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是由许多细小部件组成的，它们只有组合成更为复杂的整体才有用。这些整体的价值越高，经济增长得就越多。人类的成就（从我的钟里的120个零件，到不计其数的金融交易，还有带来互联网和飞行导航系统的各项技术发展），都源自将人员和事物连结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在过去150年胜出：因为它能向我们提供最好的知识来探索各种经济组合。我们不需要重新思索、重新发明资本主义；而只需要重新发现资本主义。
　　过去五年里美欧信贷和资本收缩的原因在于，以有利可图的方式识别和组合不同部件所需的那种知识，已在不经意间遭到破坏。按揭贷款和流动证券之间，以及不良金融衍生品和持有这些衍生品的机构之间的关联；掩盖了究竟谁在承担风险的非标准化及分散的记录；以及掩盖了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的表外会计操作：这些问题都加大了信任（然后据以组合）的难度。只要这种知识体系得不到修复，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就不会康复。
　　改革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他们应对的并不是一场金融危机，而是一场知识危机。资本主义存在于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看得见的世界，由棕榈树和巴拿马型船组成，另一个则是由法律和档案所包含的产权信息构成的。正是后者让我们对现实的碎片进行组织，并加以理解，然后以创造性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
　　对知识进行组织并加以组合的那个世界，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欧美改革者总结出，旧体制遗留的分散、无方向的知识，不能解决困扰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他们面临的问题被称作“知识问题”，即无法选择和保存关于经济事物的分散的信息。于是，那些改革者创建了“产权记录体系”，用来记录关于资产的所有相关知识，无论是无形资产（股票、专利、本票）还是有形资产（土地、建筑物、机器），并将其保存在受规则约束、经过认证、并可公开查阅的登记处、所有权记录和账目中。
　　知道谁在哪里拥有（或欠着）哪些资产，并将这些信息存放在公共档案中，使得投资者能够找到供应商、推断价值、承担风险，然后将简单的东西组合起来（套用一个著名的例子，将斯里兰卡的石墨和俄勒冈州的木材组合起来，制造铅笔）。
　　改革者还帮助解决了“捆绑问题”(the binding problem)，即找到将各个部件组合起来所需的信息。这个形而上学问题影响所有学科：生理学家发现，将细胞捆绑起来、形成器官以执行特定的复杂功能的，是一种如今被称为DNA的核酸。产权记载背后的逻辑，正是资本主义的DNA。
　　现代的档案系统已经从记录孤立资产的数据仓库，演化为提供知识的事实工厂，企业家需要这些知识对资产、技能、技术和资金进行组合，生产出更为复杂和有价值的产品。也就是说，房地产的产权记录不只列明山上的房屋属于史密斯，还会列明这栋房屋的地址。于是，按揭断供时该地址的房屋可被收回，债务、地方税和税收可向该地址收取，货物可交付至该地址，还可向该地址提供公用事业服务并寄送账单。
　　这种知识使得西方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幅度，超过此前的2000年，而且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信贷收缩。
　　直到2008年，我们才开始得知产权记录体系已经不再说明真相，原因包括：表外会计操作；将债务隐藏在报表的脚注中或“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entity)的账簿中；把按揭贷款“捆绑”成不在传统的公共档案处记录的证券，以进行融资；以及国家通过将债务替换为另一种货币，将其包装成收入。难怪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制度丧失了信心。
　　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创造财富的公式，而在于其产权记录体系，它是对谁拥有土地、劳动力、信用、资本和技术，以及这些资产之间有何种关系，怎样重新组合可以产生效益的相关信息进行检索、选择和验证的产物。
　　过去15年里，西方资本主义的产权记录体系已经贬值，让政府脱离了事实，无法确定需要如何调整，也让企业无法了解风险在哪里。西方资本主义要想恢复元气，就必须将目前游离于金融创新的灰暗世界、失去控制的数万亿美元财富，纳入法治和公共记录的范围。这项任务需要很强的政治领导力。

　  来源：[英]《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