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 对于其原因的解释, 学术界已经有明确共识。中国的现代化战略需要美国在政策、资金、技术上的支持, 所以, 需要继续推动中美关系, 而共同合作对付苏联的战略需求是美国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主要原因。①但回顾这段历史, 仍会发现一些疑问, 最值得关注的是, 为什么中美通过《八一七公报》搁置对台军售后, 双边关系仍冷淡了一年多?无论是中国的现代化需求, 还是中美反苏的共同利益, 都没能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此期间, 贸易纠纷、湖广铁路债券案、“胡娜事件”相继爆发, 直到1984年初中美才迎来两国首脑互访。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 《八一七公报》缓解了中美间的矛盾, 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②这种说法甚至没有关注到这次波动与关系的停滞, 遑论其解释力了。近年来, 美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和中国新出版的文献资料, 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 

　　中美关系这一年多的冷淡期, 是因为中国决策层在利用战略距离对美施压的力度上出现分歧, 所以, 中美关系被中国刻意冷却。直到1983年底分歧归于共识, 中国确定了拉开战略距离的分寸, 才将中美关系推向黄金时代。简言之, 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 中国决策层是否能坚持发展对美关系这一战略定位, 其核心举措就是拉开与美国的战略距离, 同时压制决策层对苏缓和的冲动。 

　　拉开与美国的战略距离具体是指, 以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谈判为契机, 中国调整对美和对苏政策:1.中国放弃“以苏画线”的“一条线”战略, 压缩与美国战略合作的范围和广度, 中美战略合作不再以打乱苏联的全球战略为目的, 而只是针对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2.中国降低了中美合作的宣传调门, 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都持批评态度;3.在对苏政策上, 中国在有限的接触中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与美国拉开战略距离, 对中国的对美政策产生了两个积极效果:一是消除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印象, 削弱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施压筹码, 有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二是产生反暗示效应, 真正刺激了里根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 

　　反暗示是心理学领域的名词, 亦称逆向暗示, 它通过与暗示目的相反的信号刺激对方, 引起对方心理状态和行为变化, ①或者说, 暗示者的暗示引起被暗示者相反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②即故意说反话以达到正面效果。不过, 反暗示策略需要注意分寸, 如果过火, 会让人觉得在故意讽刺挖苦, 刺激对方的对抗心理, 产生相反的效果。所谓分寸, 就是发出相反信号的底线与边界。反暗示策略存在极大的风险, 一是反暗示策略服务的战略目标, 会因决策者的善变而发生变更, 二是反暗示策略发出的刺激信号, 如果失去分寸则会让目标方产生敌意或警惕, 从而激怒拉拢对象。总之, 源自决策者战略目标的不稳定性, 以及刺激信号的分寸感, 是决定反暗示策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坚定的战略目标可以保证反暗示策略的分寸。 

　　本文提出的疑问关乎中国对美政策的关键命题, 即中国要构筑良好的中美关系, 需要如何寻找或强化其外交筹码。换言之, 是否承认利益交换将直接决定外交筹码的寻觅视野和抉择能力。这对处理中美关系的摩擦与战略互信缺失等问题, 对中美关系究竟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战略价值。从策略层面讲, 国家交往中所需的外交筹码, 除以传统方式即增强国家实力来获得, 还可以通过灵巧的外交技巧获得。1980年代, 中美双方的决策者、学术界乃至新闻界, 都意识到中国在现代化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性, 即中美之间在外交筹码上的悬殊。在实力全面弱于美国的情况下, 中国通过有限地拉开与美国的战略距离, 巧妙地凸显自身对美国的战略价值, 没有再添加外交筹码就促使美国积极推进中美关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均势是大国调整相互关系时最娴熟的外交技巧, 均势依赖反暗示原理能够达成“欲迎还拒”“欲擒故纵”等效果。反暗示策略的优点在于, 可以让对方主动示好, 避免自己主动示好而付出过多的外交筹码。俾斯麦就曾为迫使俄国向德国靠拢, 而与俄国的宿敌奥匈帝国结盟, 结果俄国迅速向德国靠拢, 最终形成“三皇同盟”。①这体现出古老的均势技巧在国家关系和外交领域珍贵而恒久的价值, 同时说明, 在实现国家利益、实施对外关系的众多工具中, 外交手段有着较高的性价比和广泛应用性。 

　　一、拉开与美国的战略距离 

　　拉开与美国的战略距离, 始于《八一七公报》的谈判, 到中共十二大时具体内容最终定型。这一举措最初和直接的目的是为在《八一七公报》的谈判中寻找对美施压的筹码, 使美国消除中国在战略上有求于美国的印象, 防止美国肆意冲击中美关系。为开启和推进谈判, 中国使用外交交涉、统一战线、舆论抨击、最后通牒、威胁外交关系降格、暂停战略合作等一系列手法, 但谈判进程仍十分缓慢。中国决策者认定, 美方不愿让步是因为中国执行了过于积极的对美政策, 如中美战略合作, 因而压缩中美战略合作就成为中方的主要举措。在此基础上, 拉开战略距离的具体内容逐步丰富,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拉开与美国的战略距离主要包括三点:③ (1) 从以前的中美合作全球反苏, 压缩为只在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上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 例如, 拒绝美国关于波兰危机的战略合作动议;④ (2) 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降低对美战略合作的宣传调门, 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都持批评态度;⑤ (3) 中国松动对苏政策, 在有限的接触中开启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三者之中, 对苏政策由于涉及面最广、操作难度最大, 成为最关键的部分。所以, 当时, 中国对苏政策需要满足反暗示所需要的两个条件: (1) 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 (2) 严控对苏缓和的进度、分寸。 

　　以上两个条件构成中国新的对苏政策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对苏政策在中国整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排序问题, 邓小平曾明确指示, “先同美国达成协议, 再调整对苏关系, 对中国最为有利”。①由此奠定了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的战略排序。此后, 在决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问题上, 也基本遵循对美政策优先于对苏政策的顺序。 

　　1982年7月13日, 恒安石大使向邓小平转交了里根松动谈判立场的亲笔信和美方以此为基础的公报草案。这次让步使达成《八一七公报》的前景和中美关系的前景都已经明了。钱其琛回忆道:“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 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②1982年7月15日, 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开会, 研究中苏和中美关系问题。③尽管这次会议的记录尚未正式解密, 但经过诸多亲历者的回忆和相互印证, 可以断定的是, 此次会议确立了198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和对苏政策的基本设想、总体框架, 以及方针原则。在对美政策上, 邓小平“认为与美国进行的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可以到此为止”, ④这标志着中国准备结束对美外交斗争的进程, 谈判施压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也将随之结束。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会议本是“研议对美关系”的, 但由于“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及改善中苏关系问题”, 才引出邓小平谈论对苏政策的设想。⑤可见, 无论在政策设计、布局的时间顺序上, 还是在决策者的决策议程顺序上, 中美关系都优先于中苏关系。 

　　邓小平在会议中提出的对苏政策设想, 为1980年代的中国对苏政策奠定了基本框架, 此后, 在具体策略和内容上又有所补充、细化: (1) 通过与苏联的谨慎接触, 开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2) 中苏关系改善的前提是, “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 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⑥这两项既构成中国对苏政策的主要内容, 也体现了反暗示策略的底线与分寸———中苏关系的接近是有限的, 是由中方提出的前提条件控制的。而“三大障碍”这套前提条件, 涉及苏联全球战略的进退及其与多国的政策、战略协调问题, 实施难度之大, 足以令中苏关系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 为严控对苏缓和的进度, 中国决策者一直谨慎地酝酿对苏缓和。首先, 中方十分警惕苏联对华政策的诚意, 担心贸然对苏接触可能失去外交主动权, 更重要的是, 要防止美国对中国根本的战略姿态产生误判。从回应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时措辞的开放性和弹性, 到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巡视中国驻苏东地区使馆名义与苏联接触, ①都体现了中方的这种双重意图, 很快, 7月15日会议确立的对美政策和对苏政策都得到了落实。同年10月5日, 两国副部长级谈判在北京举行, 中国的对苏缓和进程正式开启。② 

　　与此同时, 1982年9月1日开幕的中共十二大, 在政治报告中宣告对美拉开距离, 松动对苏政策。报告宣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 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报告批评了《与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造成的阴影, 并敦促美国履行《八一七公报》的原则。中国还重新开始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 以往将苏联霸权主义视作世界大战的根源, 而此时则将两霸相争看作是“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在中苏关系上, 避开给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标签, 对苏联的批评也局限在中苏关系和“三大障碍”上, 指出解决“三大障碍”才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出路。③ 

　　这样, 拉开与美国的战略距离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和两个前提条件, 已经在政策上得到确认并进入实施阶段。中美关系除战略上的有限疏远, 应该进入邓小平所设想的“我们要经过曲折之后保持原来的中美关系”④的阶段了, 但事实上, 此后的中美关系仍持续处于低谷。中美达成《八一七公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纠纷不断。中国不断进行对美外交交涉, 甚至让人产生一种印象:中方要继续拉开与美国距离。 

　　中美关系陷入低潮的原因在于, 决策层在对美施压的力度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八一七公报》的达成可能让中国领导人愿意期待一种可能性:只要对美施压, 就能继续获得一些成果, 由此导致的政策倾向是:只有美国按照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处理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才能恢复和发展。尽管这种政策倾向可能具有很强的弹性, 即若能达成效果, 就继续对美施压;如果效果不佳, 则继续按邓小平的设想发展中美关系。但无论如何, 此时的决策层已经存在两种不同的对美政策取向:是按照《八一七公报》搁置争议, 继续发展中美关系?还是继续向美施压、试探, 达成谈判时中方的高方案设想?①显然, 后者在这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 

　　公报达成初期, 中国在对美政策上希望能向高方案再进一步, 这从中方在领导人谈话、双边会谈和官方媒体文章就能看出端倪。《八一七公报》发表当天, 邓小平曾向恒安石大使宣读了致里根总统的口信, “公报只是一个良好的新的开端, 但重要的还要看今后美国的实际行动。……希望售台武器能够逐步地但是明显地减少, 能够尽早地停止, 这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 都将有直接关系”。②1982年8月24日, 柴泽民大使表示, 联合公报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今后的问题是要认真贯彻执行公报的各项原则和承诺”。③9月8日, 邓小平对访华的尼克松谈到, “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发展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障碍, 障碍还很多。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 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来堵塞这些漏洞”。④1983年2月5日, 在与访华的舒尔茨会谈时, 邓小平表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 如不改变此法, 中美关系恐怕很难有明显的、满意的发展。我们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能够做朋友, 建立比较长期相互信任的关系。”⑤ 

　　中方显然是期待美方能按照公报精神处理台湾问题, 但很快双方就在公报的解读上陷入争执。里根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向国内解释《八一七公报》时, 将售台武器和《与台湾关系法》联系在一起, 立即引起中国官方媒体的批驳。①此后, 每当美国政界出现扭曲《八一七公报》的解释时, 中国官方媒体都会做出回应, 或揭露或批驳。②从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为舒尔茨1983年2月访华准备的一系列备忘录来看, 公报发表之后, 中国在公开媒体和双边会谈中表达的期待和抗议, 已经给美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每一份会谈备忘录中都专门提醒, 中方很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抱怨和攻击, 舒尔茨需要尽量做出回应。③ 

　　1983年5月初, 章文晋大使与副总统布什的一次谈话, 反映出中国决策层继续施压的意图。章大使谈到, 台湾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 不是几个月, 而是长得多。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最终解决之前还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在当前的形势下, 中国政府只能对现状表示不满, 否则, 中国人民将无法接受中国政府的立场。④由此看来, 在《八一七公报》谈判期间, 中国出于施压的策略性需要, 对美国售台武器进行的批判, 固化为外交上的政治正确和坚定姿态, 此时反而成为双方搁置争议的障碍。 

　　在对美外交斗争期间, 为通过边缘政策逼迫美国谈判并做出让步, 邓小平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表达过强硬立场。1981年10月18日, 邓小平接见美国前国防部长布朗时就说过,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如果处理不好, 确实存在着使中美关系停滞和倒退的危险。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反应很强烈, 中国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我们当政的人, 我算一个, 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当, 人民将不支持我们”。⑤1981年11月22日上午, 邓小平会见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时指出:“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 我们没有退让的余地, 这是十亿中国人民的感情问题。如果领导人违背人民的意志, 即使不被打倒, 也应该引咎辞职。”① 

　　这种缺乏回旋余地的表态、施压, 最终与中方谈判中的高方案结合在一起, 成为中国检验美国履行《八一七公报》的标准, 而里根政府则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公报做出解读, 以便得到国内的认可。这样, 在《八一七公报》刚发表之后, 双方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对本国做出解释和交代, 实际上没有冷却台湾问题的机会。美国对公报的每一次解读, 几乎都能引发中方的舆论批判或者外交交涉。正是中方对美国执行公报精神的期待及对美国做出的上述外交回应, 塑造出公报发表之后一年多的中美冷淡期。 

　　二、战略定力:严守战略目标 

　　当对美施压的举措与发展对美关系的最初设想之间产生明显对立的时候, 中国决策层是否真的要改变拉开与美国战略距离的既定设想, 转而在对美施压中扩大与美国的整体距离呢? 

　　对美政策上这种矛盾的现象表明, 中国决策层在设定中美关系与中苏关系的战略排序后, 很快就在处理中美外交纠纷的过程中, 对战略排序出现争论与动摇。争论的核心议题是, 是否要继续对美国施加外交压力, 需要说明的是, 继续对美交涉施压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决策层有改变战略排序的意图。中国在这一时期不断地向美国表明自己有限的对苏缓和的立场, 可以从侧面佐证, 中国并没有想让这种战略排序发生逆转, 让中苏关系凌驾于中美关系。②但决策层的持续争论和暂时的冷淡期, 都会让中国错失美国伸出的橄榄枝, 抑或是抵消对美国进行战略解释的效果, 让美国产生战略误判, 认定中国准备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重新倒向苏联。 

　　随着对美施压的持续, 中国在对美政策上面临新问题。1983年年底, 美国国会的一项《台湾前途决议案》, 促使中国决策层在对美政策上出现两种不同的取向和争论, 并将这一争论提交至决策会议讨论、解决, 最终重新界定与美国的战略距离, 尤其是再次确认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的战略排序和战略目标。 

　　1983年2月23日, 参议员格伦、肯尼迪和佩尔向国会提出一项议案, 声称任何有关台湾前途的决定必须顾及在台湾的800万人的意愿。参议院的态度是, “台湾前途的解决应是和平的、不受强制的, 其方式应为台湾人民所能接受, 并符合国会所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达成的公报。”①同年11月15日, 参议院通过了该决议案。1983年11月18日,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朱启祯向恒安石大使递交抗议照会, 对参议院提出这一决议表示强烈的抗议。②就在这次纠纷期间, 1983年11月17日和18日, 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一项关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拨款法案, 以“中华民国”的称谓表示台湾应继续留在亚洲开发银行。被中方视为美国国会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25日, 朱启祯向恒安石提出抗议照会。③ 

　　与此同时, 胡耀邦在日本访问时表达了对美施压的主张。1983年11月24日, 胡耀邦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谈时批评了美国“双轨”的对华政策。“最近又发生两件不愉快的事, 一是里根总统在日本讲‘不会抛弃日本老朋友’, 二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一些主要领导人顽固地抱住‘两个中国’不放。这就使中美关系很难顺畅发展, 搞得不好, 中美关系还得严重逆转”。④紧接着, 胡耀邦就在1983年11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中国已经就美参院通过关于“台湾前途”的决议案提出书面抗议, 如果美政府答复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将重新考虑赵总理和里根总统的互访事宜, 但也重申中方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⑤ 

　　1983年11月27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要玩弄损害中美关系的危险把戏》, 强烈的批判了美国。但也表露出中国进行交涉与强硬表态的原因所在, 中方担忧里根将决议案签署为法律, ⑥成为和《与台湾关系法》相类似的国内立法, 再次冲击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中方的此次施压很可能是在效仿1979年围绕《与台湾关系法》的斗争模式, 期望美国行政系统能够做出承诺, 尽量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执行涉台法案。⑦ 

　　很可能中方的抗议照会也表达了同样担心, 所以, 美国开始不断就此做出澄清。1983年11月28日, 白宫发言人表示, 国会两个关于台湾的决议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议案只反映一些议员的意见, 对美国政策没有约束力。这两项法案不应影响中国总理访美。①1983年11月30日, 里根签署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拨款的法案时声明, “我签署这项法案并不说明连续四任总统的对华立场有任何改变, 也不应该认为这表明美国政府的承认政策有任何变化”。②1983年12月1日, 舒尔茨表示, 美国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 美国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期待互访, “如果他们决定不要这些访问, 那当然由他们决定”。③1983年12月初, 伊格尔伯格会见驻美大使章文晋, 说明里根总统在签署法案时发表的声明, 就是对章大使抗议照会的正式答复。④美国显然失去耐心, 将球踢回给中方。 

　　与此同时, 里根也失去耐心, 不再着重解释涉台法案问题, 而是又回到“双轨”对华政策的框架。12月2日, 里根在会见美国的学生领袖时表示, 美国在发展美中关系的同时, “绝不抛弃我们同在台湾的中国人的联盟和友谊”。⑤于是, 中方的施压没有发挥作用, 反而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局面。是要继续施压达成预期目的, 还是寻求妥协, 重回回到推进对美关系的轨道上来, 成为解决当时纠纷的关键, 更是决定中美关系前景的关键, 也是当时决策层的主要分歧所在。 

　　承担访美任务的中国总理主张互访, 而主要负责对日关系的胡耀邦则持有保留意见。两位领导人不同的态度表明, 决策层内部很可能对此次中美纠纷有不同的认识和设想, 导致决策层内部在首脑互访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 

　　据当时驻美使馆外交官回忆, 当时决策层认为, 这是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态度的反复, 因而怀疑此举背后的动机, 担心其中隐藏着某种花招。因而, 决策层指示驻美使馆了解清楚实际形势, 并对中国总理访美一事给出建议, 而当时的驻美使馆也难以弄清或者理解美国政府此举的动机。于是, 章文晋大使亲自赶赴纽约, 会见尼克松与基辛格, 寻求他们的见解与帮助。尼克松认为, 首脑互访有益于两国关系, 并分享了影响里根决策意见的方法、途径。最终使馆报回国内的意见主要包括四点: (1) 里根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2) 改革开放引起美国企业界的很大热情, 对宣传我国和争取美国人民会有很大影响; (3) 美国各级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了解不多, 对中国总理访美抱有很大热情, 对宣传和争取美国人民会起很大作用; (4) 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逆流和困难, 若能广泛接触定会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达到以民促官的作用。①这份报告显然认为应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作为外交工作的一线阵地, 使馆报回的意见将基本上决定外交部向决策层呈送的意见报告, 因而在外交决策中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在里根接见美国学生的同一天, 即1983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也参加会议, 讨论中国总理是否访美的问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由于反感里根政府的亲台立场, 胡耀邦对访美的计划并不感兴趣。在当时中美外交纠纷的环境下, 李先念也对访问美国持保留态度, 其他一些与会者也赞同李先念的意见。也有资深的外交专家建议推迟访问。但鉴于如果在最后关头取消访问将造成严重后果, 会对刚刚有所起色的双边关系产生反作用, 改变中国在战略三角中的地位, 从而损害根本的国家利益, 政治局同意访问如期进行, 这一决定后来也得到邓小平的肯定。②12月6日, 中方宣布中国总理将按期访问美国。③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 此时是中美关系恢复、发展的关键时刻。经过1982年下半年的冷淡期之后, 进入1983年5月, 中美关系终于有了起色。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和国防部长温伯格先后访华, 美国对华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中美首脑互访将把中美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取消访问会直接冲击这种发展势头, 从长远上损害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此同时, 取消访问会“改变中国在战略三角中的地位”, 即中美关系持续冷淡会让美国误判中国的战略姿态和总体的对美政策, 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真正疏远。此外, 使馆的报告分析认为, 这些问题可以随着双边交流的扩大逐渐克服, 这就使得外交斗争的必要性大打折扣。 

　　尽管现在还无法看到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内容, 但很可能规定了发展对美关系的前景和对美斗争策略的限度, 因为此后中国在涉台问题上与里根政府斗争时, 都没再以双边关系的停滞、后退为筹码。会议讨论的情况表明, 中国决策层并没有改变对美政策中的战略目标, 是因暂时被台湾问题刺激, 出现另外的政策倾向和试探。这对战略目标是潜在的威胁和冲击, 但最终止步于决策会议。 

　　三、战略安抚:对美澄清战略意图 

　　之所以说这次争论是暂时的干扰, 一个重要的证据在于:中央决策层自1982年7月15日会议确立对美、对苏政策后, 中国为保证对美施压的分寸, 一直保持对美国的战略安抚, 澄清自己的战略意图。战略安抚与中美间的冷淡期及此次政策争论, 形成鲜明对比, 甚至在表象上呈现矛盾状态。但事实证明, 战略安抚对促进中美关系发展, 发挥了明显作用。战略安抚主要涵盖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向美国说明中国对苏政策的设想和前景, 要点就是强调中苏关系正常化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即便中苏关系正常化, 也不会重回结盟的时代, 更不会改变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的根本战略定位;二是恢复中美因外交谈判而冷淡下来的战略合作。恢复后的中美战略合作, 保留和发展了两国之前的军事合作, 但这些合作只局限于针对中苏关系中的安全威胁问题, 即中国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只不过, 为防止再次造成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印象, 此时的战略合作被中方称为“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中美战略关系源于应对苏联, 恢复战略合作, 就是向美国传递应对苏联这一信号。 

　　中方实施战略安抚的必要性在于, 中国开启对苏缓和进程, 确实引起美国的注意和警惕。放任美方的猜想而不做解释澄清, 会使中美间的战略基础和信任将遭到侵蚀, 甚至发生质变。1982年3月, 中国刚刚回应勃列日涅夫讲话,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82年3月底出台的“每月预警评估”中指出, 中美谈判破裂、中美关系降格可能在近两、三个月内发生。①到5月份,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专门就中苏和解出台一份报告, 系统评估了中苏和解的前景、影响因素等。报告认为, 中苏如果和解, 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带来重大负面影响。① 

　　这些情报分析直接导致美方在《八一七公报》的谈判中做出让步, 中方以中苏关系施压的策略奏效。很可能是出于施压的需要, 中国在谈判期间并没有向美方澄清对苏政策。1982年9月初, 中共十二大召开, 中国完成与美国拉开战略距离的部署, 同时也开启对美国的战略安抚。中共十二大还在召开之际,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 并在会谈时, 一再询问中国对苏政策的动向。邓小平告诉他, 中国认为苏联新领导②上台后, 其政策不会变, 因为苏联的政策不是某些个人的因素决定的, 而是由其制度决定的。中国对苏联, ……和你们美国一样, 总还要同他来往, 实际上我们对全球战略的看法没有变。胡耀邦也表示, 只有苏联放弃霸权主义中国才会与之关系正常化, 但估计它不会变。即便中苏关系正常化了, 中国仍希望同美国扩大发展关系。9月28日至30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 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 也着重了解了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③ 

　　1982年10月1日, 出席联大会议的外长黄华, 会见美国新任国务卿舒尔茨, 向他解释中国刚宣布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包括苏联;对于苏联的霸权主义, 中国仍同美国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 但对也要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④这些解释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的疑虑, 同时也是恢复中美战略关系的前奏, 它使得里根政府的对华战略关系没有发生巨大变化。 

　　1982年12月23日,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评估认为, 中苏关系的缓和可以提高中国和苏联在对美关系中的筹码, 提高中国在对美关系中的战略价值, 但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不会发生变化, 更不会重新结盟。⑤但中方的政策安抚却不曾间断。就在国务院情报分析出台的同一天, 中方高级官员表示要美国对中苏会谈放心, 中苏争取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会威胁到任何“第三国”。1983年1月6日, 中国驻美政务参赞冀朝铸表示, 即使中苏关系最终有所缓和, 也不会损害中美关系, 这对各方都有利, 中国不会同苏联建立战略联盟。① 

　　1983年1月14日, 美国集情报系统之全力, 研究出台了题为《中国对苏和对美政策的短期前景》的报告。报告认为, 中国的战略调整旨在获取更多的战略空间和外交资源, 并没有改变根本的国际战略;苏联仍是中国的主要威胁, 而美国既是唯一能制衡苏联扩张的力量, 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支持力量。报告认为, 中国的政策调整是策略性的, 不会损害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② 

　　基于上述结论, 美国同年1月17日出台了名为《美国对苏关系》的第7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其中指出, 中国支持美国为应对苏联扩张而强化世界防务的努力, 所以, 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与政策协调;防止中苏关系的接近;在逐项审查的基础上放宽对华技术转让和军品销售。③这一文件仍然重视中国的战略价值, 仍坚持发展中美战略关系或者军事关系的政策, 唯一区别在于, 美国追求的中美战略关系添加了“防止中苏关系接近”的任务。这表明, “反暗示”策略已经凸显中国的战略价值, 迫使美国通过积极的对华政策拉拢中国。 

　　由此来看, 在中方积极的战略安抚下, 美国并没有因为中国新的战略构想而疏远中国。正是基于以上的情报判断, 1983年2月3日至5日, 美国务卿舒尔茨访华, 吴学谦外长再次向他阐释中国的政策, 强调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立场未变, 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取决于苏联首先解决“三大障碍”, 但看来苏联不会有所作为。中国以往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但未把美苏相提并论, 中美在可以从各自立场出发反对苏霸, 采取必要行动。④赵紫阳总理会见舒尔茨时, 用了很长时间解释中苏关系问题, 着重说明中国的战略观点并未发生变化, “苏联仍是紧张与动荡的根源, 从未也绝不会与苏联联合起来对抗美国”。⑤邓小平向舒尔茨表示, 中国的对美政策具有稳定性。① 

　　与战略安抚相同步, 中方逐步恢复对美战略合作。当时中国军方认为, 建立中美两军的关系, 既可以推动军事技术上的合作, 促进国防现代化;又能引起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重视, 可以通过中美军事关系的示范作用, 开展和巩固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关系。所以当时军方将中美两军关系视作军事外交工作的重点, 十分想恢复中美军事关系, 其主要目的就是争取技术合作与加强交流。②这种积极地态度和举措很快产生了效果。 

　　1983年5月21至26日, 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访华期间向中方通报, 美国已经决定将中国所在的出口管制类别, 从P组调至V组, 但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仍需要“巴统”的审查。③为配合鲍德里奇访华, 美国防部长温伯格同意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特别是七个两用项目的出口。④6月21日, 鲍德里奇宣布, 美国政府决定提高许可向中国出口高级技术产品的水平, 根据美国出口管理条例, 将中国由P组国家上升为V组国家, 该组的出口对象包括美国的盟国和与美国有良好关系的非盟国。⑤ 

　　1983年9月24日下午, 邓小平与来访的金日成谈到美国的对华技术转让问题时指出:“不久前, 把中国由P组改为V组。……技术转让和贸易上的放松, 同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始改善同苏联关系有关, 也是我们在台湾问题上, 包括网球队员问题上进行了尖锐斗争的结果。”⑥这说明邓小平已经认定, 拉开距离这种方法能够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也揭示出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在这种背景下, 就更容易理解中国, 尤其是军方在恢复、发展两军合作上的积极态度了。 

　　1983年9月25日至29日, 美国防部长温伯格应张爱萍之邀访华, 重启中美军事交流、军事技术合作的进程。张爱萍接受温伯格的邀请, 将于次年回访美国。张爱萍访美之前, 双方在军事技术合作上开始了工作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准备工作。①至此, 以战略磋商、军事合作为核心的中美战略合作也已经恢复, 成为中美关系回暖的动力和直接表现, 也向美国表明, 中国并未改变对美政策的总体设想和外交战略的根本定位。这些促进中美关系的努力,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1983年12月2日决策会议的结果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 

　　事实证明, 实现两国领导人互访, 对中美关系有着重大意义。在中国对美政策已经基本清晰的情况下, 以中国总理访美为契机, 里根政府终于出台了完整而成熟的对华政策。1984年1月9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第120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详细阐述了里根政府的对华政策。文件确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目标: (1) 保证中国独立于苏联集团; (2) 鼓励中国改革放宽极权体制, 在经济中引入自由市场因素, 拓展与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关系; (3) 在保证前两点的基础上, 帮助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因为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为实现这三大目标, 美国将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三个方面推进与中国的关系。政治上最首要的是重申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即友好的非结盟国家, 在此基础上推进双边关系;经济上最首要的是声明美国将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尤其是以技术转让的方式予以支持;战略上强调深化战略合作以应对双方共同面临的苏联威胁, 有必要向中国转让适当水平的军民两用技术。② 

　　1984年1月10日至16日, 赵紫阳总理访美, 期间的会谈涉及十分宽广的合作领域, 包括台湾问题、经贸科技问题、地区热点和国际问题及中苏关系, ③经贸科技领域更是做出具体安排, 包括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消除“巴统”对华出口控制问题、妨碍对华低息贷款的歧视性立法、中美核能合作等问题, 此外, 中国还表达了从美国购买离心机的愿望。④访问期间, 中美双方签订了《中美工业技术合作协定》与《中美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⑤ 

　　1984年4月21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名为《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140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为实现第120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提出的对华政策三大目标, 该文件继续拓展和提升对华政策。这些新增的内容包括: (1) 政治上, 在具有共同利益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上 (如苏联、阿富汗、柬埔寨、朝鲜半岛等问题) , 拓展双方的磋商与协调, 并尝试建立常态化的机制。 (2) 将原本单纯的经济关系, 向贸易、科技和文化领域拓展。尽量取消早年设立的对华歧视性立法, 以便能向中国提供援助和贷款;鼓励中国从美国的私营领域获取发展资金;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在中美新的技术工业合作协议基础上, 提升两国工商业合作;敦促中方就能源合作开始部长级会谈, 为中方提供能源规划和技术帮助;向中国提供空间研究合作计划, 以大力提升科技合作;扩大两国学术和教育交流、人员往来及文化交流。 (3) 军事战略上, 扩大两军高层交流;提升战略对话等级, 拓展合作, 应对苏联威胁。① 

　　在这套拓展版的对华政策指导下, 里根访华期间, 中美签订了五项协定或议定书, 包括: (1)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 《文化协定》1984年和1985年执行计划; (3) 《工业科学技术管理合作议定书》; (4) 《科学技术情报合作议定书》; (5) 草签了《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②这些协定意味着中美为双方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后续发展做好了制度性和框架性的安排。由此可见, 为充实首脑互访的实质性意义, 里根政府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诸多方面的合作动议, 扩展中美关系的内容, 加速中美关系的发展。 

　　可以说, 中美首脑互访制造了一个强制性的工作日程, 让里根政府上任三年后, 终于正式思考和出台对华政策, 其对华政策从此稳定下来, 并向更加积极和成熟的方向发展。此次首脑互访的意义是超乎政治象征性的, 它奠定了中美关系在1980年代的发展模式和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 

　　从美国的政策目标看, 反苏的战略基础是美国发展中美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的首要原因和前提。所以, 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评估中国的战略定位, 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根本走向、中国对苏政策的设想。而美方能做出积极的判断, 主要是因为中方不断的政策解释及恢复发展中美关系的措施与努力。③ 

　　尽管目前还无法确定中方是否能够获知里根对华政策的系统设想, 但邓小平以战略关系推进中美关系的思路, 确实把握住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基础, 把握住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关键。至此, 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定位已经十分清晰:保持与美国密切合作的政策, 保持对苏联在“三大障碍”上的压力, 由此形成“近美拒苏”的格局。由于中国反暗示策略操作得当, 不断进行战略安抚与政策解释,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积极性日益增长。 

　　四、“缓而不和”:控制对苏缓和的进程 

　　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对美政策进入了一劳永逸的状态。尽管中国可以刻意控制中苏缓和的进度及其解释权, 但频繁利用对苏缓和撬动对美关系发展, 会使中苏互动趋向密集, 进而刺激中苏经贸关系逐步回暖。这将鼓励决策层出现对苏缓和的愿望, 会造成中苏关系全面回暖的趋势和印象, 也容易导致美国对中国战略姿态的误判。所以, 中国将中美关系拨回快速发展的轨道后, 仍要继续拿捏对苏政策的分寸。除继续战略安抚, 最重要的新任务就是反复压制中国对苏缓和的进程与政策冲动。如果说将对苏缓和视作一种策略, 发展对苏关系还只是貌合神离之举, 那是较容易控制的, 但如果中国决策层出现发展对苏关系的政策主张, 无论这种动力是源自国家的现实需求, 还是发自某种传统的情感, 由此造成的中苏关系进展则是较难压制的。 

　　中国发展对苏关系的现实需求在于, 两国在体制、技术设备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性、通用性, 依赖苏联进行经济技术改造, 速度快、效果明显, 尽管历史已经证明, 苏联的经济技术属于“重厚长大”的落后产能。而传统的情感则在于, 中苏两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即便经历过两国对抗, 岁月沉淀的友谊仍会在外交领域迸发出来。中苏关系的政治阀门一旦打开, 这两股动力就会交织在一起, 在不经意间加速中苏缓和的进程。 

　　1982年7月15日的决策会议刚确立开启对苏缓和进程, 7月21日, 李先念就在对外经贸部《关于同苏联商谈对我工矿企业技术改造问题的请示》上批示:“似应采取积极一点的方针。”①1982年8月11日, 李先念曾致信姬鹏飞, “建议召集外交部、公安部、总参及有关省、区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开一次会, 分析研究中苏边境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边境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 还关系到人民之间的关系, 要注意礼尚往来。……要使边疆省外办对一些具体问题能够及时灵活地处理”。①尽管要处理的内容不详, 但对苏关系的指导方针已经趋向积极, 很可能是这些指示激励中国经贸部门的对苏交往, 所以, 邓小平开始压制节奏。1982年12月19日, 邓小平在审阅外经贸部、外交部《关于中苏科技或与交流项目的请示》报告时批示:“与苏联科技交流, 不要一哄而上, 先做一二件事, 切不可多。饥不择食的精神状态必须避免。”②除经贸领域外, 外交领域也出现对苏缓和的积极趋势。1982年10月1日, 邓小平审阅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关于拟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苏中友协成立二十五周年活动的请示》, 批示道:“谈判还未开始, 目前不宜派代表团, 可由大使参加。”③ 

　　可见, 对苏缓和一旦开启, 双边关系是受多种因素和动机推动的, 尽管更多是表现在经贸领域, 而邓小平连经贸关系的进展速度都仔细拿捏, 其谨慎程度可见一斑, 这也间接说明中苏关系对中美关系的敏感性。但是, 只要利用“反暗示”推进中美关系, 中苏关系总是要在双边接触中日渐密切。中美关系在1983年回暖的时候, 中国就多次使用对苏缓和的手法, 刺激美国发展对华关系, 而美国也确实让中国在诸多方面获得实质性收益。随着中美领导人互访的到来, 中苏接触也频繁起来。 

　　1984年1月, 赵紫阳总理刚刚访美结束, 4月份即将迎来里根访华。就在2月份, 契尔年科同意阿尔希波夫访华、设法改善双边关系的建议。④苏联选择这样的时机, 不排除平衡、离间中美关系的嫌疑, 但其真实意图还取决于相关档案的解密。而中国很快就同意阿尔希波夫访华。 

　　1984年2月8日,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听取吴学谦外长关于赵紫阳总理访问美国、加拿大的情况汇报, 以及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的问题。李先念认为, 对苏关系可以拉近一些距离, 邀请阿尔希波夫访华, 如能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达成一些协议, 则不仅对我国现代化有利, 对美国也是一种压力。⑤4月25日,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里根访华准备工作 (里根4月26日访华) , ①当天, 中国外交部宣布阿尔希波夫访华的消息。② 

　　这种施压意图表明, 借中苏关系撬动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决策层常用的策略, 而且中方增加中苏经贸接触的意愿逐渐变得强烈。1984年6月21日,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为, “在处理中苏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上, 过去两年, 中国的政策已逐步有所调整, 对发展经贸、科技关系方面更加放手了一些。但今后仍要坚持消除三大障碍的原则立场, 不能松动”。③10月29日,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再次讨论中苏关系, 认为:“要始终抓住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问题不放, 只要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突破, 就谈不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此前提下, 同苏联的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和人员往来可逐步放宽。”④ 

　　1984年12月下旬, 阿尔希波夫访华, 在中苏经贸关系上达成重要成果, 使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发展中苏经贸关系上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 签署了中苏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成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⑤中方提高接待规格, 12月24日上午, 较少会见外宾的陈云, 以及与阿尔希波夫熟识的薄一波、姚依林热情会见了他。陈云表达了发展中苏关系的愿望, “中苏两国都实行计划经济, 并且又是邻国, 完全应当也可以友好相处。……中苏两国要做到关系正常化, 必须排除三大障碍。这是原则问题, 我们不能不坚持。不过, 这不等于说中苏两大邻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就不能改善和发展关系。这几年我们的贸易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科技、文化方面也有了一点交流。今后, 在这些领域的关系还可以继续发展”。⑥在坚守“三大障碍”的前提下推进中苏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 既是出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急迫感, 也是出于对美国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的不满。“我想指出的一点是, 中苏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规模的扩大,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感到高兴的。有人手里拿着先进的东西, 自己不肯卖给我们, 又不让别人卖给我们。因此, 在转让尖端技术这类问题上, 希望苏联方面要看得远一些。”①让苏联看得远一些, 看似语焉不详, 很有可能是通过中苏缓和的前景诱惑苏联加大对华技术转让的力度, 但是, 如果苏联真的如此举措, 中国的现代化也将与中苏关系挂钩。一旦这种因果联系受到中国领导层的认可, 不排除对苏政策彻底转变的可能性。1984年12月28日,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会见阿尔希波夫, 也表达了对中苏友好的怀念和推进中苏关系的愿望, “从中国方面说, 我们真诚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合作有了发展, 这是积极的方面, 应该以这次访问为起点尽可能多做一些事”。② 

　　与此相呼应, 1985年1月9日,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听取钱其琛关于阿尔希波夫访华情况的汇报, 讨论姚依林访问苏联及中苏两国外长互访问题, 听取关于对美国外交工作的情况。李先念认为, “同苏联发展关系要和消除三大障碍联系在一起”, 但“报纸可以适当宣传中苏关系改善的情况”。会议认为, “在处理中苏之间政治和经济问题上, 过去两年, 我们的政策已逐步有所调整, 对发展经贸、科技关系更加放手了一些。这次接待阿尔希波夫, 我们迈出的步子不小”。如果长期经贸协议能谈成, 就按外交惯例同意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③ 

　　2月27日,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决定将中苏关系引向政治领域。会议认为, “和苏联的关系要有所发展。发展政治关系, 推动三大障碍的解决。姚依林去苏联可以谈经济, 也可以谈政治。会议还同时讨论了中美关系”。④会议议定, “应抓住时机, 适当调整和松动同苏联的政治关系。双方来往可以多一些, 气氛可以热一些, 级别可以高一些。在坚持消除‘三大障碍’原则立场的同时, 不把消除‘三大障碍’作为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先决条件, 而是通过发展政治关系来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 推动障碍问题的解决”。⑤1985年7月中旬, 姚依林访苏, 7月下旬, 李先念就将访美。所以, 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 李先念认为中国同时进行访苏和访美工作, 会在对苏关系和对美关系上产生平衡作用;甚至不排除另一种可能, 他想利用姚依林访苏作为撬动中美关系的筹码。 

　　在1985年4月3日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 李先念阐述了更加详细的对苏政策设想。“苏联的机电设备虽然显得笨重, 但能‘吃苦耐劳’, 适合我们, 应该积极引进苏联技术, 改造我国工业企业。”“我们在宣传上要控制, 注意掌握分寸, 对苏联不要骂, 要讲道理。”“总之, 对苏关系既要前进, 又要稳重, 应该说的要说, 但态度要和气。”①可见, 经贸科技合作是部分领导人发展中苏关系的重要动力, 它甚至会拉近中苏政治关系。这也说明, 当时中美经济尚未形成紧密的依存关系, 中国仍可游离开来, 向苏联寻求经济技术合作。所以, 中国难以仅凭经济关系刺激美国推进对华关系, 而只能凭借战略关系实现这一目标。 

　　陪同姚依林访苏还有外交、外贸、经济和科学等部门的官员, 此次访问与苏联签订了有关长期经济贸易的两个协定。在世界舆论看来, 这次访问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意义, 给他们造成了中苏关系改善的直观印象。②紧接着, 长年以来中苏高级官员在第三地不接触的规则也被打破。1985年9月, 出席联大会议的吴学谦外长和葛罗米柯外长在纽约会见, 相互邀请对方访问。③无论是高级别的经贸代表团互访, 还是外长互访的邀请, 都让中苏关系朝着政治领域拓展, 但这股势头很快因为李鹏顺访莫斯科而发生逆转。 

　　1985年12月23日上午, 访问欧洲回国的李鹏副总理在途经莫斯科时, 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商谈召开“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事宜。在会谈过程中, 苏联副外长贾丕才匆忙赶到, 临时告知李鹏, 戈尔巴乔夫想在下午会见他, ④李鹏立即请示国内, 表示倾向会见。外交部对此持保留意见, 上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最后由胡耀邦拍板同意李鹏以过境身份作礼节性拜访。⑤23日下午, 戈尔巴乔夫会见李鹏, 尽管李鹏在会见时仍强调“三大障碍”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 ⑥但塔斯社却把临时起意的会见称为“短期访问”, 苏联官方借此宣称中苏关系改善。由于会见双方的级别较高, 又未事先宣布, 所以立即引起世界舆论尤其是西方媒体和外交官的关注。① 

　　中国很快发现此事引起的负面效果, 就在李鹏回国第二天即1985年12月25日, 中国对苏联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②此后, 中国的对苏政策表态很快转向强硬, 1986年1月17日, 吴学谦外长向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作外交工作报告时, 继续批评苏联的扩张侵略政策, 强调尽管中苏经贸关系有很大发展, 但“由于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没有消除, 中苏政治关系至今未能得到根本改善”。③ 

　　随后, 中苏已有意向性安排的外长互访被取消。1985年9月, 中苏外长曾商定互访的意向, 同年12月13日, 苏联副外长贾丕才访华离京时表示, “苏联和中国方面基本上一致同意”吴学谦外长将于1986年春夏访苏, 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将于秋天访华。但随着中方开始批评苏联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进展缓慢, 没有诚意, 中苏对互访态度出现重大分歧。1986年2月5日, 外交部发言人称, 互访“将取决于形势的发展”。④随着中国不断强调中苏政治关系没有改善, 外长互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最终不了了之。⑤ 

　　加速中苏缓和的尝试与邓小平一贯的战略构想并不合拍。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姚广曾透露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即中国对中苏关系要特别谨慎, 如果处理不好, 会影响中国和美日西欧的关系, 因为它们都担心中国与苏联接近, 邓小平曾说, “我们的本事就这么一点, 没别的本事”。⑥邓小平曾明确反对中苏外长互访。尽管外长互访的消息是在1985年9月份公开的, 但早在当年4月份的中苏第六轮磋商时, 钱其琛副外长就曾有邀请葛罗米柯访华和吴学谦外长回访的腹案。①联合公报表示, “希望继续改善中苏关系, 并愿意扩大两国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中的联系和交往”, 而1984年10月第五轮会谈时的公报中则没有“政治”一词, 这一细微变化让西方观察家们认为中苏关系出现改善迹象。②邓小平发现这一举动之后, 没有同意互访方案, 并对会谈中的态度软化表示不满。“他认为姚依林副总理可以访问苏联谈贸易, 吴学谦外长却不能去莫斯科与苏联外长会见。因为两者有实质性的差别, 外长在政治上代表国家, 副总理不过是去谈贸易关系。”③所以, 中苏关系向政治领域的发展趋势被邓小平制止。由于外长互访具有政治象征意义, 所以, 吴学谦外长在任期间从未到访过苏联。于是中国的对苏政策中出现一个禁忌: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 中苏两国外长不能互访, “只能在联合国这种多边场合会晤”。④ 

　　可见, 尽管中国掌握着对苏缓和的解释权, 但要向美国澄清战略意图, 不能只依靠“中苏间的政治关系没有实质性进展”这类口头结论, 还必须真正压住对苏缓和的势头和进程。从此以后, 中国一直严格控制着对苏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 国际舆论都理解了中国对苏政策的原则。1986年3月16日, 阿尔希波夫再次访华, 出席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中国外交官主动向西方媒体透露了中国政府的意图。“据北京的外交人士透露, ……苏联希望尽可能地使这次接触带上政治色彩, 这同中国方面打算只谈经济问题的立场适成对照。到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的, 除李鹏副总理外, 只有经委和外贸部的负责人, 外交部负责人则一个也未到场。由此可见, 中国方面已经打算不让这次会议具有政治方面的含义。”西方的外交官们也得出结论:“阿尔希波夫的访问不大可能使中苏政治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取得任何进展, 但是, 将有助于增进两国的贸易关系。”⑤所以, 为在大三角关系中维持“近美拒苏”的格局, 中国在对苏政策上, 无论是决策层对原则的把握, 还是执行者的外交纪律, 抑或是职业外交官们在外围对西方媒体的经营, 都达到高度一致。 

　　这种努力最终得到回报, 西方外交官和舆论已经对中国的对苏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和信任。阿尔希波夫抵达北京的前一天, 美国情报系统对访问的判断是:“尽管中苏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有所发展, 但北京一直重申, 只有莫斯科满足中方的三个条件, 双边关系才会有重大发展。”①此外, 为防止中苏经济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产生冲击, 中国的对美、对苏关系也严守平衡原则, 每次中苏互动的前后, 中国基本都会安排中美间的接触或访问。1986年10月6日, 中苏副部长级磋商即将举行, 中国同时邀请美国防部长温伯格于1986年10月7日至11日访华。②对此, 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向美方表示, 预计中苏不会在“三大障碍”上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的情报分析认为, 中国这种对美、对苏互动的平衡原则是为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③美国最终打消了对中苏关系的警惕或战略疑虑, 即便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小摩擦和意见分歧, 乃至中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 都被视作中国为保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而刻意采取的姿态。④ 

　　至此, 无论是中国决策者对中美、中苏战略格局的设计, 还是美国对中国战略格局的设计与意图的理解, 都达成一致。为保证中美关系的稳定而压制下对苏缓和的热潮, 说明制衡苏联而产生的战略价值, 是中国推进对美关系时最有效的筹码。为更好地利用这个筹码, 中国在1982年之后一直刻意压制着对苏关系的发展, 谨慎地拿捏对美和对苏政策的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 中国刻意压制的是中苏政治关系, 同时利用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解释权:只要不解决“三大障碍”, 中苏政治关系就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两国最高领导人就不会会晤。这种做法不仅仅是服务于中美关系, 同时也是为了切实解决苏联的对华战略威胁等其他外交目标。客观地衡量, 中苏间的交往已经恢复到正常国家的状态, 只是政治关系被明显而刻意地压制着, 这种人为设定前提的做法, 使得中苏关系正常化成为“一个人为制造的假命题”。⑤尽管对苏缓和的缓慢过程是由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 其中包括两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战略缓慢而不同步的调整、意外政治事件的干扰等原因, 但可以说, 为保证中美关系的战略优先地位, 这是导致对苏缓和缓慢的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结语 

　　中国拉开战略距离的关键在于严格把握分寸, 即保证两个战略前提:第一, 树立清晰而坚定的战略目标, 避免主观刻意的战略动摇。这首先源于对国家需求及其实现方式的清醒认识, 其次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定力。决策者不应被国家关系中的难题、纠纷激怒, 或对进展缓慢的议题失去耐心, 进而逆转战略目标;第二, 严守反暗示策略的分寸。既要向目标方澄清战略意图, 又要保证刺激信号只是“假动作”, 避免技术性失误导致的意外质变。不能让拉开战略距离异变为战略决裂。为满足这两个条件, 中国一方面确立了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的战略排序;另一方面, 随时控制对苏缓和的进程, 并向美国澄清战略意图与诚意。但真正地实现过程充满决策层反复的酝酿讨论、对美国外交意图的试探揣度, 以及对苏缓和的反复压制。所以, 中国开启对苏缓和时设置了让苏联很难实现的、两项环环相扣的前提条件;一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 ①二是只有“三大障碍”的解决令中方满意, 邓小平才会与戈尔巴乔夫会晤, 并坚持以会晤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唯一标志。②这样, 中国完全掌握了对苏缓和的解释权和进展节奏。按照这两项前提来衡量, 中国的对苏缓和从开启后就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 迁延至1989年。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这两个条件都是要防止中国对苏缓和, 但两者在主观动机或意图上却有根本差别。前者是防止决策者因为对中美关系中的纠纷失去耐心, 转而主动将中苏关系置于外交战略的核心, 加以经营发展。后者是防止对美实施反暗示发生技术性失误, 使中苏关系的发展程度超出应有的分寸, 从而让美国误判中国的外交战略定位。 

　　从理论上讲, 拉开战略距离有四个步骤:一是确立战略目标, 即通过发展中美关系推进国家现代化;二是向美国发出与暗示目的相反的信号, 即开启对苏缓和进程;三是严守反暗示策略的分寸与底线:设置极高的前提条件, 将中苏关系正常化控制在近乎停滞的状态, 就是拉开战略距离的底线, 也是反暗示的分寸所在。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何中国与美国拉开距离, 理应靠拢与苏联的战略距离, 但却只做出起步姿态就再也止步不前;四是通过频繁的外交互动向美方澄清中方拉开距离的底线, 防止美国误判中国的战略意图。 

　　拉开与美国的战略距离, 由中国对美和对苏政策中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组成, 历经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是探索阶段, 从1981年1月里根政府上台至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中方为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对美施压, 威胁外交降格;压缩中美战略合作:拒绝美国的全球反苏倡议, 婉拒美国的对华军售;加强对美舆论抨击。第二阶段是酝酿成型阶段, 从1982年4月至1983年底。此时, 中国开启对苏缓和, 确立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的格局;通过对美交涉解决中美双边问题, 检验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诚意, 最终确定继续推进对美关系。第三阶段是实施阶段, 从1984年初至1989年, 中国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 不断压制对苏缓和的进程节奏, 向美国澄清战略意图与诚意, 中美关系由此开始受益。 

　　事实证明, 拉开与美国的战略距离, 使得1980年代的中国对美政策真正稳定、成型, 即战略关系上“近美拒苏”、双边关系上积极合作。中美战略合作既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前提, 又是最强劲的推动力, 它推动经济关系逐步成长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正是这种价值, 使得中国决策者在推进中美关系时, 要充分利用战略关系。由此形成了“反暗示”策略及围绕该策略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举措, 它们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和外交战略的基本面貌。中美关系在1984年之后获得快速发展。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中最关心的台湾问题和技术转让问题, ①都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1985年9月10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发展中美经济关系, “最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这件事美国经济界比较热心, 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对这件事情应该更热心一些。总的讲, 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是不错的, 只是还有不足”。②对中美关系的新评价说明, 1984年之后的中美关系确实进入了一个摩擦较少、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美军事和战略合作进入巅峰时期。更重大的意义在于, 此后两国军事领域、经贸科技领域合作的全面发展, 不但服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更为中美关系找到广泛的共同利益, 成为中美关系此后能经历风浪的压舱石。 

　　从策略层次看, 1980年代中国对美政策得益于中国反暗示策略的成功, 但究其根本还是得益于决策者的战略定力和对外交本质的把握, 决策者的战略定力在于保证既定战略目标不受其他议题的干扰或诱惑。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决定了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 即邓小平讲的, 同美国关系较好一些, “因为要利用它, 引进资金和技术, 这方面苏联不行”。①中国的决策者基于这一战略目标的定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美苏冷战塑造的排他性国际关系格局中, 中国始终坚持中美关系优先于中苏关系, 能够压制住其他决策者对苏缓和的悸动;二是始终以外交的思路, 而非战略决裂的方式解决中美间的矛盾议题。 

　　而此后要围绕固定的战略目标配置外交资源, 其核心任务是如何寻找最有效的外交筹码并将其最优化使用, 这取决于决策者对外交本质的把握。从广义上讲, 外交就是谈判, 英国外交家尼克尔森 (Herald Nicolson) 认为, “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家关系”。②法国外交家卡利埃尔 (Francois de Callieres) 指出, 成功的外交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收益, 而是“调和各参与方的切实利益”, “只有互惠才能让外交取得不断的成功”。因而, 诸如“外交胜利”之类的措辞、逻辑或理念, 都是成功的外交需要摒弃的。③简言之, 外交的本质就是大致相当的利益交换。 

　　所以, 要构筑良好的中美关系, 无论是处理矛盾, 还是推进合作关系, 其关键都在于找到美国最关切的共同利益, 并善加经营。邓小平在建交之初就敏锐地指出发展中美关系的筹码所在。“为什么国际上愿意拿钱、设备, 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强大了可以牵制苏修, 假如你软弱, 帮助你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④从美国第120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确立的对华政策三大目标来看, 中国确实抓住了发展对美关系的关键, 即用中国制衡苏联的战略价值换取美国全面支持中国现代化, 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的拉开战略距离的策略才会发挥预期效果。 

　　但需要指出的是, 对苏政策一直是外交决策层争论的重要命题, 因而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放到交换天平上的外交筹码。对外交本质的把握, 使决策者能够理解中苏关系的交换价值。决策者战略定力的意义在于, 保持中苏关系在决策议程中从属于现代化战略和中美关系, 才能将中苏关系置于交换的逻辑中。从这个意义上讲, “反暗示”策略的成功实际上是决策者战略定力和外交理念的胜利。 

　　1980年代确立的外交战略和中美关系格局, 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并成长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按照外交本质来分析, 国家实力的增长会使国家的战略筹码、政策选项更加丰富多元, 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处理纠纷。但与“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等热门话题相伴随的, 却是中美日益凸显的战略竞争, 究其原因, 还是源自中国战略目标的动摇和对外交本质的误解。“与美国平起平坐”之类的思潮, 即体现了改变国家战略和对美政策的诉求。①一方面, 国家实力的增强, 使得中国重新思考是否继续依赖中美关系推进现代化, 战略目标的犹疑直接冲击到邓小平时代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②另一方面, 误读外交的本质, 将导致将增强的国力投送到对抗的、非利益交换的逻辑中。由此带来的只能是战略竞争, 而非以往“斗而不破”式的合作。 

　　崛起中的中国拥有足够充分的战略筹码, 也具备驾驭高超外交技巧的能力。所以, 决定中国对美关系乃至对外关系的关键在于, 是否坚持几十年来令自己受益的战略目标和恪守外交的本质。中国既应该明确既往的战略目标, 即通过中美合作推进现代化, 也应强调外交谈判、利益交换的理念, 这是中国外交合理的备选项和应有尝试。中国本身庞大的战略体量, 将提供充足的外交筹码, 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国家间合作关系和外交艺术有着广阔的施展空间。 

　　注释 

　　1 持此类观点的成果有:Ross Robert, Negotiating Coope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p.202-203;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141;John Garv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Jersey:Prentice-Hall, 1993, p.103;James Mann, 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Alfred Knopf: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9, pp.134-135;Michael E.Marti, China and the Legacy of Deng Xiaoping, Washington:Brassey’s, 2002, pp.13-18;Craig Dietrich, People’s China:A Brief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68;Colin Mackerras, Pradeep Taneja, and Graham Young, China since 1978, South Melbourne:Addison Wesley Longman Australia Pty Limited, 1998, p.217;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点评中美关系》,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第47-63页;宫力:《峰谷间的震荡》,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第107页;陈毓钧:《战争与和平:解析美国对华政策》, 台北:环宇出版社1997年版, 第296页。王景弘:《美中关系的轨迹》, 台北:世界日报社1987年版, 第275、276页;谢文波:《从台湾问题看中美关系》, 载郑宇硕编:《迈进21世纪的中国外交:回顾与前瞻》,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 第440页。 

　　2 持此类观点的成果有:David Shambaugh, “Patterns of Interaction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omas W.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4, pp.203-204;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第5页;石志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 (1949.10-1989.10)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231-232页;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 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第1385页。 

　　3 邵伏先:《人际交往心理学》, 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第192-193页。 

　　4 徐广福:《反暗示在教学中的应用》, 《语文教学通讯》1992年第7期, 第6页。 

　　5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第41-46页。 

　　6 《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 《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4日, 第1版;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75-378页。 

　　7 在谈判中一度中断的中美军事合作, 如美国对华军售、两军交流访问等, 都在谈判结束后恢复。因此, 本文不将这些举措视作拉开对美战略距离的组成部分。 

　　8 John H.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pp.215-216;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第141页。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第262-263页。 

　　9 王立:《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9页。 

　　10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 第150页。 

　　11 钱其琛:《外交十记》,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第6页。 

　　12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记载的是7月、8月间, 钱其琛的回忆是在盛夏, 《李先念年谱》和《韩叙传》记载是7月15日, 戴秉国的回忆是7月14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下册, 第835页;钱其琛:《外交十记》, 第6页;《李先念传》编写组、湖北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李先念年谱》第六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165-166页;阮虹:《韩叙传》,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第249页;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第39页。 

　　13 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 第39页。 

　　14 同上书, 第39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下册, 第835页。 

　　16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第358-359页;钱其琛:《外交十记》, 第7页。 

　　17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讨论》 (增订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第483-484页;钱其琛:《外交十记》, 第9-10页。 

　　18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82年9月1日) 》, 《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 第1版。 

　　19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 第134页。 

　　20 高方案和低方案是中国在同美国谈判之前设定要达到的两个不同目标。高方案的具体内容是:要求美国立即、完全停止对台军售。低方案的具体内容是: (1) 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和性能不能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 飞机不超过F5E, 决不能搞潜艇、军舰; (2) 美国对台军售要逐步减少, 直至停止。参见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 第134、144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下册, 第840页。 

　　22 《我驻美大使就中美联合公报答美国记者问今后问题是要认真执行公报各项原则和承诺》, 《人民日报》1982年8月26日, 第6版。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下册, 第846页。 

　　24 同上书, 第886页。 

　　25 《里根就美中联合公报发表声明说公报将促进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却又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同〈与台湾关系法〉联在一起》, 《人民日报》1982年8月19日, 第6版;《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介绍中美联合公报时一面强调发展美中关系一面公然作歪曲解释》, 《人民日报》1982年8月21日, 第6版。 

　　26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 第94、95页。 

　　27 “Your First Meeting with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u Xueqian, ”Wednesday, February 2, 1983, January 26, 1983, pp.1, 13, 14,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621;“Your Meeting with Deng Xiaoping, ”January 26, 1983, pp.1, 11, 12,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623. 

　　28 George P.Schultz, Turmoil and Triumph: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Scribner’s;Toronto:Maxwell Macmillan Canada;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3, p.394.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下册, 第779页。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下册, 第788页。 

　　31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 第155-156页。 

　　32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第110页;梅孜:《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 (1948.11-1996.4) 》,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 第232-233页。 

　　33 《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外交部部长助理朱启祯向美国驻华大使递交抗议照会》, 《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9日, 第1版。 

　　34 《就美国会在通过的拨款法案中制造“两个中国”一事我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交部长助理朱启祯向美驻华大使递交抗议照会》, 《人民日报》1983年11月26日, 第1版。 

　　35 盛平、王再兴编著:《胡耀邦思想年谱 (1975-1989) 》, 下册, 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第461页。 

　　36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第139页。 

　　37 本报评论员:《不要玩弄损害中美关系的危险把戏》, 《人民日报》1983年11月27日, 第6版。 

　　38 樊超:《1979年中国对美政策讨论与中美互动》, 《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 第136-137页。 

　　39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第139页。 

　　40 《里根签署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拨款的法案发表声明说法案有关在亚行保留台湾席位的话同美政策不一致》, 《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日, 第6版。 

　　41 《舒尔茨称中美领导人能否互访要由中国决定》, 《参考消息》1983年12月4日, 第9092期, 第1版。 

　　42 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60页。 

　　43 《里根声称美“绝不抛弃同台湾的联盟和友谊”》, 《参考消息》1983年12月5日, 第9093期, 第1版。 

　　44 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 第60-61页。 

　　45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 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 1997, p.90;何方:《缅怀宦乡同志》, 《随笔》2008年第4期, 第97页。 

　　46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会制造“两个中国”事件答记者问美国政府应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承诺赵紫阳总理将根据互访协议于明年一月访美》, 《人民日报》1983年12月7日, 第1版。 

　　47 “NIO Monthly Warning Assessment, ”March 31, 1982, pp.2-3,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I02209. 

　　48 “Prospect for Sino-Soviet Rapprochement, ”May, 1982, p.5,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I02211. 

　　49 苏联新领导是指, 1982年1、2月份, 因茨维贡、苏斯洛夫和格鲁谢沃伊去世导致的苏联领导层变动。 

　　50 王立:《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8-239页。 

　　51 同上书, 第239页。 

　　52 “Implications of a Further Improvement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December 23, 1982, pp.1, 5,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I02218. 

　　53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第102、103页。 

　　54 “China’s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SSR, Short-Term Prospects, ”January 14, 1983, pp.1-2,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I02221. 

　　55 “U.S.Relations with the USSR, ”January 17, 1983, p.5,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PR01485. 

　　56 “Asia Trip of SECSTATE, ”February 3, 1983, p.2,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641;王立:《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 第239页。 

　　57 “Meetings of Secretary of State Shultz with Chinese Minister of Defense Zhang Aiping and Premier Zhao Ziyang, ”February 4, 1983, p.2,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642. 

　　58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An Annotated Chronology, December 1985, p.108,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757. 

　　59 东方鹤:《张爱萍传》 (下)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050页。 

　　60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An Annotated Chronology, December 1985, p.108,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757. 

　　61 [美]卡斯珀·温伯格 (C.W.Weinberger) :《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回忆录》,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193页。 

　　62 吴帆:《美国队出口技术和技术产品实行分类控制情况》, 《参考消息》1983年6月25日, 第8931期, 第2版。 

　　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下册, 第935-936页。 

　　64 [美]卡斯珀·温伯格:《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回忆录》, 第217页。 

　　65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Premier Zhao Ziyang, ”January 9, 1984, pp.1-3,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PR01513. 

　　66 《赵紫阳分别同里根、舒尔茨会谈赵总理就中美关系和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表明中国政府看法》, 《人民日报》1984年1月12日, 第1版。 

　　67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An Annotated Chronology, December 1985, p.110,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757;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第145页。 

　　68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第144页。 

　　69 “The President’s Visit t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21, 1984, pp.2-4,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PR01529. 

　　70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第156页。 

　　71 “China:The Year in Review, ”February 24, 1984, pp.1-2, National Archives.CIA Records Search Tool.CIA-RDP04T00367R000201260001-2;“China’s View of the U.S.and the USSR, ”March 27, 1984, pp.1-2,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659. 

　　72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 第六卷, 第166页。 

　　73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 第六卷, 第166-167页。 

　　7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下册, 第877页。 

　　75 同上书, 第857页。 

　　76 阎明复:《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 《百年潮》2007年11期, 第10页。 

　　77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 第六卷, 第228页;《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 (下) , 第1261页。 

　　78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 第六卷, 第239页。 

　　79 《尼日尔孔切主席五月十日来华访问苏联阿尔希波夫第一副主席下月中旬访华》, 《人民日报》1984年2月26日, 第1版。 

　　80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 第六卷, 第251页。 

　　81 同上书, 2011年, 第277页。 

　　82 《姚依林和阿尔希波夫签署三个文件》, 《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9日, 第4版。 

　　83 张孟仪、丁文:《陈云在会见阿尔希波夫时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两国人民利益》, 《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5日, 第1版;吴振兴:《陈云和阿尔希波夫的友谊》, 《世纪》2006年第3期, 第6页;《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 (下) , 第1261-1263页。 

　　84 陈云:《陈云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41页。 

　　85 《彭真会见阿尔希波夫时说中苏应该共同努力多做一些事情逐步消除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 《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9日, 第1版。 

　　86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 第六卷, 第290页;《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 (下) , 第1263页。 

　　87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 第六卷, 第297页。 

　　88 程振声:《李先念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工作》, 《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第96页。 

　　89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 第六卷, 第303页;《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 (1949-1992) 》 (下) , 第1263页。 

　　90 沈一鸣:《姚依林副总理结束对苏联的访问》, 《人民日报》1985年7月17日, 第6版;《外电评姚依林访苏》, 《参考消息》1985年7月1日, 第9670期, 第1版。 

　　91 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 《东亚中欧研究》2001年第21期, 第64页;《吴学谦外长会见埃及总统苏联外长》, 《人民日报》1985年9月28日, 第6版。 

　　92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第7、14页。 

　　93 陈有为:《无悔坦荡人生:从记者到中国外交官的回忆与自白》, 香港:新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版, 第104页。 

　　94 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 第15-16页。 

　　95 《戈尔巴乔夫会见李鹏引人注目》, 《参考消息》1985年12月25日, 第9836期, 第1版;《美联社报道:苏联在宣扬中苏改善关系》, 《参考消息》1986年1月3日, 第9844期, 第1版。 

　　96 《我外交部发言人就苏联侵略阿富汗六周年发表谈话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正义斗争苏联应立即从阿富汗全部撤军》, 《人民日报》1985年12月26日, 第1版。 

　　97 《吴学谦向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作外交工作报告时指出我国成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美苏应采取实际行动真正缓和国际局势苏联军事占领阿富汗已有六年, 但在撤军问题上始终没有表现出诚意》, 《人民日报》1986年1月17日, 第1版;《中国对苏所说两国政治关系改善感到恼火》, 《参考消息》1986年1月19日, 第9860期, 第1版。 

　　98 《贾丕才机场谈访华中苏外长明年互访》, 《参考消息》1985年12月15日, 第9826期, 第1版。《合众国际社说:中苏对外长互访的看法有重大分歧》, 《参考消息》1986年2月13日, 第9884期, 第2版。 

　　99 《外电评赵紫阳会见阿尔希波夫中苏政治分歧无实质变化》, 《参考消息》1986年3月20日, 第9919期, 第1版;《外电说中苏第八轮会谈无实际进展》, 《参考消息》1986年4月17日, 第9947期, 第1版。 

　　100 陈有为:《无悔坦荡人生:从记者到中国外交官的回忆与自白》, 第114-115页。 

　　101 陈有为:《无悔坦荡人生:从记者到中国外交官的回忆与自白》, 第115页。 

　　102 《法新社评中苏第六轮磋商新闻公报》, 《参考消息》1985年4月24日, 第9593期, 第1版。 

　　103 陈有为:《无悔坦荡人生:从记者到中国外交官的回忆与自白》, 第115页。 

　　104 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 第47页。 

　　105 《中国态度友好但仍坚持消除三大障碍》, 《参考消息》1986年3月18日, 第9917期, 第1版。 

　　106 “IPAC Daily Intelligence Summary 48-86, ”March 15, 1986, p.2,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780. 

　　107 《外事简讯》, 《人民日报》1986年10月12日第4版。 

　　108 “IPAC Daily Intelligence Summary 181-186, ”October 3, 1986, p.1,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829. 

　　109 “United State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1979-1985, ”Analysis and Chronology, January 2, 1986, iv.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CH00769. 

　　110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增订版) , 第502-503页。 

　　1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下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815、835页。“三大障碍”具体指:苏联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第6页。 

　　1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 下册, 第1264页。 

　　1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下册, 第885页。 

　　114 同上书, 第1075页。 

　　115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 第155页。 

　　116 Herald Nicolson, Diplomac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4. 

　　117 Herald Nicolson, 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 London:Constable&Co Ld, 1954, pp.63-64. 

　　118 《邓小平同志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上的讲话》 (1979年3月16日下午) 。 

　　119 牛军:《与美国合作是战略, 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 《美国研究》2015年第6期, 第115页。 

　　1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上册, 第618、6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