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常态”的一个思想史的梳理　

　　2008年前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常态”一词迅速在国内外各大媒体“蹿红”，成了最抢眼和最前沿的热词之一。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更将全球舆论界对“新常态”的议论推向高潮。本文拟对“新常态”作一思想史的梳理，供大家学习和讨论时参考。　

　　一、世界经济危机下的“新常态”和“新中性”、“新平庸”　

　　许多文章都把“新常态”（New Normal）这个词的发明权判给了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新常态”一词就已经出现，后来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渐恢复，“新常态”的说法逐渐消失。[1]然而，随后不久美国新经济泡沫破裂，“新常态”再次被不时提及。据统计，2002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每个月出现50次。[2] 2004年，美国　

　　Face book投资人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出版了《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3]一书。他认为，20世纪40—60年代，人们很容易为自己设计一个安全的未来，包括选择自己的职业、配偶和住所，乃至幸运地享受公司的利益和足够聪明地购买股票；到了70—90年代，技术和竞争改变了一切，经济的强劲掩盖了生产和生活的不稳定，股市的繁荣使人们误以为可以掌控自己的世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恐怖事件、公司丑闻频繁发生，工作岗位大量外流，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即便是经济复苏也不复以往的安全和繁荣的景象。作者把这一时代叫作New Normal。此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New Normal一词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得到广泛传播。　

　　确实，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陆续走出滞胀困境，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恢复增长。随后迎来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革命和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强力推动，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段范围空前的快速发展时期，GDP平均增长率从1990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4.3%、2005年的3.6%和2010年的4.1%，其中，高收入经济体从2.9%上升到4.0%、2.8%和3.0%，中等收入经济体从3.3%上升到5.5%、7.1%和7.9%，中低收入经济体从3.2%上升到5.4%、7.1%和7.9%（表现最抢眼的亚洲和太平洋经济体从5.6%上升到7.5%、9.8%和9.9%，其中中国从3.9%上升到8.4%、11.3%和10.6%，傲立群雄），低收入经济体从0.5%提高到2.0%、6.7%和6.8%。[4]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深远，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遏制未果很快演变成全面的金融危机，更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势头出现逆转，市场笼罩在一片恐慌的气氛之中。　

　　2009年初，全球债券市场的主要操盘手、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两位主要掌门人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和默罕默德·埃尔·埃里安（Mohamed A. El-Erian）在一次论坛中用“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来概括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变化，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皮外伤，而是已经伤筋动骨，西方经济体很可能无法从此次经济危机重新回归此前的经济循环，经济活动将会持续处于缓慢萧条、失业率异常居高的状态。这一观点一经提出，随即引起一些同仁的持续关注。果然，继美国之后，从希腊开始，随后是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欧债危机全面爆发。后来的几年，世界经济低迷，增长缓慢，失业率之高令人震惊，于是“新常态”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卡门·莱因哈德（Carmen Reinhard）、肯·罗格夫（Ken Rogoff）、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辜朝明（Richard Koo）、托马斯·弗里德曼（Tomas Friedman）等都结合这一概念对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走势作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如CNN、彭博社、《时代》杂志、《福布斯》杂志、《纽约时报》等都探讨过“新常态”的话题。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场专题研讨会的主题便围绕“什么是全球增长的‘新常态’”展开，随后几天的多场专题讨论会都与这一话题有关。“新常态”概念也逐步得到美国官方认可。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埃里安为总统全球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次年美国劳动统计局（BLS）发布了题为《2022年的美国经济：通向新常态》的报告，对美国经济未来若干年的增长前景作出了预测。[5]　

　　据统计，2011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每个月出现的次数已经高达700次。[6]这一概念甚至也被使用到了许多非经济领域，如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在2011年的总统大选中称新加坡的国会政治已进入了“新的常态”（New Normal），也就是一个既有强有力政府又有更多反对党议员的状态。[7]2012年美国NBC推出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电视连续剧，名字就叫The New Normal，讲述一对男同志夫妇和代孕闺蜜一起生活，迎接和抚养小孩的故事。由于媒体中使用的“新常态”越来越偏离其本来所指，2011年初埃里安再次对该概念的内涵作出明确的阐释。他说，“新常态”是指世界各工业国将面临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和主权债务等问题，而且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不一致，财富增长动力从工业化国家加速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他强调指出，“新常态”指的是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8]2014年他在另一次接受采访时就引发“新常态”的深层次原因作出阐述：“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过度经营、过度借债、随意冒险和信贷扩展之后，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恢复——这种观点是最初的推理依据。紧接着，政策回应进一步造成发展滞后，总需求不足加剧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艰难程度，人们开始关注供应方面因素。”[9]　

　　2014年起，世界经济有了复苏企稳的迹象，美国GDP增长2.4%，比上年增加0.5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恢复增长，由前两年的-0.6%、-0.4%提高到0.9%。[10]但总体上看，发达经济体依然增长缓慢、制造业疲软、需求不旺；新兴经济体发展不均衡，增速普遍低于过去20年的水平，部分国家甚至陷入深度衰退。有鉴于此，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该年5月13日发布一份题为《新中性》（The New Neutral）的长期展望报告，认为新常态已逐渐过渡到了一个可以称为“新中性”的阶段，“即使现在是一个‘多速’的世界，未来几年，各国经济很可能会不约而同地向较缓慢却稳定的增长率趋同，而央行利率将不得不维持在危机之前的均衡水平以下。”报告预测，未来三至五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在1%范围内，可能超不过1.25%；中国在6%—6.5%范围内；而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比其他主要经济体要乐观，但危机前的增长趋势未来三至五年不大可能会达到。据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副总裁克拉里达（Richard Clarida）作出的解释，“‘新中性’预期说的是全球经济并不是在复苏，而是在向乏力的经济增长率趋同。”[11]就在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值从3.7%下调至3.4%，该组织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公开对外表示世界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低于其此前的平均增长水平的时代，她称之为“新平庸”（New Mediocre）时代[12]。她是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这一概念的。她认为需要给全球经济一点震撼，以免“它以欠佳的增长水平得过且过”。[13]“新平庸”的特征是“两低两高”，即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那么世界经济如何避免“新平庸”成为“新现实”？这也便是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新平庸”就是“新常态”，市场回到一个更加平稳的态势，世界经济本来也无法一直维持高增长势头；也有人提出反驳，认为目前全球面临的关键问题不仅仅是增长放缓，同时还有低通胀、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问题。[14]　

　　总之，“新常态”、“新中性”和“新平庸”三个概念都是针对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作出的悲观预测，三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许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笔者认为，国际上之所以用“新中性”、“新平庸”取代了“新常态”的提法，更重要的还在于后者在中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迅速成了与前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的热词之一。　

　　二、学术界热议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自2002年至2011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连续保持在9%甚至10%以上的水平。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迅即推出“四万亿计划”，旨在应对国际危局，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结果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08年的9.6%、2009年的9.2%回升到2010年的10.6%。2011年尚有9.5%的增长速度，但从2012年开始一下子就下滑到8%以下的水平，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7.7%、7.7%和7.3%。[15]2015年更是只有6.9%，创近25年新低。[16]一时间，中国经济是不是也像欧美国家那样患上了同样的病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究竟如何，成为国内外舆论热议的话题。一些“顽固的悲观者”认为中国的增速即将大幅放慢至4%以下甚至更低，国际上唱空中国制造业甚至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的论调重新泛起；另一些“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经过短暂调整后仍能重拾高速增长的势头，如在林毅夫看来，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17]。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从已经达到的经济体量和推动增长的条件发生改变来判断，中国未来若干年的增长速度将会调低一个挡位[18]。中国的经济学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新常态”概念的，或者说是给这个概念赋予了本土化的内涵[19]，因为每一个挡位的经济增长都会持续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2012年3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徐以升发表《中国经济“新常态”》一文，开始采用“新常态”概念讨论中国经济。文章指出：“不仅是欧美经济，中国经济在经过30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年后的高增长之后，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经历2008年危机后三年的财政货币再扩张之后，经由2011年的酝酿，自2012年开始，也将迎来一个‘新常态’。定义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探寻中国经济未来与中国资产价格未来的基础背景与前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总含义是，中国经济将从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长10.5%、M2年均增长率18.2%，回到GDP增长8%左右、M2年均增长12%甚至更低水平。”[20]同年10月28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论证会第13期暨“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第69期召开，报告的主题亦即会议的主题：“适应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7%—8%的增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其背景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转型，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决策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政策目标，就业应该成为比GDP增长更重要的政策目标。增长减速和结构转型意味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特别是短期融资占比上升与收益率曲线的变化预示着债务危机的可能性，监管部门需要特别加强对风险的监督与控制。[21]　

　　2013年7月15日，《经济参考报》发表黄益平、苟琴、蔡昉的文章《增长趋势放缓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重大转变。文章认为，目前增长率稳定在8%左右，但未来十年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同时，通胀压力正在上升，并可能最终稳定在5%左右。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为了使中国成功转向更加平衡、更加高效和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政府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行动。　

　　2014年，“新常态”成为“习式热词”，在此推动下，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展开了更加广泛深入的讨论。马光远认为：“新常态”至少应该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回落至7.5%左右；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这优于经济增长本身。[22]李佐军认为，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速是适度的，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具有可持续性；二是经济结构是优化的，第三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比重稳步提高；三是经济质量是较高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四是经济制度环境是有利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他指出，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更准确的阶段判断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只有当度过这一时期后，经济才进入新常态时期。[23]刘培林认为，“新常态”可能会有几方面的特点：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过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与全球范围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较高水平；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多元的创新；经济结构也将会发生新的变化，比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会达到峰值并缓慢降低。[24]刘世锦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变化，通过深化改革，今后一两年有望实现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如果成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在7%左右，或者6%至7%之间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5年或者更长时间。他认为，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具备若干特征，包括：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基本适应；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企业总体上能够实现稳定盈利，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等等。他还说，对这一增长新常态，还可以进一步提出“六可”的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其中，“企业可盈利”应被视为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性指标。[25]以上，笔者只是列举了几个比较早的和有代表性的观点。不难看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断提出后，学术界很快就对其表示肯定并达成共识。除了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作出大同小异的解释以外，学者们还就“新常态”下面临的种种挑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26]　

　　2015年以来，关于“新常态”的讨论愈加热络，发表在各种媒体上的相关文章可以说到了俯拾即是的地步，甚至有大量的学术专著问世。6月25日10时整，笔者通过百度检索“新常态”一词，找到相关结果约866万个，要把这些成果全都综述一遍很难了。　

　　三、中国领导人和官方媒体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权威阐释　

　　把握思想前沿，尊重客观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创新进而用于指导实践的一条重要经验。国内外对“新常态”的讨论引起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中国理论界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很快就在决策层获得共鸣。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认可“新常态”的提法之前，新一届政府已经对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国内经济面临的矛盾和走势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提出了推动经济转型、释放改革活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目标。2013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集中阐述了这一思路。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他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要努力去实现2020年的目标，测算一下，这需要年均增长7%左右的速度，这不容易。但是，我们有有利的条件，有巨大的内需。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27]25日，他在同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的境外代表座谈时指出：13亿人口的大国努力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既有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看，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将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而且要长期依靠内需，把“四化协调”发展和城镇化这个最大内需潜力逐步释放出来。同时，要有相应的供给做支撑，要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产业层次，补足服务业等短板，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28]29日，他在上海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指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用勇气和智慧推动转型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对稳增长、增后劲具有双重作用，是现代化必由之路。没有这种积极主动的“升级”，发展也难以稳住、更难持续。他强调，中国经济升级版应是全面的：要在立足扩大开放中扩大内需；要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建立在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着眼点上；资源环境要可支撑；要靠改革释放制度红利。[29]这是他首次对“中国经济升级版”作出的全面说明，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路线图。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前夕接受联合采访，回应“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的提问时指出：“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30]这一表态表明高层在引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并逐步地将减慢速度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联系在了一起。　

　　2013年8月5日至8日，《经济日报》连发4篇评论员文章，分析了当时的国内经济形势。其中的第四篇文章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31]这一判断被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接受。就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第一次出现了“新常态”一词。他说：“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32]但当时，“新常态”还不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键词，会后发表的公报中也未见这个提法。习近平讲“新常态”首次见诸媒体的是在2014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他于9日至10日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33]7月29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34]可见，在习近平那里，“新常态”从一开始就是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联系起来讲的，并已明确地指出是从以往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今后一个阶段的中高速增长，这一认识虽然与此前的“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提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显然有所深化，更进了一步，它对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经济下行风险和重拾信心、指导决策部门制定出正确的改革举措是一个及时的指导。　

　　随后，《人民日报》2014年8月4日发表题为《新常态，新在哪？》的特别报道，规劝人们告别过去的高速度，丢掉幻想，迎接新常态。5日至7日，连发三篇评论员文章，指出：一方面，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上既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忧患心”，又坚持战略思维，彻底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保持“平常心”。另一方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从过去的传统粗放转为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上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常态有长期性，要求我们保持平常心。一是冷静理性，不急不躁，顺势而为，力求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既不过速，也不失速。二是积极主动，开拓创新，尽力而为，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35]此外，人民网、中国经济网等也纷纷发文作了类似的评论。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集中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36]此后，在该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一举成为首屈一指的关键词。习近平在会上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并指出：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37]这一论断将新常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这一论断，并指出“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38]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高度，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等重大问题作了阐述。他说：“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这一论断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从时间上看，我国发展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今天的新常态是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但是，“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从空间上看，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种变化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9年至2012年，我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出口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释放出来的大量有效需求。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今后再要维持出口高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例是不大可能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39]总之，中国经济进入成年期，需要减速换挡、提质增效，中国经济新常态存在内生动力和客观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低迷，无论货物出口还是产能输出都严重受阻，倒逼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40]。这便是习总书记向我们揭示的“新常态”，因其有别于前述“世界经济新常态”，也有人称之为“习近平新常态”或“习近平常态”（Pinormal）。新常态既是客观要求、客观趋势，就要明确它是一种客观规律使然，遵循客观规律就要求我们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而为政者还要去主动引领新常态，这是“大逻辑”，也是责任所在。　

　　习近平“1·18”讲话，是中国领导人迄今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作出的最为深刻、全面的阐述，是指导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随后分别在1月19日和2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讲话的精神作了评述和宣传。新华社的文章指出：“‘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进入新常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逐步深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但也有人认识还不到位，一知半解，还有的未能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行动上自觉不自觉地逆向而行。‘一了千明，一迷万惑’，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从加入世贸组织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我们总是在新与旧的转换中探索前行。实践证明，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才能始终引领时代潮流、立于不败之地。”[41]《人民日报》的文章则强调新常态要有新作为，新作为要有新理念，“我们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以新理念把握引领新常态，坚持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42]　

　　为了进一步帮助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澄清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观念，清除对改革推进的不必要干扰，2015年5月25日、2016年1月4日和5月9日，《人民日报》先后三次发表权威访谈，以权威人士的名义解读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府的政策主张[43]。第一篇访谈指出：增速回落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是一个让人“不难受”的速度，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目前经济运行在意料之中，仍处合理区间。从全国各地区的走势分化来看，凡是主动适应新常态，注重调整结构、需求分析、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的，努力走向产业中高端的，发展势头都不错；反之，压力都比较大。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我们要扭住调结构不放松，不必太纠结于一两个百分点的起落，更不能以焦虑心态稳增长，结果事与愿违。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有其必然性，我们要高度重视应对，但也不必惊慌失措。宏观政策要保持定力，稳字当头，并注重“三个结合”，即近期和长期相结合、发展和改革相结合、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第二篇访谈说：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2013年，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明确了我们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2014年，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此作了系统性理论论述，既进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深化了“怎么看”和“怎么干”的认识，又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都作了全面阐述，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直至重点任务，都作出了全链条部署。访谈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从目前情况看，对这个大逻辑的认识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认识逐步深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加，这是好的。第二种是认识还不到位，一知半解，适应不太主动，引领基本无为，流于口号化。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第三种是很不适应，没有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的思维定势，结果行动上自觉不自觉逆向而行。大家都要照照镜子，往第一种靠拢，认识不到位的要尽快抓提高，思想不适应的要尽快换脑筋。提高认识后，还要靠扎实的工作和顽强的毅力来完成这个历史责任。第三篇访谈明确指出根据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访谈还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些具体的认识和政策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以上就是笔者对“新常态”这一概念从提出到变迁的一个回顾和总结。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对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热词进行思想史的梳理，不借助大数据分析的手段殊为不易。简单说来，“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44]“新常态”概念用在世界经济领域是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进入萧条期的经济走势的悲观性预测，用在中国经济领域则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即将出现的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的客观判断；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是积极的。尽管国际舆论预测的世界经济前景并不乐观，但是笔者认为，从规律上看，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迟早会呈现一个U型或者V型的走势，而中国的经济则会呈现L型走势，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列车’不仅不会掉挡失速，反而会跑得更稳健有力，带来新机遇，形成新动能。”[45]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王健、李肖：《“新常态”的前世今生》，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网，http：//www.cietc.org/article.asp？id=5886。　

　　[2]张慧莲、汪红驹：《中国经济“新常态”》，《银行家》2014年第6期。　

　　[3]Roger McNamee，The New Normal：Great Opportunities in a Time of Great Risk，Portfolio Hardcover，2004.　

　　[4]《国际统计年鉴（2010）》，http：//data.stats.gov.cn/files/lastestpub/gjnj/2010/indexch.htm。　

　　[5]张慧莲、汪红驹：《中国经济“新常态”》，《银行家》2014年第6期。　

　　[6]张慧莲、汪红驹：《中国经济“新常态”》，《银行家》2014年第6期。　

　　[7]《新总统面对新的政治生态》，《联合早报》2011年8月29日。　

　　[8]周健明：《埃尔埃利安：“新常态”全球金融环境》，《期货日报》2011年2月1日。　

　　[9]《解读美国经济“新常态”》，《中国日报》2014年8月27日。　

　　[10]http：//data.stats.gov.cn/files/lastestpub/gjnj/2015/indexch.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2/14/c_127494679.htm。　

　　[11]张华君：《PIMCO解析经济“新常态”：当前是“新中性”阶段》，《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5月15日。　

　　[12]Christine Lagarde，“The Challenge Facing the Global Economy：New Momentum to Overcome a New Mediocre”，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14/100214.htm。　

　　[13]《新平庸主义在时尚界成为新常态》，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转引自http：//qqenglish.com/bn/8936.htm。　

　　[14]《博鳌亚洲金融论坛热议“新平庸”与“新现实”》，《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3月25日。　

　　[15]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6]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6年3月1日。　

　　[17]《林毅夫：中国经济还能快速增长20年》，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2-06-19/100402280.html。　

　　[18]当时，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流行的有“拐点”说、“换挡”说、“新阶段”说等，可谓众说纷纭，比较而言，“换挡”说、“新阶段”说更科学一些。　

　　[19]当然，起初中国学者也有在前述意义上使用“新常态”概念的，如林毅夫、李扬等。　

　　[20]徐以升：《中国经济“新常态”》，《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3月12日。　

　　[21]《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金融中间智库，2012年11月5日，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5988。报告由黄益平执笔，全文载于http：//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5982。　

　　[22]马光远：《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外管理》2014年第6期。　

　　[23]李佐军：《如何理解新常态》，《北京日报》2014年8月18日。　

　　[24]参见王子约、重华：《确认“新常态”：中国容忍经济放缓》，《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5月13日。　

　　[25]《刘世锦：中国经济转入增长新常态》，《经济参考报》2014年3月25日。　

　　[26]陈莹莹：《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观点综述》，《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66期。　

　　[27]《李克强：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3月18日。　

　　[28]《李克强：两个前所未有　打造经济升级版》，搜狐证券，http：//stock.sohu.com/20130327/n370502905.shtml。　

　　[29]《李克强谈中国经济升级版：靠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3-03-29/144126681015.shtml。　

　　[30]《习近平接受土、俄、哈、乌、吉五国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9月4日。　

　　[31]陈学慧、林火灿：《“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经济日报》2013年8月8日。　

　　[32]转引自夏宝龙：《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开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政策瞭望》2014年第10期；张占斌：《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及背景》，光明网，http：//economy.gmw.cn/2016-01/09/content_18428508.htm。　

　　[33]《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习近平首次提“新常态”，看来并不准确。　

　　[34]《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30日。　

　　[35]这三篇评论员文章的标题分别是《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上）》（8月5日）、《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中）》（8月6日）、《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下）》（8月7日）。　

　　[36]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2014年11月9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3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2日。　

　　[3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3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40]可以说，是世界经济新常态构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外生动力。　

　　[41]《引领新常态　发力供给侧——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新华每日电讯》2016年1月19日。　

　　[42]《以新理念把握引领新常态——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43]这三篇访谈的标题分别是《五问中国经济（权威访谈）——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访谈）——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　

　　[4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45]李克强：《维护和平稳定　推动结构改革　增强发展新动能——在世界经济论坛二○一五年年会上的特别致辞》（201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