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对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者来说，既是鼓舞，也是鞭策。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和学者来说，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下面一段话感受更深：“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以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全面深化改革服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经过39年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我国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两个伟大历史转折：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而且实现了经济起飞，人均收入从不到200美元提高到今天的8000多美元，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人类社会经济长时期高速增长的新奇迹。这一切，都是在人口多、底子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以及经济和社会急剧转型条件下实现的。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场革命，也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伟大变革和发展，并且对世界正产生着越来越大和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因此，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不仅能够使我们不忘初心，增强“四个自信”，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党能够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更好地治国理政，领导中国人民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中国39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形成的历史，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历史，又是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战略机遇期，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集体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缓急相济、统筹协调，成功地解决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遇到的许多棘手难题，创造出许多前无古人的体制机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加快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39年的历史证明，改革开放的灵魂是“创新”，方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9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在思想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经济方面，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摸着石头过河”，上下互动，以改革和开放为动力，以“诱致性变迁”和“增量改革”为主，逐步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解决了近代以来就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问题。在政治方面，则通过反思“文革”和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在“拨乱放正”的基础上，加强了民主法治建设，取消了 “领导干部终身制”；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抵制了商品经济大潮对党和军队的冲击。　

　　（2）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突出问题和紧迫任务，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各项工作。从经济方面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从而促成了中国经济持续20年的高速增长，13亿人口的平均收入由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跨进了中等偏上收入行列，基本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努力纠正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加大民生建设投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这阶段，面对急剧变化的经济体制和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日益紧迫的资源环境压力，党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驾驭资本和管理市场经济，如何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保证党的纯洁性。 

　　（3）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第三个阶段。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工业化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刺阶段。从思想上看，党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改革永远在路上、不忘初心和“看齐意识”，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思想；在政治方面，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将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党治理国家能力现代化放在突出位置；在经济方面，则针对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发展方式由外延性、粗放型发展转向内涵型、效益型的“新常态”，提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转换动力，克服“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困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改革开放39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国内人口多、底子薄、环境约束紧的条件下，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基础上，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从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的视角看，关键在于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基本处理好了以下重大关系：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系。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理好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第三，贯彻“发展是硬道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处理好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改革发展同步的关系。第五，实现全面发展，处理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第六，齐心协力、上下互动，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关系。第七，统筹全局、稳步前进，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第八，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第九，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处理好“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第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 

　　二、以经济史研究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历史经验 

　　历史研究从来都是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分不开的，有的直接为了“资政育人”，有的则间接地为了社会和文化发展需要。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言于古必有验于今”，亦如著名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 

　　以经济发展史和科技创新史研究为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探索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与现代的关系，本来是我们这些秉持唯物史观的学者应该下大功夫去做的事情，可惜这些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需要，国内的研究多关注于制度及变迁，对生产力发展及其核心技术进步的历史研究很不够。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而我们今天从事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到生产力的各个部门里面去，就必须下功夫钻研科学技术和产业史，了解人类是怎样从科学发明转变到技术应用，又怎样由新的科技形成新兴产业，以及这个产业是怎样扩张、成熟起来并成为支柱产业的，最后又是怎样被新的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新的产业所取代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就被迫开始了从农业文明的传统经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经济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一开始并不是经济总量的差距，而是产业结构的差距，无论是从国家安全还是经济收益来说，中国都必须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即实现工业化。而现代工业中的几乎全部产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新兴产业，甚至包括在中国传统统经济中比重很大的纺织业，也必须脱离家庭和手工业，而被机器大工业取代。这正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和上层建筑变化的根本原因。几乎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政府就开始重视新兴产业：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都将国防工业和“机船路矿”作为新兴战略产业加以扶持；而民间资本则将纺织、火柴、煤炭、水泥、电力等民用工业作为新兴产业而投入。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国家安全和加速工业化，实行了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 1978年以前，基本上是扩张现代工业，提高工业产业结构，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目标是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1978年以后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则是沿着改善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同时前进的，所谓外延型、数量型发展，主要是指人口和资源从农业向第二产业流动，而所谓的内涵型、效益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则主要是指第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前一个过程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到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而后一个过程还任重道远。研究这两个过程是怎样逐步推进的，有哪些规律和中国特色，有哪些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非如此，就很难建立起系统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60多年里，我国基本上是处于朝着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目标前进，其中最重要的标志，自然是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这个过程尚未完成，不仅工业化正处于最后冲刺阶段，而且产业结构也正处于向中高级转变的关键阶段。这就为我们研究经济史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个任务：从科技进步的角度看和国外的经验看，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有什么一般性规律？中国的新兴产业应该怎样培育？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成功最有效？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怎样做到成本最低、时间最快？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变革时曾经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在这里所要加强的正是第一种研究。即对生产力的研究。 

　　相对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研究，产业经济史研究较少，但它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关键。由于产业史研究与科技和生产力结合最紧密，科技进步是通过产业升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产和观念，信息化和互联网就是产业的升级，因此研究科技发展是怎样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应该是中国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融合创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产业的丰富性、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意义重大，产业史研究具有丰富的概念和内涵，通过大国视野研究产业史，可以丰富和弥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足，推进经济学的研究。其次，产业经济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中立性，更便于进行国际合作和开放式研究，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从产业视角可以观察产业的升级、演变和结构变化，从国家的视角，更有共同性，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更多。第三，中国的历史悠久，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农业文明，在当代，又在人均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创造出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短短的60多年里就将实现工业化，这里面有许多中国独特发展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需要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的共同研究，因此这为我们做科技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以及现实问题研究的相互结合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使得打破学科界限、实行分工合作和协同创新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切实可行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