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创者、“总设计师”，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决策者。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对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改革的任务与目的、改革的性质、改革成败的评判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明确的观点和系统的论述。这些观点和论述有共性，也有差异，有区别，也有联系，对中国改革开放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

　　中国要不要改革？为什么要改革？这是改革必须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陈云主要从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振兴中华民族等方面，集中阐述和回答了这一问题。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才能在国际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邓小平、陈云都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邓小平说：“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2]“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3]“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4]。陈云从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强调指出：建国快30年了，还有要饭的，怎么行呢？必须下决心解决长期以来的生活欠账，才能调动人们搞现代化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5]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陈云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紧紧抓住了发展这个关键问题，从根本上把握住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也出现了失误，遭受了挫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邓小平、陈云一方面肯定并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必须改革。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6]“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7]“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8]“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9]如果不对“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的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10]，“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11]，“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2]“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3]陈云明确指出：“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4] “我们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我们实行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5]他们都认为，中国过去的问题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因此必须改革。但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邓小平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指革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严重妨碍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旧体制的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去搞资本主义。为此，邓小平曾针对一些人的错误思想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6]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辉煌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确定了的重要奋斗目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冷静地分析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要摆脱落后、赶上时代，就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必须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通过各项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中华民族；才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才能使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按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7]

　　二

　　邓小平、陈云对于如何改革及改革成败的评判标准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形成了系统的观点，他们认为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的前提，立足中国国情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成败得失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8]

　　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的前提。“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陈云积极支持并有力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人民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准备了重要条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19]“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0]“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1]他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22]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陈云强调“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强调“比较、交换、反复”，强调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将解放思想置于十分突出的位置。由于邓、陈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后党才得以在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逐步深化对计划、市场、公有制、私有制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从而为弄清社会主义本质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

　　立足中国国情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中国的改革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立足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邓、陈改革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样？改革开发的出发点是什么？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23]。陈云认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24]“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四个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25]正是在这种对国情认识基础上，邓小平、陈云认为，中国搞现代化不能起点过高，必须既积极又稳重[26]；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大胆，但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搞全盘“西化”。“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7]；“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8]在邓、陈立足中国实际设计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步骤和目标指引下，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到政治、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微观到宏观循序渐进地稳步向前推进。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29]邓、陈将坚持这一基本路线不动摇看成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反复告诫全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0] 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几度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四项基本原则备受诟病，邓、陈号召全党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错误思潮作斗争，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1]“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3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33]陈云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34]

　　邓小平、陈云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将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既没有抱住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放、拒绝改革开放，又没有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照搬什么“西方模式”、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改革的范围应当有多大？邓小平、陈云认为，中国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既包括体制层面的改革，又包括思想观念和具体做法层面的改革。邓小平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35]陈云甚至对人口、资源、环境等如何适应改革的需要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