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20 周年的时 候,毛泽东在延安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1]（p.795）这是对党的根本性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党的历史本质的生动阐述。 在这 20 年中，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体，而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而也正是在这时，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使自己从幼年走向了成熟，因而有可能对党的历史本质获得规律性的认识。 毛泽东上述命题的正确性和指导性意义，已经为党的 90 年历史所证明，并且成为我们党自觉奉行的一条思想路线。

　　一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而党的斗争经验又告诉我们，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的特殊性，中国革命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 具体地说，中国革命所反对的主要是封建势力，而不是资本主义；主要依靠的群众是农民，而不是工人；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而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主要的矛头是反对资本主义， 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工人群众，而且它是用欧洲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所有这些，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事业。 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响党的队伍。 这不能不极大地增加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度。 党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为此付出的沉痛代价，都同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相联系。 由此可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 这对于确立科学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及其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谈到自己理论的特征时,一再声明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因而，“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 （p.374）恩格斯还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3]（p.688）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克服了党内为害甚烈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 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始终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并根据自身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 现择其要者，举例说明之。

　　第一，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正如周恩来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所说：“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 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4]（p.178）在一段相当长的期间，党的领导机关囿于城市中心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国革命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 毛泽东所以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同他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紧密相关的。 1930 年 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任务。 他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p.115)正是依据这样的思想原则，毛泽东能够在实践中善于总结斗争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的革命道路。 当时，毛泽东着眼于这样两方面的实际， 思考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一方面， 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面临的国内形势出发，这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大资产阶级的突然袭击下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国民党反动势力占据了中心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白色恐怖。 在这种情况下，下列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是偃旗息鼓，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把革命引向彻底失败；二是继续以城市为中心，在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的情况下采取盲动主义、拼命主义的做法，这同样也会葬送中国革命的前途。 因此，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革命必须另辟蹊径，走一条非城市中心的新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中国，农民是主要群众，他们是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而广大农村又是反动势力无法完全控制的地区，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在那些经历过大革命的影响、仍有红色种子存在的农村地区获得发展。 因此，党的主要力量从中心城市退却，向革命力量最深厚的农村进军，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只要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停滞的， 而是继续向前发展的，那么，以农村为依托的革命力量就一定会发展成为复兴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我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历程，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革命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特别是暴力革命的原理，同时又紧密地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它深刻地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对于我们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具有方向性的重大意义。

　　第二，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创造性地解决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问题。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起步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内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 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两种错误，曾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 这既不能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联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 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6]（p.672）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 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二是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三是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 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 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 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6]（p.650）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 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占主体地位还是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 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 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 一是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二是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 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6]（p.651）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长期的、 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前的民主革命， 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胜利地完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这一历史课题。 因而能够在中国革命胜利并具备了基本条件之后， 不失时机地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篇章。

　　第三，正确解决了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并在长时间的、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建设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问题。 这是一个特殊而困难的任务。 直到 1940 年，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领导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当时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结果，“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4]（pp.178-179）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独立地依据党所处环境和自身的特点， 逐步形成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原则，完成了这项伟大工程。 毛泽东一贯主张把思想教育、思想领导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并且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统一全党的思想，才有可能正确制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去克服、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解决党员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才能形成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共同规律和我们党建设的经验，强调党不是简单的党员数量的相加，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原则结合在一起的有机体，这个原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不但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把实行民主集中制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统一于党的组织制度之中。 毛泽东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不但创造了整风运动的党内自我教育形式，确立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并且形成了以三大作风为核心的党的优良作风建设。 正如邓小平所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 “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 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 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7]（p.44）这就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最重要的领导力量。由上可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既是中国独特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方向； 也正是在这完全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二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毛泽东依据当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党面临的新任务，明确提出了现在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命题，为党胜利完成新时期的历史性任务，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56 年， 苏共 20 大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 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 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 ”[8]（pp.20-21）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条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好更快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应当指出，由于缺乏经验， 也由于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起来，毛泽东离开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因而在探索的过程中曾经犯了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但是，毛泽东为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进行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这种探索所取得的成果，虽然有的还不是成熟的， 有的虽然提出但还没有做好的，都是具有穿越历史意义的伟大起步，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这些成果是多方面的，下面举其要者说明之。

　　第一，阐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 1957 年 6 月发表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及相关的一系列讲话中。 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 ”[9]（p.757）由于斯大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否认苏联社会存在矛盾，这就势必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把一切矛盾归结于国外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挑动，结果导致混淆敌我的严重错误。因此,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毛泽东说：“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9]（p.766）二是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征。 一方面，它在基本方面是相适应的，因而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发展生产力，这就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但这是非基本的方面，因而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调整和改革来加以完善，这也就为社会主义改革以及改革的性质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是指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 就表现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 这就是说，以解决敌我矛盾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已不占主要地位。 他进而指出，两类矛盾虽然有明确的严格的界限，但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互相转化的。 因而，要善于创造条件，使矛盾的性质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 要坚持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矛盾向着不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 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运行的总的趋势，是人民的范畴越来越扩大，敌人的范畴越来越缩小。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日益发展，促进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的可能性愈益增加，而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的可能性则趋向缩小。 这个总趋势是要通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够逐步实现的，但应是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 这些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石。

　　第二，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道路，初步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作为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 在探索中，毛泽东是紧紧地围绕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他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他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 他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他更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 主 导 ”的 思想 ，并 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开辟，展现了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典范。 毛泽东强调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鲜明的主题，决不是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有用的东西。他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并明- 67-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1 年第 2 期确提出， 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他特别指出，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 但学习外国要有正确的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这两种极端，都是完全错误的。 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重要的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全盘西化”论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只不过是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理论的迷信和盲从。 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 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 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毛泽东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 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 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10]（pp.41、43、83、41、82-83）这些思想和方法，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第三，为寻找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而进行不懈的探索，对于防止“和平演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防止“和平演变”， 实际上就是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和政权自身的蜕化变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鉴于党将面临的新的情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之后，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要求全党要树立“两个务必”的思想，并提出一系列反腐蚀的方针。当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西方敌对势力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后，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举起反对“和平演变”的旗帜，并把党的反腐蚀方针同防止“和平演变”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努力探索出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 为此，他对诸如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段斗争；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如何保证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特别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他极力寻求克服阴暗面的方法， 并为此作了种种尝试，由于当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甚至走向了反面，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是一种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思考， 是需要长期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

　　三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 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就会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这是中国共产党 90 年历史提供的一条根本经验。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蕴含着在这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启示，对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历史启示之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方法搞对头。陈云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 他回忆说：“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 ”“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 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他要我学点哲学。 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 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11]（p.342）这就是说，在全党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党的思想建设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样，是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相联系，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凸显出来。 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 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 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 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1]（p.813）在这里，把解决学风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工作态度问题，看作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这无疑是符合我们党的实际、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命题。 党的斗争实践表明：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确立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才有可能正确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从而保证党的政策和行动的正确性。

　　历史启示之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就必须把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 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这表明，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 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12]（p.374）这正如他在 1930 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pp.111-112）他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5]（p.116）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 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态度。 在1938 年 10 月召开 的 中 共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上 ，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 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6]（p.533）正因为这样，他在中共七大上又一次强调了“应该重视理论”的问题，并明确提出要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阅读 《共产党宣言》等五本马列主义的书。 毛泽东指出， 这五本书，“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 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13] （p.417）由此可见，他始终是把党的理论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 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6]（p.707）他尖锐地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就是他所说的“矢”和“的”的关系。

　　历史启示之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就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 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 69-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1 年第 2 期发，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 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5]（p.115）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 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 不求甚解的作风， 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 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1]（p.789）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 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 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 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5]（p.92）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5]（p.109）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 他诚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联系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了，只是人家不懂得。 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1]（pp.791-792）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以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制定正确的策略，是同他始终以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恭敬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向社会作调查紧密相关的。 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 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上述历史启示，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涵，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时， 全面理解和把握党的思想路线的全部内涵，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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