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爆发的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和马来亚联邦（马来亚联邦，在地理上位于马来半岛南部，近代以来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邦正式独立，联邦由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柔佛、马六甲、槟榔屿等组成。）（1963年9月16日包括马来亚联邦在内的马来西亚正式成立）对抗（以下简称印尼、马对抗）对中国东南亚区域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对印尼、马对抗的外交应对问题却研究甚少，而如何认识中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是准确判断中国对东南亚区域外交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本文根据相关档案材料拟对该问题展开研究。 

　　一、印尼、马对抗爆发与中国对印尼的外交观察 

　　1957年麦克米伦担任英国首相后，英国提出的合并马来亚、新加坡、文莱、沙巴、沙捞越为马来西亚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得到大力推进。照此计划，英国在东南亚的防务范围不仅从原先的马来亚扩大至新组建的马来西亚，而且该计划包含沙捞越和沙巴，其目的还在于降低华人人口比例，压制左翼运动发展，并防止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未来的马来西亚大选中获胜，确保马来亚首相东姑·拉赫曼能够继续执政，同时使英国顺利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非殖民化进程。但该计划在拟议之初就遭到反对，1962年12月，文莱人民党领袖阿扎哈里领导的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举行起义，反对文莱加入马来西亚并成立了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尽管起义在英军的镇压下宣告失败，但文莱于1963年初宣布不加入马来西亚。同时，文莱事件还引起地区国际局势复杂化，其中印尼不仅宣布支持阿扎哈里起义，而且将“大马来西亚计划”斥责为新殖民主义。1963年1月20日，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即宣布印尼将实施对抗政策，这就意味着印尼将采取包括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在内的一切反马措施。与此相呼应，菲律宾也提出反对“大马来西亚计划”。然而英国和马来亚不顾反对仍于1963年9月16日单方面宣布马来西亚成立。次日，印尼、菲律宾宣布与马断交。9月26日，苏加诺宣布要“粉碎马来西亚”。为此，印尼不仅加快游击队在北加里曼丹的渗透，而且还空投伞兵进入马方地区，印尼、马对抗愈演愈烈。［1］ 

　　中国在印尼、马对抗问题上，一方面因马方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并严厉打压左翼运动等原因，将新组建的马来西亚定义为美英联合拼凑的新殖民主义工具，明确支持印尼的对抗政策；另一方面在支持印尼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力图促使中国和印尼两国在亚洲国际格局中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1962年9月29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提出了包括“支援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2］在内的中国对外政策。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积极倡导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外交政策下，中国力主将印支问题与印尼、马对抗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促进东南亚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新高潮。1963年4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正式访问印尼，4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签署，提出“坚决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独立，从而反对落入以马来西亚名义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圈套而进行的英勇斗争”。［3］5月16日，刘少奇访问河内，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签署了《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提出两国“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4］但是中国对印尼的政策却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干扰，美国国务院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种氛围，使在此氛围中‘马菲印多’（Maphilindo）国家能够坐在一起和平解决对抗”。［5］美国此举的实质在于：一方面，美国不愿看到对抗最终升级为军事战争，致使美国卷入其中，危及其在印支地区的战略安排；另一方面，美国一直声称“亚洲的问题应由相关方解决”的口号，意在排除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介入，以防止对抗演化为两大阵营的冲突。在美国的支持下，7月30日至8月5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了马、菲、印尼三国首脑会议（以下简称马尼拉会议），三国初步同意通过设立联合组织——“马菲印多”来解决对抗问题，使该地区通过争取外援而加强合作并走上发展道路，摆脱意识形态斗争。［6］那么，会后印尼的对抗政策将出现哪些转变，就成为中方急于想了解的问题。 

　　1963年8月7日，中国外交部致电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要求其约见苏加诺，“可顺便探问马尼拉三国首脑会议的情况。多听少说。如苏反问我态度，你可根据我坚持万隆原则、反帝反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的一贯立场原则表态，不具体评论马尼拉会议”，［7］外交部的态度十分审慎。在请求与苏加诺会见未果后，8月16日，姚仲明与印尼外长第一助理苏维多举行了会谈，双方会谈涉及马尼拉会议和联合国工作组赴沙巴、沙捞越视察的问题。苏维多认为：第一，印尼对“大马来西亚计划”的斗争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菲律宾从美国的控制下以及把马来亚从英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为达到此目的，印尼将分几步走，目前集中力量先打击英国，然后再转而打击美国，但这一斗争需要5～10年艰苦的工作。对菲律宾影响较对马来亚容易，他又举例说菲律宾总统要求苏加诺多给予帮助，暗示菲律宾愿依靠印尼摆脱美国。第二，关于联合国工作组到沙巴和沙捞越进行视察时，印尼将会派人数众多的观察员参与调查，同时印尼也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达成协定，调查报告公布前须与印尼商量并得到印尼同意后再发布，否则印尼将不予承认。英国反对印尼派出工作组，只同意派两名观察员。苏维多认为，今后斗争还将继续。［8］中方从苏维多的谈话中了解到，排除外国殖民势力的干预、扩大印尼在地区事务问题上的主导权、维护印尼的周边安全是印尼发起对抗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从苏维多的谈话可以看出其对于对抗政策取得胜利持乐观态度。 

　　事实上，苏维多的看法也反映了苏班德里约的基本态度。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回国内的电报显示，8月10日，苏班德里约邀集印尼新闻界发表谈话，其中涉及马尼拉会议问题时谈到，会议的结果提高了印尼的国际威信，菲律宾已感到决定东南亚事务的是印尼，印巴间的争执如请印尼出面调停，也可望解决。［9］8月27日，苏班德里约会见姚仲明，在谈及马尼拉会议时，他指出会议的成果有三点：一是马来西亚问题已再不能单独由英国指示马来亚来决定，印尼和菲律宾也有权参与解决；二是马来西亚地区的安全必须由该地区的人来处理，承认外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是临时性的；三是“马菲印多”的形式未定，甚至联合秘书处也没有设立，但它是本着万隆精神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新兴力量的一部分。接着，苏班德里约谈到争取菲、马的工作，这是加强亚非拉团结工作的一部分。［10］通过谈话，中方了解到，印尼的对抗重点是反英而不是反马，马尼拉会议是印尼的胜利。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还暗含印尼将取得对抗的最终胜利。 

　　二、中国对印尼对抗政策的评估与应对 

　　苏班德里约在对抗问题上显示出的自信与印尼所处的实际环境有较大差距。在经济上，印尼1960年尚有3亿美元储备，而到1961年下半年仅剩0.1亿美元，国内消费不畅引发生产衰落，而贸易入超连年叠加，1961年上半年印尼入超151亿盾，1962年上半年入超则达到180亿盾。［11］在政治上，正如1964年3月印尼国防部部长纳苏蒂安在与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的谈话中所表示的，对抗正在伤害印尼，而不是马来西亚。无论从安全领域获得的支持看，还是从未来的经济前景上看，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拉赫曼的地位都将更为巩固，且东姑·拉赫曼的态度将更不易于妥协。印尼、马双方都不愿改变立场，从长期的斗争来看，对抗至少需要10年。在这10年中，斗争将主要侧重于政治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因为印尼并不想与英国开展全面战争。［12］纳苏蒂安的看法可以说代表着处于对抗一线的印尼军方的最真实看法，其分析更为实际。事实上，随着美国进一步加强对印尼的外交调解工作，印尼的态度也出现了明显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是印尼外部经济援助的主要提供者，1946～1963年美国向印尼提供的各类援助达8.04亿美元。［13］对抗发生后，1963年7月，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委员布鲁姆菲尔德就向国会提出了针对美国《对外援助法》（即美国《1961年对外援助法》，这是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制定的一部规范对外援助的基础性法案。）的《布鲁姆菲尔德修正法案》，［14］该法案规定除非总统签署声明认为该种援助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否则禁止美国向印尼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1月18日，该修正法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之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针对《对外援助法》的《格鲁宁修正法案》，该修正法案规定：总统若判定某国正在或准备采取对外侵略性军事行动，那么法案将禁止美国在1963年《对外援助法》的执行过程中或在其他任何法案下向该国提供援助，同时也禁止美国在《1954年农产品贸易和援助法》之下向该国进行销售。［6］这些修正法案显然是以限制美援和表明美国态度的方式向苏加诺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其改变对抗政策。［13］（pp.1～2）苏加诺也深知印尼的内外处境，他先后通过泰国和菲律宾表示，目前局势仍有继续谈判的可能。［6］而且，一旦美国全面停止各项援助，将进一步加剧印尼国内的经济困难，因此，为化解危机并争取有利结果，苏加诺同意进行国际调停。 

　　1964年1月，美国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赴印尼、马来西亚、英国等地进行斡旋，其间苏加诺提出，若马方同意参加会谈，则印尼同意停止加里曼丹印尼、马边境地区的军事对抗，先停止正规军，再停止游击队，并以此作为印尼、马、菲三方举行会谈的预先步骤。同时，苏加诺建议由中立国监督双方在边界的撤兵，并在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前可先进行外长级会谈。［15］ 1月31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回外交部的电报称：自苏加诺最近出访菲、柬、日后，又在罗伯特·肯尼迪来印尼的策动下，宣布了停火令，认为这是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的斗争中由对抗转入和谈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印尼当局出现摇摆的具体表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对以下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第一，印尼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大使馆认为，印尼面临严重的财经困难，企图借此换取美援，且感到现行的对抗措施一时难奏奇效，如采取进一步措施，又受到美帝武装干涉的威胁，同时还受到菲律宾急于求和的牵制。因此，在美帝的诱迫下，即想通过退让拉住美帝，压英、马做出让步，摆脱目前的困境。 

　　第二，苏加诺采取这一步骤在印尼国内外引起的反应。大使馆认为，由于印尼广大人民对抗情绪正处于高涨之际，此一变化引起广泛不满，也造成一定混乱。印尼左派为了阻止政府的倒退，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工人接管英国企业的活动，中间派的工会组织也参加了接管活动。内阁会议、最高评议会和国会大多数人都强调绝不能放弃对抗政策，有人还提出要保持警惕，不要为了赶走英国势力而让美国乘虚而入。面对国内人民不妥协的情绪，苏加诺也担心退让求和会影响印尼在国际上的威信和动摇所取得的支持，不得不在国际青年声援北加里曼丹民族独立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大会上宣称，继续进行对抗，新兴力量团结再团结，甚至曾向姚仲明暗示其“粉碎马来西亚”的决心。 

　　第三，苏加诺是否会一直后退下去。大使馆认为，这取决于印尼国内妥协与反妥协的斗争。除此之外，还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和谈的前景如何。即使和谈能够很快举行，在实质性问题上也很难顺利达成协议，关键在于英、马是否愿意在沙巴和沙捞越地位问题上做出让步，联合国是否愿意改变对北加里曼丹民意调查的结论。二是美国如何施展其手段。苏加诺下令停火，即是迎合了美国。如果美国在经济援助上迟迟不满足印尼的要求，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又不能促使英、马让步，只一味诱迫苏加诺步步后退，苏加诺迫于印尼国内外形势，可能翻脸。最近外电传出美、英已达成协议，认为马来西亚的独立和主权必须得到保护，印尼曾为此向美国提出质询，美国官方一再传出印尼必须放弃对抗才能得到美援也引起印尼当权派的反感。三是停火令如何实施。英、马企图利用停火，要求北加里曼丹游击队完全撤到印尼，并扬言要继续肃清“恐怖分子”，准备继续增兵，甚至歪曲苏加诺的停火令，向游击队招降。这种行为引起印尼人民极大的愤慨，苏加诺已就英、马的招降令公开发出警告。如英、马对停火缺乏诚意，也将迫使印尼难以继续妥协下去。总的看来，苏加诺一直退让下去的可能性较小。［16］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对罗伯特·肯尼迪出使雅加达之后印尼国内形势发展的分析比较准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认为，美国的调停不会使英、马接受印尼的政治诉求，同时美国将印尼改善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作为美援的条件，也引起印尼国内的反感，这都决定了苏加诺妥协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继续激起对抗的可能性则在增大。事实上，1964年2月5日，马、菲、印尼三国外长会议在曼谷召开，会议开始后印尼方面坚持认为游击队的撤离应作为与马来西亚讨论的议题之一，而马方却坚持认为撤离游击队是会议得以进行的前提，对此问题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在菲律宾的调解下将“撤离”一词改为“脱离接触”，才使会议在确定泰国为停火监督国和各方予以配合监督停火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约定政治解决对抗将放在下一轮外长会议进行讨论。［17］此次会议的结果，的确如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分析的那样，“印尼、马、菲三外长曼谷会议是一次未能打破僵局的会议。虽就北加（即北加里曼丹）停火的某些枝节有所安排，但实质性的问题毫无进展”。［18］曼谷外长会议难以达成一致，印尼的和谈道路也很难走下去。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电报中还进一步谈到印尼当局正面临的许多难题： 

　　第一，印尼原幻想利用美、英矛盾，以美制英，但现在对美国已感到失望。美国曾答应提供4亿～5亿美元的贷款，诱迫印尼妥协，但却迟迟没有落实。据说美国只运来了7万吨剩余农产品，却要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做出让步，付出高昂代价。美国总统在同英国首相会谈的公报中，重申美国支持马来西亚；罗伯特·肯尼迪一再以战争可能扩大对印尼进行威胁，这使苏加诺指责美国没有保持中立，美国的立场已公然改变。 

　　第二，印尼原试图通过参与“马菲印多”来阻止马来西亚的建立，但实质问题不易解决。菲、泰都受美国的控制和利用，英国仍坚持要继续控制新、马、北加里曼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马菲印多”组织能够实现并扩大，印尼也难以贯彻其计划，反而受到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的挟持。 

　　第三，外电传出苏联正同马来西亚商讨建交问题。苏联虽发表声明表示否认，但苏班德里约认为，苏联恢复同新、马的橡胶贸易已引起了印尼的不满，苏加诺曾为此当面斥责苏联大使，并要印尼共产党（以下简称“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发动舆论攻势。 

　　第四，印尼因忙于和谈，放松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而尼赫鲁、铁托正加紧筹划不结盟会议，试图抢先一步，挤垮第二次亚非会议。印尼左派和一些中间政党正纷纷要求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这个问题也使印尼当局感到相当被动。［18］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进一步认为，印尼当局已考虑由和谈转入对抗，而要取得对抗的胜利，争取的道路应是印尼共指出的革命道路，即一方面要充分动员群众，实行全面对抗，加强国际统战，依靠新兴力量并在军事上采取边缘政策，在北加里曼丹边境集结重兵，但又不主动进攻，保持强大压力，另一方面要认真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武装斗争，推动新、马进步力量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等的运动，促使马内部起变化。［18］ 

　　在电报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还向外交部提出，要注意印尼高层动摇的一面，如其一直幻想利用美国压英、马屈服；迁就美、菲，同意组织和扩大“马菲印多”，甚至迎合马、菲反对派，在对待华侨问题上同他们找共同点，而在对抗过程中一再出现摇摆。［19］在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上，特别是1963年12月发生了港英当局扣留印尼船只及船上飞机零件的事件，大使馆认为，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发表的声明“暗含促我出面配合之意。苏加诺曾公开说过，马来西亚是包围印尼的，也是包围中国的，并曾私下表示，粉碎马来西亚是印尼和中国的共同任务。这也暗示，一旦印尼对抗进入紧张之际，当权派有可能要求我对香港采取行动。帝、修和印尼反动派也必然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挑拨，这是值得警惕和防范的”。［19］而在设法限制群众斗争方面，大使馆已观察到“（曼谷）会议结束后，印尼左派和广大人民要求坚持对抗，当权派感到进退两难，灰心丧气”。［18］由此可见，中方对印尼在对抗问题上态度发展变化的研判是全面和细致的，如果说1963年8月苏维多与苏班德里约的谈话在对抗问题上态度是强硬和坚决的，那么随后美国介入调停和苏加诺参与和谈都使印尼的对抗态度不断软化，并将和谈作为与美国就经济援助进行交易的砝码。中方应对此有所警惕，因为印尼外交政策的变化不仅会打击印尼左翼力量和东南亚地区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且会影响中国和印尼作为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关系发展的榜样效应，从更深层次上看，可能还会破坏中国推动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利于在中苏分裂、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寻求更多亚非国家的支持。为此，中方反对印尼采取妥协政策，但同时中方也分析认为印尼在对抗问题上的妥协和谈道路难以行得通，而在对印尼内部政治势力态度的划分上，中方认为，“印尼当权派由于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不能不进行对抗，这一反帝、反殖的斗争对东南亚的形势也是有意义的”，［19］要尽量促使其革命性的一面表现出来。按照大使馆的判断，比起动摇不定的印尼当局，印尼共对于对抗活动的支持是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印尼共一开始就将对抗作为亚洲冷战问题来对待，而不是作为印尼、马双边问题加以认识，因此在判断“大马来西亚计划”的意图上，一方面将其定性为美、英等的联合阴谋，另一方面则认为其是针对中、朝、越和印尼的计划。1963年3月16日，艾地提出：“在建立马来西亚计划的背后，有英国、美国、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澳新公约组织等等。它不仅是用来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而且是要包围奉行独立政策和反对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20］因此，印尼共一开始就支持苏加诺的对抗政策，认为对抗不仅是印尼一国的政策，而是反对美、英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是中、朝、越、印尼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中国政府此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为防止美、苏联合反华，中国国内不仅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行国防工业转移，而且将外交重点放在将印支问题与对抗问题联系起来、推动东南亚的民族民主运动斗争上。 

　　三、《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声明》的达成及意义 

　　1964年12月30日，马来西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1965年1月7日，苏加诺正式宣布印尼退出联合国，1月9日，印尼安索青年团、印尼伊斯兰大学生联合会和印尼退伍军人团退出了联合国世界青年大会和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同时印尼政府宣布不接受联合国对西伊里安兴建工程的资助，并命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粮食及农业组织立即停止在印尼的活动，联合国在印尼的其他机构随后也被要求关闭。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批评印尼“追求唯我独尊的野心”，同其他国家组成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世界”。而苏联因担心中国对印尼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等，苏联驻印尼大使米哈伊洛夫紧急会见苏班德里约要求印尼留在联合国内。与美、苏不同，1月10日，中国政府发表政府声明支持印尼退出联合国［21］，11日、12日，陈毅和刘少奇分别发表谈话支持苏加诺，刘少奇特别谈到“亚非国家的自力更生可以依靠亚非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助，而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关于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中国新闻社1965年编印，第28页。） 1月23日，苏班德里约率领代表团紧急访华，中国外交部在接待计划中表示：“苏班德里约这次来访，正值印尼采取退出联合国的重大行动之后。帝、修正对印尼进行谩骂和恫吓，不少亚非国家对印尼的行动不理解或有偏见，印尼对我国的支持寄予很大期望。因此，这次访问具有重大政治意义”。［22］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后，1月28日，陈毅和苏班德里约代表双方签署了《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声明》，其中提出：“新兴力量和腐朽力量不可能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力量和反帝力量不可能和平共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为了实现加强世界一切反帝力量这一目标”；“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革命行动必将推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要求改组联合国的这一斗争”；“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双方“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第二次亚非会议“必须更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加强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并且对亚非国家民族经济发展和互助合作作出重大的贡献”；双方将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和军事友好往来。［23］ 《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声明》是中国和印尼外交关系进一步加强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未得到苏联支持的前提下，中国是印尼反美外交的最有力支持者，建立与中国的联盟是印尼获得强大外交支持的重要保证，而双方的合作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苏班德里约率领的访华团除外交人员外，还包括情报部部长阿赫马迪、海军司令马塔迪纳塔、警察司令达努库苏莫、国务部部长约多、空军少将赫兰邦、陆军少将穆尔西德，以及印尼外交部、工矿部、中央银行、商业部、海运部、民间工业部等重要代表，其意在于建立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 

　　第二，中国不仅公开反对美、英，而且愿意与印尼全力推动亚非拉各国致力于改组西方主导下的联合国的斗争，而印尼则走向全面反美，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声明》的指导下两国极力促进亚洲反美联盟的形成。1965年3月1日，苏加诺赴柬埔寨访问，并对反美的西哈努克亲王表示大力支持，公然挑战美国的印支政策。4月18日，在雅加达召开了庆祝亚非会议召开10周年的庆祝大会，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特使阮文孝、苏丹国家最高委员会主席提加尼·马希、阿尔及利亚副总理穆罕默迪·赛义德等均到会对印尼表示支持，苏加诺在讲话中提出马来西亚必须解散，美国必须撤出印支和亚洲。4月24日，苏加诺发布命令，印尼政府全面管制在印尼的所有外国企业。 

　　第三，《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声明》发表，表明双方认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对国际反美斗争有重大意义，而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也成为双方探讨的主要内容之一。5月28～29日，苏班德里约再次访华，与周恩来、陈毅商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具体策略，此次会谈可视为会议召开前两国的最后一次高层沟通。同时，中方将两国外长会谈视为第二次亚非会议成功的关键。正如周恩来提出的，“第二次亚非会议要取得成就，首先取决于首脑会议前的外长会议，所以要预祝第二次亚非会议成功，先应该预祝你们两位外长成功，只要你们取得成就，首脑会议就没有问题了。”苏班德里约回应道：“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最大限度的成就……阿尔及尔会议一定会取得辉煌的胜利，对此我毫不怀疑。外国许多人传说，这次会议将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诚意，并带着健康的思想去参加会议，那就是对帝国主义最有效的武器。”［24］ 

　　第四，中国对印尼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1965年5月20日，毛泽东不仅亲自致电祝贺印尼共成立45周年，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雅加达向印尼共表示祝贺。8月17日，印尼独立20周年纪念日时，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向苏加诺发出贺电。而印尼全国一方面掀起大规模的反美抗议，另一方面则将清除马来西亚的号召与支持反美斗争、支持巴基斯坦抵抗印度的外交政策结合起来。9月16日，印尼政府再次派出以苏尔亚迪为团长的经济代表团访华，其中包括预算部部长苏里约迪、国务部部长兼最高经济行动司令部秘书苏根德罗、轻工业部长尤素福等财贸工交各部门共55人。中国外交部在提及该团的主要任务时表示：“了解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商讨我给予援助和两国贸易关系及其他问题”。［25］9月30日，李先念副总理和苏尔亚迪代表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支付协定》等协定书和议定书。［26］ 

　　以《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声明》为标志，表明在印尼、马对抗期间中国和印尼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在内的深入合作关系，这一关系的基础是中方要化解国际反华力量的对华威胁，而印尼则是因争取国家周边安全环境和提升印尼国际地位并要求突破既有国际格局束缚的政治诉求，这使双方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可能。中国对印尼的外交策略，不仅体现在进一步加强与苏加诺和印尼左翼的关系，力图促使印尼、马对抗与印支问题结合起来，还体现在积极推动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这些可被视为是中国巩固扩大东南亚地区的反美合作和着力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努力。 

　　［ 参 引 文 献 ］ 

　　［1］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he Malaysian-Indonesian Conflict”, October 30,196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 pp.7～9. 

　　［2］《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决定　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干部的决定，还决定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刘主席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同苏加诺总统进行了会谈并签署了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4月21日。 

　　［4］《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5月17日。 

　　［5］ Department of State, “US maintains continuing presence in Indonesia to

 influence Sukarno’s policies”, Dec. 5，1963, DDRS, pp.1～3. 

　　［6］“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Johnson”, Jan. 

6,1964, FRUS, 1964～1968, Volume ⅩⅩⅤⅠ, Document 4. 

　　［7］《请姚大使约见苏加诺（1963年8月7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161-01。 

　　［8］《姚大使同苏维多谈三国条约等问题（1963年8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161-01。 

　　［9］《摘报苏班德里约同报界谈话（1963年8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161-01。 

　　［10］《姚大使同苏班德里约会谈（1963年8月27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161-01。 

　　［11］马树礼：《印尼的变与乱》，（台北）海外出版社1963年版，第151～152页。 

　　［12］Department of State,“Amb’s discussion with General Nasution”, Mar. 6, 1964, DDRS, pp.1～3. 

　　［13］Department of State, “Background statement on U.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ssistance to

 Indonesia and the necessity of keeping control away from the communists”, 1963, DDRS, p.1. 

　　［14］Department of State, “Communists and opposition to economic stabilization 

will exploit effect of Broomfield Amendment”, July 31, 1963, DDRS, p.1. 

　　［1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 17,1964, 

FRUS, 1964～1968, Volume ⅩⅩⅤⅠ, Document 17. 

　　［16］《关于马来西亚问题（1964年1月31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1696-03。 

　　［17］“Telephon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Malaysia”, Feb. 18,1964, 

FRUS, 1964～1968, Volume ⅩⅩⅤⅠ, Document 30. 

　　［18］《关于马来西亚问题（1964年2月）》，外交部档案馆：110-01696-03。 

　　［19］《关于马来西亚问题（1964年2月5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1696-03。 

　　［20］《艾地谈挫败“马来西亚计划”的斗争　马来西亚阴谋的背后有美帝国主义》，《人民日报》1963年3月19日。 

　　［21］《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是正义的正确的革命行动　我政府发表声明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的果断决定》，《人民日报》1965年1月10日。 

　　［22］《关于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接待计划的请示（1965年1月22日）》，广东省档案馆：240-1-1620。 

　　［23］《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65年1月29日。 

　　［24］《印尼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来广州同周总理、陈副总理会谈（1965年6月3日）》，广东省档案馆：240-1-1620。 

　　［25］《关于接待印度尼西亚经济代表团计划的请示（1965年9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240-1-1620。 

　　［26］《中国印度尼西亚签订经济技术合作等协定　周恩来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李先念副总理和苏尔亚迪团长代表两国政府签字》，《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日。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简介］张小欣，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51063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冷战视野下的区域发展——印（尼）马对抗与东盟建立（1963～1967）”（12BSS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