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帅，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23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保钓运动研究》（12FGJ002）、2009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保钓运动研究》（09YJAGJW012）的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K.O.Emery et al.，“Geological Structure and Some Water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China Sea and Yellow Sea”，UNECAFE/CCOP Technical Bulletin，Vol.2，1969，p.3。
②参见Hiroshi Niino and K.O.Emery，“Sediments of Shallow Portions of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May 1961,Vol.72，No.5,pp.731~762。
海外“保钓运动”是中国留学生联合海外华侨华人掀起的爱国护土运动，是中国民间“保钓运动”的开端。1971~1972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发动数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传递了中国民众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海外的“五四”运动。［1］钓鱼岛问题的本质是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问题，领土问题引发民众关注并不为奇。然而，中国民间“保钓运动”为什么肇始于美国？留美中国学生又为什么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力军？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厘清海外“保钓运动”兴起的背景、分析海外“保钓运动”兴起时相关各方的态势，以期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一、钓鱼岛问题与海外“保钓运动”
钓鱼岛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中日钓鱼岛争端是从1969年4月《埃默里报告》出台开始的，该报告认为“在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石油储藏地。”①早在1961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地质学教授埃默里和日本学者新野弘就在《中国东海及南海浅水区的沉淀物》一文中认为，“对近1000份来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部分浅底海区的样本进行了研究，并且对这些沉淀物的来源地和目前的沉积地做了海洋学的比较研究。渤海和黄海中部海湾沉积物是由细砂粒构成，并含有许多不稳定的矿物质，有机物适度比例较高”，暗示钓鱼岛附近可能存储石油资源。②1967年两人又发表了《朝鲜海峡及中国东海的地层与石油远景》一文，明确认为中国东海是世界上石油远景最好且未经勘探的近海地区之一，琉球群岛以西的“沿大陆架外缘的一条宽阔地带是今后最有希望找到海底油气田的地方”。（参见﹝美﹞ 塞利格·哈里森著、齐沛合译：《中国近海石油资源将引起国际冲突吗？》，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8年版，第51页。）1968年10月和11月，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74年更名为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赞助下，埃默里和新野弘组织日本、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海洋科学家对黄海和东海海域进行了实地勘测，1969年4月公布了调查报告，即《埃默里报告》。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对东海资源进行调查及《埃默里报告》出台前后，日本方面频频在钓鱼岛附近放出各种试探信号，企图造成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领土”的假象。1968年5月20日，冲绳问题委员会专门委员高岗大辅、大滨信泉和海洋开发技术协会沼田贞藏、新野弘、古贺善次等人组成调查团对该海域进行调查。1969年1月8日，日本大藏省、日本石油开发公司、东海大学对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油气资源调查。5月9日，在佐藤荣作内阁的支持下，冲绳地方政府在钓鱼岛树立水泥标柱，“台湾渔民建在岛上的孤魂唐、天后宫等，也被日本人拆除”。［2］
面对日方行为，1970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佐藤反动政府还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寻找各种借口，企图把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在内的属于中国的一些岛屿和海域，划入日本的版图。”［3］12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指出：“日本反动派不仅蓄意掠夺我国的海底资源，而且妄图把钓鱼岛等属于中国的一些岛屿和海域，划入日本的版图……美日反动派如果硬要一意孤行，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4］台湾当局也表达了维护领土主权的立场。1969年7月17日，“行政院”会议发表了《我对沿海大陆礁层资源之探勘及开发，得行使主权上权利》的声明。［5］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在与日美斗争中表现出强大声势，民间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不仅打破了美国企图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私授予日本的阴谋，而且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海外“保钓运动”的缘起分析
海外“保钓运动”的发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其兴起与发展是当时国际格局、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国家与地区关系、留美学生个人经历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海外“保钓运动”爆发的国际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进入冷战阶段。美苏加强了对盟友的管控以实现各自的全球战略布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逐渐破裂，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中国开始与美国改善关系。这一举动引起了台湾当局的紧张。日本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盟友，美日对冲绳问题的处理对中国民间“保钓运动”的爆发产生了直接影响。
首先，中美由对抗转向接近。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保留了两国沟通的渠道，在谈判过程中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1969年3月6日，美国评估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其控制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企图，也已经不再是世界革命的领导性力量。”［6］5月15日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14号》文件认为“除了涉及台湾问题之外，没有证据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以武力征服的方式扩大领土或实现其目的”。［7］不仅如此，美国在考虑如何应对中苏领土争端问题时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判断。7月3日，尼克松要求“面对日益严峻的中苏军事对抗以及苏联孤立中国的努力，美国应该考虑如何进行战略选择”。［8］7月17日，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森在写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说：“我们应该用比之前预想的要更加温和的态度对待中国”，并且建议实施“放开购买旅游产品、批准粮食出口、取消旅行限制”等行动。［9］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向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9月4日，基辛格提出，美国应该创设“利用核武器解决争端是不能被接受的原则”，“大家同意苏联对中国核武器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可能引发更大的敌对行为”，并且表示，“如何阻止这一危险是最重要的，苏联可能会得出美国支持其行动的结论，所以我们一定要传达明确的信息”。［10］经综合考虑后,美国决定不支持苏联，并且通过媒体扩散这一消息。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9月29日，中国又成功试爆一颗新的氢弹，对苏联的核挑衅进行反制。为应对共同威胁，中美双方实现了初步合作。
其次，台湾当局害怕失去美国的庇护。随着中美双方释放友好信号，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倍感压力。为了得到美日的支持，台湾当局不敢在钓鱼岛问题上同美国、日本产生激烈冲突。
尼克松上台之后，台湾当局不断试探美国的态度。1969年8月6日，台“驻美大使”周书楷向基辛格试探，基辛格表示：“总统希望大使告诉蒋介石，美国对大陆的基本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周书楷表达了台湾的忧虑，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的立场没有变化，继续支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11］
为了获得美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支持，台湾当局不敢在冲绳问题上做出激烈回应。1969年11月12日，台“外交部部长”魏道明向美国提出“冲绳问题应该由冲绳地区的人民进行投票后决定”的提议，而美方认为“在美国正同日本谈判的时候，采取投票的方式是不可取的”。［12］11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何志立在准备翌日基辛格与魏道明的谈话中提到，“关于归还冲绳问题，台湾当局长久以来坚持认为在处理冲绳问题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在意识到自己不能阻止冲绳回归的情况下，台湾呼吁进行全民公决来解决这一问题。”对此，何志立建议基辛格应该采取的立场是：“关于冲绳问题，美国已经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冲绳渴望回归日本，冲绳行政长官的选举已经反映出这一趋势。如果抵制冲绳回归日本可能会损害美国利用冲绳基地，这样对台湾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13］
在关注美国与大陆发展关系的同时，尽管对美国不满，台湾当局还是不敢同美国进行激烈斗争。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敢同美日对抗的立场引发了留美学生的强烈反感，当留美学生喊出“‘二十一条’卖国丧权不许重演”、“不容以交易方式出卖领土主权”、“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伯克莱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编：《战报——一·二九示威专号（1971年2月15日）》，第8~9页。）等口号时，台湾当局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再次，日美解决冲绳问题，钓鱼岛牵扯其中。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是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但同美国有密切关系。日方认为《归还冲绳协定》里美国返还日本的地域范围包含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试图以此强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是海外“保钓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
1951年9月8日的《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之南西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硫黄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14］根据《旧金山和约》，美国取得对规定岛屿的管辖权，该条约所确定的交由美国托管的诸岛并不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然而，1953年12月25日，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发布《琉球列岛的地理的境界》（美国民政府第27号布告）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非法划入其中，这造成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展开的一系列争端。（《归还冲绳协定》中规定美国向日本归还管理权的地理范围是以第27号布告为基础的。参见〔日〕浦野起央等编修：《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香港励志出版社、日本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182页。）
日本一直试图收回美国对冲绳地区的托管权利，美国亦不断调整立场。1965年8月，佐藤荣作在冲绳演讲时强硬表示，“只要冲绳复归祖国的愿望未实现，对我国而言，‘战后’就没有结束。”［15］面对日本收回冲绳的要求，美国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后做出回应。1966年12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日本科科长斯奈德提出的研究报告深度讨论了冲绳基地的功能问题，首次提出了“在不损害美军基地功能的前提下返还冲绳施政权”的建议，并且讨论“在不损害基地机能的条件下返还施政权的可能性”。［16］翌年9月，日本外相三木武夫出访美国。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明确表示：冲绳问题“不是返还这种狭义上的问题，而是应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讨论的问题。换言之，冲绳问题与日美外交、防卫政策领域的基本分歧密切相连。冲绳问题不是是否应该将琉球返还给日本的问题，而是取决于美国国会和舆论是否支持以下各项要求：一是《美日安保条约》在1970年以后继续有效；二是为了日本的防卫，保留琉球的美军基地；三是为了日本的防卫，保留在太平洋的核武器贮藏权”。［17］
1969年7月，尼克松在出访亚洲途经关岛时发表了演说，宣布对亚洲的新政策，要求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承担美日安保体制中的重要角色。因此，尼克松宣布成立专门委员会来研究归还冲绳问题。1969年11月，佐藤荣作访美，日美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定于1972年归还冲绳。美国决定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行政权”交给日本，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根据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日本并没有放弃对冲绳群岛的主权，并且日本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冲绳群岛的部分；二是尽管美国托管了冲绳群岛的行政权，日本仍然拥有这些岛屿的剩余主权，日本声称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是其采取同美国琉球政策合作的前提，只有这样日本才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布局、承担重大作用。三是美国管理之下的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付给拥有钓鱼岛地权凭证的日本政府租金，日本政府用这些钱进行了影响钓鱼岛归属的一系列活动。”［18］
美国政府采取以下策略分别应对中日：在面对中国的时候，美国强调归还的是“施政权”，主权问题由相关方协商解决。在面对日本的时候，美国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际管辖权”交给了日本。事实上，美国从未获得过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因此它不能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管辖权”转让给日本。
(二)国家、地区因素与海外“保钓运动”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日本、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状况表明，海外“保钓运动”的爆发不是孤立事件，是各种因素在长期积累过程中于某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首先，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为“保钓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教育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旅美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从1954年的3.42万人增至1964年的8.2万人，1975年增至17.93万人，其中在1956~1967年入境的各国留学生中，“亚洲国家的比例从1956年的15.27%上升到1962年的22.02%，后增至1967年的24.2%”。［19］为应对苏联在空间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肯尼迪总统大力推动空间项目的发展，他宣布要在60年代末期把美国人送到月球上去”。［20］为此，美国政府提供优厚的奖学金吸引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一时全美国掀起研究应用科技工程的热潮，许多大学、研究机构，都提供为数众多、条件优厚的研究经费”，以致台湾不少的大学及研究所毕业生，直赴美洲新大陆进修。［21］因此，美国成为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留学生的首选地。另外，美国大学校园是学生运动的基地。“六十年代初期，伯克莱的学生发起‘言论自由运动’，蔓延成为全国性的学潮，也使‘伯克莱’成为反传统、反政府与叛逆的代名词，是许多憧憬理想的青年向往的圣地。”［21］（p.71）而且，20世纪60年代美国很多大学教授不满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因而，台湾地区留学生对台湾当局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强。1970年海外“保钓运动”的兴起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与学校传统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
其次，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触动了中国民众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记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日本逐步扩大产品出口和资本输出，台湾地区首当其冲。“一出台湾的台北国际机场，到处可以看见日本银行以及电气用品的招牌”，台湾地区的化学肥料和一般金属制品进口的70%依赖于日本。［22］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海外中国人的普遍忧虑。在此情形之下，日本又窃掠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是否是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的征兆？这一现象引起了海外学子的广泛关注，由此再次打出了“中国的领土，不可以征服，更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不可以杀戮，更不可以低头”的旗帜。［23］
再次，台湾当局的统治危机与“驻外人员”的官僚习气使留学生更加不满。其实，台湾岛内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不满早已开始酝酿，1970年的“四·二四枪击案”（1970年4月，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应邀访美。访问期间，“台独联盟”成员高举“国民党下台”、“反对蒋经国访美”等标语进行示威抗议。4月24日，两名台湾留美学生黄文雄和郑自财在纽约广场饭店附近行刺蒋经国未成，但这次刺杀事件惊动了海外侨界，也对台湾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彰显了国民党的统治危机。另外，“外事人员”官僚习气甚重，“留学生要求护照延期、签证，领事馆人员百般刁难，僚气十足”，［21］（p.155）而且，台湾当局还错误地认为学生“保钓运动”是中共的统战手段，一边呼吁学生不要落入圈套；一边对参加“保钓运动”的学生采取压制措施，这更加剧了留美学生对台湾当局的不满。
最后，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使海外留学生关注大陆的发展，他们开始了解大陆并流露出向往之情。海外“保钓运动”爆发时，海外留学生几次组团访问大陆，加强了沟通与交流。
（三）中国留美学生群体的责任担当意识与海外“保钓运动”的爆发
1970年海外“保钓运动”的爆发与中国留美学生群体的责任担当意识密切相连。海外“保钓运动”是留美学生从不关心政治到热情参与政治的转折，这种抗争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体现。“保钓运动”兴起前，留美学生多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补贴生计。“在钓鱼台事件发生之前，我们海外的留学生，实在说，根本没有人去关心政治问题。”［21］（p.177）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意识还在。当《归还冲绳协定》签订后，美国将冲绳地区归还日本，归还区域还包括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的立场在留美学生中引发了强烈不满。中国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结合，使海外“保钓运动”的爆发水到渠成。“钓运群众几乎都是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士人传统的影响，加上钓鱼岛事件让人很容易联想起中国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以起初大家是基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而踊跃投入钓运的。”［24］陈倬民则认为，“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血性，在面对自己祖国遭受欺凌、侮辱之际，在‘大我’与‘小我’的矛盾下，个人依然地选择了前者。”［21］（p.131）总之，参与“保钓运动”的中国留学生是上承“先秦经典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任重道远’的士的典范；特别是宋明清新儒学所树立的高达的士人风范”［24］（p.312）来投入“保钓运动”的。
三、海外“保钓运动”的爆发
1970年9月1日，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发表了声明，认为中国“趁冲绳目前这种地位企图掠夺日本领土”。［25］9月2日，台湾“中国时报社”记者陆珍年、姚琢奇等人组成“钓鱼台采访团”登上钓鱼岛，并且在岛上插上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笔者认为此为中国民间“保钓运动”的开端。1970年9月15日，日本“共同社”报道：冲绳警察将钓鱼岛上的“青天白日旗”拔去。［26］消息传到美国后引起了留美学生的广泛关注。“1970年11月21日，留美学生胡卜凯、张先民、徐笃、王正熙、沈平与劳延炳在普林斯顿的李德怡家中聚会，席间谈及钓鱼台事，无不愤慨激昂……为了不让日本侵略的历史重演，众人决定发起‘保卫钓鱼台运动’”。12月13日，“李德怡、沈平与劳延炳三人出席《华人刊物协进会》在纽约的会议，建请在美出版的中文杂志皆应支持此项运动，获得了热烈回应。”［27］16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首先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接着，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耶鲁、宾夕法尼亚、康奈尔等美国大学中国留学生相继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或“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分会”。［28］19日，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校派代表前往普林斯顿参加座谈会，决议在1971年1月29日(后改为30日)组队至纽约的日本领事馆示威，抗议其侵略行为。至此，海外“保钓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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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决不容许美日反动派掠夺我国海底资源》，《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9日，第1版。
［5］《钱复回忆录（卷一）：外交风云动》，台湾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37~138页。
［6］“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March 6,1969，FRUS,1969~1972,vol.XVII,Document No.9.p.23.
［7］“Summary of the CIA Response to NSSM14”，FRUS,1969~1972,vol.XVII,Document No.12,p.30.
［8］“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63”，July 3,1969，FRUS,1969~1972,vol.XVII,Document No.15,p.42.
［9］“Memorandum From Richardson to Kissinger”，FRUS,1969~1972,vol.XVII,Document No.19,pp.49~50.
［10］“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of the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 Meeting”，September 4,1969，FRUS,1969~1972,vol.XVII,Document No.29,pp.76~77.
［1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August 6,1969，FRUS,1969~1972,vol.XVII,Document No.21.p.53.
［12］“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Evening Report”，November 12,1969，FRUS,1969~1972,vol.XVII,Document No.44.p.122.
［13］“Memorandum From John H.Holdridge to Kissinger”，November 13,1969，FRUS,1969~1972,vol.XVII,Document No.45.pp.123~124.
［14］《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335~336页。
［15］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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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邵玉铭主编：《风云的年代：保钓运动及留学生涯之回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221页。
［22］《日本加紧在亚洲进行经济扩张（一）》，《参考消息》1970年9月7日，第2版。
［23］林国炯等编：《春雷声声——保钓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湾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24］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编：《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上，香港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517页。
［25］〔日〕浦野起央等编修：《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香港励志出版社、日本刀水书房2001年版，第198页。
［26］《钓鱼台事件真相》，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社1971年版，第14页。
［27］吴任博：《再探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之保钓运动：“中华民国政府”之视角》，台湾《史耘》第15期，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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