公有时也学着生火做饭，结果满屋子烟，令他咳嗽不止。由于“文革”中身心备受折磨，外公的冠心病、高血压病情加重，每逢冬天，经常感冒发烧，为了取暖，只能用破脸盆当炭炉，木炭燃烧时，烟雾腾腾，呛得他透不过气来。

　　秘密完成一项重要使命

　　记得我到后两天，外公就叫我誊抄他写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外公平反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原来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出逃后，外公以一位政治家的敏感，意识到此事实际上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从1971年的10月12日起，在受到监管的艰难条件下，他开始秘密地写作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到1974年夏天，历时3年，写了十几万字。当时他年老多病，又患有老年性白内障，视力很差，握笔的手已经颤抖，写作条件极端艰苦。外婆说他“是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稿子写在方格稿上，我在肇庆住了两个星期，多数时间是用来帮他誊抄的。在抄写过程中，外公不止一次地问我，“我写的东西，你看得懂吗？”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的所见所闻，曾令我产生了很大困惑：我最敬爱的外公，45年的党龄，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竟被发配于此，过这种受迫害的日子。我表示了对现状的失望，令我意外的是，外公居然用从容平缓的语气说：“我是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的。”在那个夜晚，听到这样的话，我非常震惊。他一不抱怨，二不后悔，从来不在小辈面前说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外婆在肇庆时还给我讲长征途中的故事，讲红军牺牲的悲壮惨烈，讲红军的乐观大无畏精神。他们总是对我说“要向前看”。正如外婆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在这17年的漫长岁月里，除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外，没有人敢接近我们。正如闻天所说，在他身边能够说得上话的，就只有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我。但是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对党也没有丧失信心。”他们的信仰就是如此坚定。

　　如今，每当我想起外公年逾古稀不顾重病奋力写稿的情景，心中就有无限感慨。在那种情况下，他还忧国忧民，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能“哪天到会上谈谈”，将来准备出书。外婆冒着严寒酷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信号，提醒外公将文稿迅速藏起。有一次我誊抄文稿时，因事离开了一下，回来后发现文稿已经被外公收起，在抽屉里放好。事后回想自己当时有多不慎，差一点惹祸，而外公是那样的谨慎，却对我没有一句责备。

　　在肇庆的两个星期，我请外公讲他的生平，讲他的青年时代，外公在回忆过去时总是淡淡的。至今还记得陪他在西江大堤散步时的情景，他很关心我，要我“不要单看小说，要多读书，这样才不会人云亦云。”他关心我妈妈、姨妈的生活，对早年因参加革命而没能照料到的两个女儿，一直牵挂在心头，经常端详我带去的全家福照片。他还应我要求，带我和外婆在肇庆街上一个照相馆里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纪念。两个星期过得很快，走的那天，我一次次地回头挥手，只见两位老人在初春乍暖还寒的黄昏里，站在平房前目送，外公拄着拐杖，他们那孤寂的身影，令我止不住流下了泪水。

　　功过是非历史评判

　　1975年4月28日，外公写信要求迁往离家乡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这个要求虽然获准，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外公迁居无锡不久，写来了第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全家已搬到了无锡居住，对外仍保密，这里的住房、医疗条件比肇庆好，你们可来相叙，但要接到通知方能来。过了几天，我又接到外公的第二封信，说是“可以陪你妈和姨妈她们来无锡”，并详细讲了出站后到家的路线等。

　　于是，我陪妈妈、姨妈在9月初到了无锡。当我们一行三人来到汤巷45号大门口时，外公非常高兴。这是他们父女隔了14年后的重逢。这次会面，外公详细询问了两个女儿的生活状况。母亲当时已经55岁了，得知她为了7个孩子的生活，还千方百计地找工作，隐瞒了年龄进上海羽兽毛厂做临时工时，外公拿着我妈妈的工厂临时出入证，好半天没说话。但第二天早上，外公就对我母亲说：“你年纪大了，万一受了伤怎么办？临时工就不要去做了。”接着，又像征求意见似的说：“就在我这里帮做家务吧。”又说：“适当给一点报酬，因为你劳动了，应当给报酬，但多给了，就是享受，这又不好。”接着，他又慢慢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

　　我第二次到无锡，是当年9月底。我们动身之前，接到外公来信，这次要我妈妈去常住。记得那时正是太湖螃蟹刚刚上市的季节，吃中饭时，在太湖饭店，外公特地请我们吃螃蟹，当时由于国内各方面经过整顿，形势稍有好转，外公的心情也比较好。席间，我们与外公说了一大堆民间流传的有关“四人帮”的丑闻，外公听了不说什么，只是微笑。这次到无锡，我曾劝过外公写自传，但他缓缓却又坦然地说：“不必了，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正的评价。”这次，我妈就留在无锡，帮助做家务，住了几个月，一直到外公搬进新生路7号时才回上海。

　　全部身家捐作党费

　　第三次到无锡，是1976年4、5月份。没有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与外公说话了。外公已经病重，住进了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走进病房，看见外公半躺在床上，样子十分衰弱，连话也讲不动。外公见我进来，用低弱的声音与我打招呼。我站在床边看着他，心里很难过。外婆问他：“现在觉得好些了吗？”他吃力地回答：“医生都做了病史记载。”那次探望的时间约三刻钟。

　　在医院里，外公想到了身后之事，他对外婆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来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嘱咐外婆：“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外婆点头答应，但是外公不放心，一定要外婆拿纸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外婆一边说着“你还信不过我么”，一边还是照做了。

　　刘英外婆将外公的这个“遗愿”变成他们夫妇俩的合约，写在纸上，念给他听，“二人生前约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两人最后所交的党费。”外公这才微笑点头，放下心来。我后来知道，外公捐的金额高达4万多元，外婆后来把自己的工资也捐作党费，两人先后共交了8万多元党费。

　　1976年7月1日深夜，我在上海突然接到无锡发来的电报：“外公已逝，速来锡。”我心急火燎地赶到无锡新生路7号时，上海的亲属基本都已经到了。外公离去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天距“四人帮”垮台只差95天，他没有看到他期盼的“天亮”。

　　外公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在逆境中写的文稿有一天“能够到会上谈谈”或者出版，对人民作点贡献。所幸这个愿望从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实现了，他一生的理论创造，也成为党的宝贵财富。（整理 记者 龚丹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