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起义报》4月4日文章】题：资本主义危机和积累：创建全面替代模式（作者海梅·巴克罗）
纵观资本主义历史，每一个以生产扩张为基础的资本积累循环都会导致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当从生产中获得的利润找不到充分的有回报的投资时，危机便会爆发。危机管理主要集中在采取措施避免过剩的游资大规模贬值。
为了避免资本贬值和确保其阶级统治地位不受影响，资产阶级推出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进一步提高了对生产力的剥削。新自由主义政策曾经起到了推迟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作用，但却加剧了危机爆发时的力度，造成世界不平等现象增加，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其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生态危机。目前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找不到替代模式能从根本上提高利润率，确保经济能在较长的周期中保持增长。
“华盛顿共识”加剧分化
从1929年开始的危机到上世纪70年代，国际股票和外汇金融市场一直受控于国家机构（央行和财政部），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迫于金融部门的压力，美国政府决定在国际金融市场为其庞大的财政赤字融资，从1974年石油危机开始深化资本的自由流动。弱化中央银行对国际金融关系的影响力，使这种关系逐渐由私人代理控制，这种做法不仅减小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权和税收，而且确保了资本的跨境大规模流通。美英金融市场取消了税收、对贸易的控制、法定准备金和一切调控措施，并逐渐将这一政策推广到其他工业化国家。
上世纪90年代初，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西方经济中心以推动发展为借口，抛出了一项政治和经济计划——“华盛顿共识”。该共识的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严格财政纪律，重组公共开支，减少高收入阶层税收并扩大高收入阶层规模，取消市场管制，实施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壁垒，取消任何限制外国投资的措施，国有企业和社会服务行业的私有化。这些措施追求的目标是纯粹的利润增长、劳动力市场的完全开放，使边缘经济体任由经济核心国家的企业剥削、快速占据边缘国家的财富并使其经济适应于核心国家 的经济利益。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加大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对边缘国家的资源掠夺为代价，在低增长框架内，资本恢复了大部分的利润率，但加剧了贫困，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
新自由主义难以为继
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财富高度集中并没有给采取该政策的国家带来高投资率。在新自由主义30多年的霸权统治中，总增长率远低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新自由主义政策却成为把大多数人和穷国的收入和财富转移到上层阶层和富国的最有效工具，90%的财富集中在16%的人手中，其中60%集中在欧美。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意味着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的精英统治阶层成功收复了权力，并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形成新资本主义阶层创造了条件。
新自由主义时期在全球范围内为资本运作、生产和增值创造了自由空间。投资的重新定向和生产各个环节的去本地化政策加快了亚洲地区强大的工业集团的形成，使其迅速转变为“世界工厂”。中国和印度融入世界经济成为抑制核心国家工资水平和资本收益前景的有力武器。
直到21世纪初，作为全球化的产物，美国仍然是各种等级关系中的核心，但它作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的时代已经结束。无论在金融还是贸易领域，美国都日益依赖中国，这迫使它不得不与中国维持一种特殊关系，保持持续的双边对话。
危机正在迅速地破坏核心国家的生产能力，影响就业。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累过剩资本，如果美国和欧洲需求下滑，无法开拓出新市场或者其内部需求不能吸纳美国带来的增值的话，这种模式就变得难以为继，就像1997年的韩国。如果爆发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受到冲击的将不仅是亚洲的世界工厂，还会激化制度带来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的增长模式带有不可持续性，因为内部消费不可能借助已经失去控制的信贷得到无休止地进一步推动，何况还存在负债率高，地产泡沫破裂，不良资产庞大等现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与虚拟资本的规模息息相关。
经济衰退的成本最终落到了劳动者身上，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危机加剧了核心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它们被迫采取调整措施，以确保资本的积累，避免贬值，于是它们的政策倾向于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让大部分中产阶级变得贫穷，从根本上霸占社会开支，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同时确保在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趋势，并围绕能源展开争夺。
凯恩斯主义走向覆灭
1929年经济大萧条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和增加公共预算，为生产危机、失业和通货紧缩等问题：提出了务实的建议。这是一种危机的短期解决途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原因是其根本措施是刺激过度消费，忽略了资本主义易发生生产过剩危机这一固有趋势。二战结束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凯恩斯主义达到了顶峰。
面对危机，后凯恩斯主义提出通过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工资和采取公共开支扩张政策，以便通过增加就业和对商品及服务的需习之来刺激经济增长；贬值货币，以使商品和服务更具竞争力，从而刺激出口：通过对资本运作增加税收抑制投机性金融活动；审计资本收益、进行收入再分配；债务重组。这些变化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资源，使其得以为创造就业和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加大投资。
无疑这些措施在危机时期对一些特定部门来说极具吸引力，但却脱离今天的现实。与20世纪30年代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天在私人资本市场中获得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资金比在国家资本市场上更为简单。实体经济每年创造的世界财富大约为45万亿欧元，而在金融领域，资本运作市场的市值就达2450万亿欧元。不管在哪个市场上获得资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金的量，而是收益率的重组。核心国家的资本都投资到了能够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工资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它们强加给这些国家劳动市场的改革措施，以便提高收益率，加速积累。
尽管其措施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一体化等问题，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之处在于不存在其他的可以让资本主义经济在现有世界关系框架内得到合理安排的有效方案，因此人们只能屈从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这种屈从就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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