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念的多元化与通史书写的多样性, 是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突出特点。民国时期编撰出版了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 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 既缘于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及由此导致的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亦缘于通史书写体例的差异性。因历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出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因中国通史认知多样性而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 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 

　　一、历史观的多元化与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历史理论的灵魂, 也是后世通史编撰的核心理念。所谓“通古今之变”, 就是将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看待并探寻其变化之理, 即“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注重发挥通史之资治功用, 是中国传统通史著作编撰之突出特点。正因旨在资治, 故其着力探究历代王朝兴衰故事, 总结其兴亡得失, 编撰内容集中于政治史领域。清季民初, 随着西方进化论的引入, 中国史家的历史观发生了根本转变, 由此带来了中国通史认知的变化, 传统类型的通史编撰亦随之转向近代类型的通史书写。 

　　历史观念的根本转变, 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新视角, 激发中国史家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并以新的历史观念和新式体裁编撰中国通史。民国时期历史观的转变, 首先体现为西方进化论的引入及进化史观的流行。进化史观是民国时期影响通史认知及其书写的主导性史观。民国时期历史观念的转变, 不仅仅体现为进化史观的引入及流行, 还表现为西方各种新历史观的相继引入, 进而形成了历史观的多元化格局。继进化史观后流行并对通史书写产生深远影响者, 当推唯物史观。此外尚有所谓民生史观、文化形态史观、民族文化史观等。这些历史观与中国传统史观存在着根本差异。用这些新历史观重新审视丰富的中国历史, 必然会对其产生不同的认知。而对中国历史认知的差异, 决定了通史书写内容的差异, 从而出现了多样化的通史书写方式。进化史观、唯物史观、民生史观及文化形态史观指导下的历史认知, 是有很大差异的;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重心的认知, 也是有很大分歧的;其对复杂的中国通史的叙述、解释和书写, 也是不同的。所以, 不同史观对中国历史认知的差异, 必然带来差异性的通史书写方式, 从而形成多样化的通史书写。多元史观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 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特征。 

　　进化史观指导下中国通史认知及其书写, 与中国传统通史编撰有着根本区别。面对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 接受进化史观的新史家将为帝王治国为政提供经验教训的“资治通鉴”, 发展为激励民族爱国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促进国家富强的“国民通鉴”。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 (1) 章太炎拟撰《中国通史》强调“以鼓舞民气, 启导方来为主”; (2) 缪凤林强调“欲提倡民族主义, 必先昌明史学”;王桐龄编撰通史旨在“以激发国民之爱国心, 团结其合群力”, (3)故其通史编撰以探究民族、国家及社会进化大势为主。 

　　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注重探求社会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 着力考察中国历史进程及其演进规律。受进化史观影响的新史家, 无论是吕思勉、王桐龄, 还是张荫麟、缪凤林等, 均着力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进化之公理。王桐龄明确表示以进化观点审视历史:“历史者, 研究人类之进化, 社会之发达, 与凡百事物变迁代替之现象者也。” (4) 故将通史书写集中于从历史发展中探寻人类进化的公理公例, 以政治、文化各方面变化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 将从上古至清朝的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大时代, 提出了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看法并提炼出各阶段的基本特征, 体现了其在进化史观指导下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 

　　进化史观的通史书写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通史撰述规模, 将通史书写扩展为全方位地反映中国社会历史进程, 并注重对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 如民族、地理、人口、社会等因素进行探寻。从社会史视角考察中国历史进程, 是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的突出特征。王桐龄的《中国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及《中国通史》等著作, 均重视中国社会史内容的发掘。如王桐龄的《中国史》对社会史的阐述较为详细, 注意考察各种风俗的源流、各个时期风俗的特点、演变及其影响。如在阐述从三代到秦汉时社会风俗时指出:夏尚忠, 商尚质, 周尚文, 战国时秦国尚武敢战, 秦统一后各地风俗逐渐混合, 汉初游侠之风极盛, 经文景两朝压制转为奢靡。 (5)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对社会史的叙述同样侧重于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方面, 如对各时代中央与地方官制、选举制度、兵制、刑法、赋税和民生、学校和宗教、门阀的变化作了详细阐述;其随后所著《中国通史》更以18个专题分别阐述婚姻、族制、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实业、货币、衣食、住行等, 集中体现了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关注社会史的特色。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历史的认知, 不仅与传统史家的通史编撰根本不同, 而且与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认知也有很大差异。尽管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均将中国历史视为有因果联系并呈现阶段性特点的发展过程, 但唯物史观认定:中国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其发展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 故强调以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进程并划分历史发展阶段。以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进程, 是唯物史观区别于进化史观的突出特点。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及《简明中国通史》, 用社会形态理论具体阐述了中国历史进程, 将殷商以前视为原始公社制社会, 殷商时期为奴隶制社会, 从西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 战国时期则为封建领主制向封建专制主义过渡, 秦统一后进入封建专制主义社会, 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同样依据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进程, 均将其视为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 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将中国历史视为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 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认知及其书写的突出特征, 也是有别于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认知及其书写的根本所在。 

　　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尚有两个明显区别:一是强调经济基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二是强调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范文澜认为, 无论是殷商奴隶制的产生还是西周封建社会的出现, 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夏禹以前是原始公社制社会, 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原始公社制伴随着私有制产生而崩溃;商朝在生产工具、牧畜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发展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西周初年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农奴而非奴隶, 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小份地和小私有财产、自己的家庭, 故此时中国进入封建社会。 (1) 因此, 经济结构的改变必然引起社会制度的变革, 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发展、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引起了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 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范文澜还指出, 在阶级社会里, 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 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均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在他们看来,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种对中国历史进程、发展规律性及发展动力的阐释, 明显有别于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以这种历史认知书写的通史著作, 自然不同于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 

　　除了占主导地位的进化史观和方兴未艾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著作之外, 民国时期还有以其他历史观指导编撰的中国通史著作, 如钱穆以民族文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并据此编撰的《国史大纲》, 雷海宗以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为指导编撰的《中国通史选读》等。这些通史著作因历史观的不同而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同样有很大分歧, 其书写方式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钱穆既不完全赞同进化史观从民族、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等方面探究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动力, 更不赞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经济方面探究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动力, 而是将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在他看来, 文化是历史演进之根本, 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是推进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也是中国民族复兴的生命力和源泉。他强调:“全史之不断变动, 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 是谓其民族之精神, 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 是谓民族之文化, 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2) 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 是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变化、朝代的盛衰与政治的成败。正是以这种民族文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 钱穆编撰的《国史大纲》展现出与进化史观、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不同的特点:以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为主线考察中国历史变迁, 并从民族文化演变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之生命力。正是从民族文化史观出发, 他反对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 认为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阻碍了历史发展:“其他如汉末黄巾, 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 全是混乱破坏, 只见倒退, 无上进。” (1) 

　　由此可见, 不同的历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认知及其书写方式是不同的。多种历史观并存并指导通史认知及其书写, 导致了通史认知的多样性及通史书写的多样化。进化史观、唯物史观、民族文化史观、文化形态史观及民生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 建立在历史认知差异性基础上的通史书写自然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出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因通史认知多样性而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 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 

　　二、相同的历史观与不同的历史认知 

　　不同的历史观固然带来多样化的通史认知及其书写方式, 而通史书写的复杂性在于, 即使是相同的历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认知, 同样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和较严重的分歧。或因对所接受的历史观运用熟练程度不同, 或因掌握的历史文献不同, 或因治学路径及考史方法不同, 或因对历史的关注重点不同, 再加上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必然会出现对相同的历史现象产生不同的认识, 产生对中国历史叙述和理解上的分歧。中国历史认知的分歧进而导致中国通史书写方式的差异, 必然带来多样化的中国通史书写。对相同的中国历史问题产生不同的认知, 对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存在分歧性认识, 不仅体现在坚持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 (如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 , 而且同样出现在以进化史观指导通史书写的新史家之间 (如王桐龄、吕思勉、张荫麟、陈恭禄、缪凤林、邓之诚、周谷城等) 。正因对相同的中国历史有不同的解释和认知, 故通史编撰便会呈现不同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风格。在此不妨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下的通史书写为例略作阐述。 

　　邓之诚编撰《中华二千年史》明显受到进化史观影响, 但其治学注重史料, 重视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官职变迁、学术文化及民众生计, 故在编撰方式上大量采录史料并对其进行排比, 带有传统史家编撰之遗风。缪凤林编撰《中国通史要略》着力综合叙述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礼乐风俗的变化, 展示各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但仍以照录史料为主, 理论阐述不够。张荫麟重视选择史实的标准、统贯史实的范畴及文字叙述的技巧, 提出通史编撰史料的四项“笔削”标准, 并以之衡量史料及史实, 从而使其撰《中国史纲》以内容深刻、文笔流畅著称。吕思勉撰《白话本国史》注重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重新审视和整理旧材料, 揭示中国历史发展大势, 探究社会整体演进历程并分析原因。他以社会变迁为依据, 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最近世史和现代史六个时期加以阐述, 并增加了社会组织、人民生活和思想文化等内容, 以求展示中国社会整体演进之动态。故该著以鲜明的进化史观、严密的历史考证、丰富的史识和流畅的文字表述而独具特色。 

　　周谷城不满意当时的通史书写方式, 提出“历史完形论”作为编撰完整统一之中国通史著作的理论依据, 旨在全面展示历史的有机组织及发展规律。他认为,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的活动, 而人类过去的活动是完整统一的, 故书写历史应该是统一整体的。研究者应从全局出发, 通过分析人类活动的各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以获得对历史自身完整性的认识。既然历史自身具有完整性, 那么中国通史编纂必须体现历史的完整性, 而不能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正是以历史自身的整体性为衡量标准, 他认为通史书写常用的分类叙述法、分朝叙述法及传统史学的资鉴说均非理想的通史书写方法。分类叙述方法只注意到文字的记录、个别的史料及典章制度并将这些分成世系、疆域、内政、外交、文治、实业、民生、学术、思想等子目, 没有照顾到历史的自身的完整, 历史书变成了资料书或历史辞典;分朝叙述方法按子目将朝代大事编排, 但多采取将朝与朝之间的历史一分为二的做法:一半划入前朝之末, 一半划入后朝之端, 这种做法割裂了朝代之间完整的活动。 (2) 传统史学的“资鉴说”摘取个别先例以作今人训条, 破坏了历史独立存在的完整性。故他抱定“叙述人类自身者为通史”理念, 主张通史书写必须维护中国历史自身之完整, 并据此编撰《中国通史》, 从体裁的确定到资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述、篇章节的安排等环节贯彻着其对中国通史的新认知, 以克服当时通史书写中普遍存在的“条列史实”之弊。 

　　由此可见, 相同的历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认知, 同样会出现较大的分歧。而对中国历史认知的分歧, 必然反映到其通史书写方式上。历史认知的分歧必然带来中国通史书写方式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自然导致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 

　　三、体裁的差异性与通史书写的多样化 

　　中国传统通史编撰体例, 以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为主, 司马迁的《史记》为纪传体之典型,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编年体之代表,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为纪事本末体之标志。清末民初从西方传入的新式章节体, 以其贯通性、结构灵活性和叙事完整性, 成为民国时期流行的通史书写体裁。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王桐龄的《中国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著作均采取了新式章节体, 并适当吸收传统编撰体裁而有所创新。通史体裁的变化及其创新, 必然出现多样化的通史书写方式和独具特色的书写风格。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纲, 便于呈现事件发生之原因、经过及结果, 将其与新式章节体配合, 则可弥补其时序性不够的缺陷。故民国时期通史书写体裁除了普遍采用章节体之外, 还注意采用传统的纪事本末体, 甚至杂糅其他体裁以便呈现通史书写之丰富内容。如王桐龄的《中国史》在体裁上以章节体为主, 兼采纪事本末体, 注重发挥纪事本末体之长处, 以统括的形式叙述各时代的盛衰兴亡;同时注意吸收传统史书“表”之体裁, 所附世系表、职官表、疆域表、刑法表、兵制表、州郡表、田制表、姓氏表等, 构成了其通史书写之特色。 

　　吕思勉的通史书写虽然多采用新式章节体, 但后来所著《中国通史》则在体裁上有所创新。该书以上下两册的形式将中国历史分成两大板块, 上册以专题形式分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学术宗教等文化现象, 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这种体裁吸收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优点, 体现了力求反映历史的通贯性和社会整体性的编纂思想, 全面阐述了婚姻、族制、官制、兵制、学术等社会文化的内容, 通过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因其通史书写的主旨在于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情状, 故没有采取纪传的形式, 而是发挥纪事本末体的优势, 将关键人物的事迹融入中国历史大势中叙述, 同时吸收了编年体的通贯优点, 以克服纪事之间互不统属的弊端, 再继承典志体的特点以叙述各种文化现象的变迁。兼采章节体、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而形成的这种新综合体, 有着极强的通贯性, 和包容性, 从而使其《中国通史》在体裁上特色明显。 

　　周谷城力图编撰整体的中国历史, 故在评判诸多通史体裁基础上作了大胆创新。他认为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 常将一个完整事情分述于纪传之中, 并将同时期之人分开叙述, 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性, 故不适合通史编撰。编年体按年月先后排比, 将完整的事分散于不同的年代之下, 同样破坏了历史本身的完整性, 也不适宜通史编纂。对当时流行的章节体, 因其破坏了历史之完整也加以反对。在他看来, 章节体的特点, 是事情纵剖, 依门类而分, 时间横断, 依朝代而分, 纵横交错。章节体通史每叙述一朝代创业的种种情形之后, 不是接着叙述继起的朝代, 使人明白其发展变化, 而是将典章制度插入;叙述典章制度之后, 不是接着叙述其继起的朝代, 使人明白其演变的趋势, 而是将经济民生等插入, 从而导致纵剖出来的各部门之间的联系难以说明, 各部门前后演变亦脉络不清。故章节体同样因破坏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而不适合通史编撰。 (1)既然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均不适合通史书写, 那么纪事本末体是否可以成为合适的通史编纂体裁?他分析说, 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情为叙述对象, 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 同时它因事命篇、自为起迄, 能体现所述之事之完整, 故这种体裁接近于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的要求, 可以成为比较适合的通史书写体裁。但依据这种体裁编撰的通史著作既缺乏篇与篇之间的联系, 又缺少对所叙事情的分析, 难以反映历史的因果关系, 故必须对其加以改造和变通。其变通之道, 就是“决断去取一依历史事情自身之完整为标准”。 (2) 这样既注意到编章节之间的联系, 也反映了社会整体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并注意分析所叙之事自身的因果关系。因此, 经过改造后的新纪事本末体, 成为周谷城撰《中国通史》体裁上之特色。 

　　通史书写体裁反映了通史书写者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及其撰述目的。通史编撰体裁的差异, 既表明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差异, 也体现了其编撰中国通史旨趣的不同。通史编撰体裁的变化自然引起通史书写方式的改变, 导致通史书写方式的多样化。而通史编撰体例的多样性, 实际上是通史书写方式多样性的体现, 它同样会形成多样化的书写呈现方式。从传统编撰体裁转变为新式章节体, 从新式章节体进而融合众多体裁而创设的新的综合体, 是民国时期通史书写多样性的重要体现。 

　　总之, 民国时期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 是多元史观并行、历史认知分歧及体裁多样性导致的通史书写多样化。民国时期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历史观, 无论作为主导地位的进化史观, 还是方兴未艾的唯物史观, 或是有官方背景的民生史观, 都同时并存于民国史学界并指导着通史认知及其书写方式。这些历史观同时并存, 多向并进, 互相竞争, 相互激荡, 形成了共存并进的多元化格局。多元历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认知, 必然有较大差异和诸多分歧。中国历史认知是书写中国通史的基本前提, 而历史认知的差异和分歧必然导致通史书写方式的差异, 从而使中国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态势。通史编撰体裁的差异, 既是历史认知差异的反映, 更是编撰通史旨趣差异的体现, 故通史编撰体裁的差异加剧了通史书写呈现方式的多样化。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方式的多样化, 是史观多元化的表现。而多元史观及通史书写的多样性, 折射出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多元史观并行与通史书写多样化格局, 正是民国学术丰富多彩之体现。 

　　注释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71页。 

　　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 汤志钧编《章太炎争论选集》 (上册) ,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167页。 

　　3 王桐龄:《中国史·序论》, 北平文化学社1926年版, 第2页。 

　　4 王桐龄:《中国史·序论》, 第1页。 

　　5 王桐龄:《中国史》第2编, 第246页。 

　　6 参见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 《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2期。 

　　7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第10页。 

　　8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第11页。 

　　9 周谷城:《中国通史》, 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版, 第6页。 

　　10 周谷城:《中国通史》, 第17-29页。 

　　11 周谷城:《中国通史》, 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