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史学方法，不是指运用简单的数字作为论据说明历史现象，而是指运用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过各种数据关系和创建数学模型来论证说明历史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联系。这一方法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六七十年代扩展到西欧、拉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数字统计资料比较健全，这种方法马上引起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重视，很快便出现了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经过30多年的发展，计量史学方法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人口史、社会史、军事史乃至政治史研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计量史学研究以其鲜明的科学性、客观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计量史学方法本身存在的使史学陷于枯燥以及研究者主观态度影响结果的客观性等局限在研究中也暴露出来。
本文通过回顾30多年来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总结分析这一方法的优势及局限，并对如何在当代史研究中弥补和修正这一方法的局限做出思考，以期对学界掌握、运用这种方法有所帮助。
一、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在中国史学界，“整个说来，历史学基本上是定性研究，而极少考虑量的因素”［1］。这种定性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定历史事物的某些特征和本质，但却不易表示它们的量；虽然可以揭示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但却不能测定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程度大小。新时期要继续推进历史研究，就需要借助量的分析，因此计量史学方法介绍到中国后得到史学理论界部分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8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计量史学热”。但是由于传统史料尤其是古代统计资料相对匮乏，计量史学方法本身的理论探讨虽然很多，真正运用这一方法开展研究的史学成果却很少。然而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计量史学方法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运用，并涌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一）当代人口史领域
人口史研究离不开统计数字。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进行过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留下了大量的人口数据，为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基于此种有利条件，当代人口史研究成为较早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的领域之一。
198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蒋正华最先运用数学模型方法计算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此基础上估算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2］此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一直是研究者运用计量史学方法进行热烈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如孙经先等人的研究（孙经先：《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Z2期；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都运用了数学方法。
在人口演化规律研究中也经常运用数学模型分析方法，即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建立中国人口演化的模型，探索中国人口随时间演化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魏高峰、龙克柔的文章《中国人口演化模型与中国未来人口预测研究》［3］，龙姝明、刘英娟、杨乐、刘利梅的文章《人口演化的双指数模型与中国人口预测》［4］等都运用了数学模型方法。
总的来看，统计方法是当代人口史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即通过对数据的简单运算，以数字或表格的形式对当代人口发展和变化进行数量分析，总结人口流动、人口发展的规律。如黄海英的《1957～1965年中国城乡人口迁移流动与城乡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个案》［5］，大量运用了统计数据，经作者运算得出的表格有14个，对于科学准确分析1957～1965年广东省城乡人口迁移的状况以及广东省城乡关系与城乡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当代经济史领域
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其经济学的固有特性与数理需要使经济史研究中的量化分析更为必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方法成为经济史研究者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截至目前，可以说当代经济史是中国史学界采用计量史学方法最充分也最富有成效的学科。
与人口史研究类似，当代经济史研究者普遍运用的仍是数量统计方法，即根据统计数据进行数量运算、制作表格，对历史现象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数量分析。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的研究具有代表性。首先，她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如1987年，针对美国学者德·金·珀金斯所提出的“土地改革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经济的原因”，“土地改革对生产也许具有消极影响”［6］的观点，董志凯充分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了土地改革的经济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尤其在分析土地改革对生产力的作用时，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地方档案等资料中1949～1953年有关统计数字，计算了中国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产量、农具耕畜数量、播种面积、灌溉面积、化肥用量、面积产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城乡比例、出口商品额构成等等，构建了13张数量表格，直观、有力地说明了土地改革对中国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促进作用。此后，董志凯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类似的研究成果［7］。其次，在对中国经济某些产业部门作长时段历史梳理时，董志凯也充分运用了数量统计方法。如，计算统计了1949～2004年中国盐业的总量发展和结构变化以及盐税占国家税收比重的变化，由此分析盐业产销体制的变化和变革；［8］采用把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的文字阐述和数字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历史。［9］
80年代中后期，当代经济史研究还出现了建立经济运行的数学模型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和经济发展史进行系统的数量分析、评价的研究成果。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段宾通过建立关于国民经济运行中主要变量间一般数量关系的函数组，来分析评价1953年以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取得了良好效果。［10］
（三）当代社会史领域
当代社会史也是计量史学方法运用较多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都注重运用数量统计方法来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资本论》除运用简单的四则运算外，还大量使用了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也引用了大量数量统计资料，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生产规模的扩大、雇佣工人的增多等多方面论述分析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这说明数量分析可以成为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社会史研究也不例外。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等人就开始探索通过选取几十项重要指标，组成能概括、描述中国社会发展情况的综合指标，构建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全面地衡量和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综合发展以及各省市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自1987年起，朱庆芳发表了《我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初探》、《建国四十年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价》、《从社会指标体系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11］等一系列成果。与此同时，他们还构建了小康指标体系、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社会和谐指标体系、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等专题指标体系，对专题领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社会史领域有许多内容尤其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史适合进行量化研究。例如就业问题，就业率与失业率是必不可少的数据，1996年冯兰瑞在研究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问题时，就用国际通用的公式（即失业率是失业人口除以劳动力供给总量）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的失业率，并分析了《中国统计年鉴》用“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除以城镇从业人数加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这一计算方法的缺点。［12］就业弹性系数也是研究新中国就业历史经常运用的分析工具。如孟聪慧、曾帆的《1978年以来我国就业基本情况分析》［13］就以就业弹性系数分析了1979～1995年中国就业状况的变化。此外，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和各阶层收入差距，也是以工资、补贴、税费等数量计算为基础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社会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运用数理模型进行研究的成果。如刘精明的《“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14］一文，采用了Cox比例风险模型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的入学、升学概率，借以研究“文化大革命”对学生入学、升学的影响。
（四）当代军事史及政治史领域
受重定性而轻定量分析这一传统的影响，当代军事史研究缺乏精确的定量分析，加上一直未能建立充实的数据库，使得当代军事史上许多重大问题都没有统一的、准确的数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军史研究通过准确的定量分析得出正确的定性结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军史学界有学者一直呼吁军事历史研究“需要克服缺乏定量分析和作风不严谨的弊病”，“在军事历史研究中应引入定量分析的方法，在表述时注重数字的准确性和严肃性”［15］。多年来，当代军事史研究者也做了不少努力，在运用计量史学方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与数字密切相关的军史研究中，数量统计方法得到了充分应用。例如徐焰的《新中国军费开支的历史演变》［16］一文就以数据为基础，统计了1950～2009年每年军费开支的数量和所占国家财政支出以及GDP的比例，实事求是地分阶段总结了军费演变的特点，驳斥了国际上就中国军费数字增长大加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当代政治史领域也有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加强定量分析的成果。如有的学者以地方档案为基础，将整风中的“鸣放”论作为解释变量，“右”的性质为被解释变量，构建起一个ordinal probit模型，来分析哪些言论最容易导致划为“右派”，［17］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总的来看，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运用的计量史学方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统计学方法，一类是数学方法。相比较而言，一些简单的统计学方法，如计算总量、平均数、频率、百分比等比较容易运用；而数学的方法，如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构建数理模型等则需要有较高水平的数学统计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近代史研究中，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主要限于简单的统计方法，而在当代中国史领域，由于一些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专业学者的加入，数学方法与统计方法同样得到充分运用，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的成果很多，从而使当代史领域的计量史学研究取得比较深入的发展。
此外，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还出现了一种计量史学方法的新趋势，即运用量化方法来做文本内容分析，也就是通过对文字的表述作数量统计，从史料使用某一词语的次数和频率来研究历史现象，总结其中的特点和规律。如《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2003年第1期刊登了日本学者村田忠禧的《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变化来看中共十六大的特点》，将新中国成立后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作为研究素材，通过对报告中使用字词出现频率和表达方式的变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这种计量方法虽然不是直接计算数据，而是从研究对象中统计抽取相关数据，再通过数据分析政策变化，但是仍不失为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的积极探索。
二、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功效和局限性
对于计量史学方法的功用，有的学者曾评论指出：“量化方法对于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不容否认的是一种利器”［18］。作为一种“利器”，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首先，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使传统定性研究中的模糊认识得到量化验证而更趋于严谨和精确，而且还可以获得仅靠定性分析达不到的认识，从而有效弥补了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定性分析的不足。
传统史学定性分析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采取一种模糊的语言来解释历史，而在影响历史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很多是可以用计量方法来精确度量的。例如分析“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工业建设的影响，传统史学定性分析会说“‘大跃进’运动对我国工业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却是需要进行量化分析的。董志凯在《“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工业建设作用辨析》［19］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来说明1958～1960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农业投资的比例、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速度的放慢，比较准确地说明了“大跃进”对中国工业建设的影响。
再如，不经定量分析、仅用定性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史做出准确描述是比较困难、复杂的，而建立关于经济运行的数理模型却能使这一复杂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段宾在《新中国经济史的宏观数量分析》［20］一文中根据历年统计资料，建立了国民消费水平增长函数和经济增长函数，即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数量模型，然后利用这一模型建立了1953～1985年间中国经济动态表和中国经济动态图，并且对这期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分阶段做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准确的认识：如1953～1985年间，经济增长不稳定，出现三次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率大起大落；投资生产率水平较低且不稳定；积累率水平较高，变动幅度较大；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偏低且不稳定，有7个年份为负增长或接近零增长，有6个年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实际上大都只是恢复性的增长，并没有给居民消费水平带来实质性的提高；人口增长率过高，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等。
其次，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揭示历史规律、发现并预测历史趋势，从而强化当代中国史的史学价值。
研究历史过程和现象，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从而以史为鉴，用以指导现实，这是史学的主要社会价值之一。揭示历史规律，需要分析历史过程和现象所固有的相互关系及其密切程度，而分析相互关系的最为详尽方法是相关分析，即借助专门的指数对关系的紧密程度做出评价。朱庆芳等人探索构建的社会指标体系，就是通过选择主要社会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年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对发展中的进步和差距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揭示社会发展中的弊病和不安定因素，及时提供决策部门参考。例如她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协调度的综合评价》［21］一文中，选择了37个重要指数（其中社会经济指数25个，社会秩序指数6个，社会稳定指数6个），分成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用加权综合指数法计算出分类和综合指数，分析1978～1996年的社会发展变迁。根据综合指数，文章得出“改革开放以来18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大大超过了改革前26年的增长速度”的结论；根据社会经济指数，得出“教育经费和社会投资比例过低，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结论；根据社会稳定指数，分析指出：“从今后几年看，失业率、贫富差距仍将呈上升趋势，通货膨胀率的压力仍将存在，它将影响社会稳定指数的增长。”基于这些分析，文章提出了“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处理好失业和下岗职工的安置和救济问题，稳定物价，对几千万贫困人口进行扶贫和救济，防止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建议。
就探讨历史演变趋势、并进行预测而言，计量史学方法具有其他任何研究方法不能替代的独特功用。回归分析是研究相关关系的一种数学工具，把它用在历史研究中，首先就是探寻历史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即建立数学模型，然后用某种方法给出未来期间外生变量的数值，将这些数值代入数学模型，计算出要预测的变量的未来值。“利用回归分析，使历史学家能够预测而且应该预测”。［22］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不乏这样有价值的成果。例如，以历史上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建立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模型，总结出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演化规律，对中国未来若干年的人口变化趋势作了较为科学的预测，以期为人口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一定的依据，这是当代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一项主要目标，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龙姝明等人根据1970～2009年的人口数据制作了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的曲线图，得出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呈指数衰减形式的规律，从而建立了双指数衰减模型。作者用这一模型计算、预测了2010～2051年的中国人口，得出了“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持续40年保持不变，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必定维持在较低水平，中国未来40年内人口大量增长的可能性极小。保守估计，到2050年中国总人口数不会突破16亿”的结论。［4］虽然这种预测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但是给人们指出了一种趋势。
计量史学方法在显示其突出功效的同时，也呈现出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如计量史学方法的单纯、过度运用，使史学不断丧失自身的特性和功能，这主要是指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的研究者们日益倾向于通过复杂的统计图表、数学公式来表达他们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史学变得越来越抽象、难懂，离传统的叙述体越来越远。“如果历史研究的成果完全用演算过程、函数公式、统计图表等形式语言来陈述，不仅使一般读者感到枯燥无味，而且有悖于历史科学的性质”。［22］(p.515)更重要的是，计量史学方法在当代史学科中的运用并不是所向披靡，一用即灵，尤其是数学模型分析也并不像它所标榜的那样科学和客观。例如对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同一个历史问题，学者们均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却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如蒋正华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等方法，估算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2］(p.106)。金辉运用“某年出生人数＝当年年底人口总数×当年人口出生率；某年死亡人数＝当年年底人口总数×当年人口死亡率”以及“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这两个公式重新计算，得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的结论。［23］曹树基在基本肯定金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从而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其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24］。而孙经先根据精减职工户籍漏报和出生漏报的原则修正了1960年人口数字，计算出“我国1960年人口比1959年增加了620万”。［25］姚齐源、宋晓丽在肯定孙经先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概率论中的数理统计方法（回归法），以实际数据为基础求得“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并根据模糊数学理论方法，将异常死亡分成“最低（异常死亡）数”、“最可能（异常死亡）数”、“最高（异常死亡）数”三种，估算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异常死亡人数最低不少于769万人，最高不多于942万人，最可能数字是812万人。［26］
为何计算出的结果差异如此巨大？
首先，有的研究者计算方法本身存在问题。金辉所用“某年出生人数=当年年底人口总数×当年人口出生率；某年死亡人数=当年年底人口总数×当年人口死亡率”这一公式，并不是人口统计学的基本公式。人口统计学的基本公式为：某年出生人数=（上一年年底人口总数＋当年年底人口总数）÷2×当年人口出生率；某年死亡人数=（上一年年底人口总数+当年年底人口总数）÷2×当年人口死亡率。计算公式是错误的，结果自然是不正确的。
其次，研究者的主观态度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美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统计学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好仆人，但却是一个坏主人。进行统计学上的概括对于他并没有好处，除非他能由此而窥探他所进行概括的那些事实背后的思想。”［27］数学方法在史学中运用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提出假设，假设条件决定了公式的形成，并最终直接影响计算结果。如蒋正华研究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有两个基本假定条件，即国内户籍迁移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人口异常减少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而这两项假定是他的研究遭到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孙经先的研究则是以“国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以造成数额巨大的户籍人口异常变动”为假定前提，认为1956～1959年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144万人重报了户籍，这些重报的户籍在1960～1964年期间被注销；1960～1964年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这样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54万人。这两种研究中的假定哪一种是历史事实，有待于对五六十年代的户籍登记和统计做出进一步深入研究。能够肯定指出的是，假定条件的对与错直接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是与非，也就是说，在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中，如果“所用的假设与历史事实相反”，那么这种研究肯定是“质量欠佳”的。［28］
三、对如何正确运用计量史学方法的思考
计量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只是史学研究者运用的工具。能否正确利用好这一工具，直接决定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成效。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运用这一工具呢？
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虽然计量史学方法是以技术手段处理问题为主要内容，具有很鲜明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但是，它时刻都离不开理论指导。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它可被任何一种理论或学派所使用，因此，计量史学研究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不仅取决于研究者运用它的科学程度，而且还取决于研究者所持理论的科学程度。苏联学者科瓦利琴科曾深刻指出：“历史研究中数量方法的成就，将首先取决于它的质的、实质的内容方面，而这方面本身又有赖于历史学所依据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性质。数量方法必须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理论和方法论，才能保证在历史研究中最客观最有效地采用。”［22］(p.516)
其次，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任何一种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其价值都不是万能的，其运用范围都不是无止境的。计量历史学只是“存放着各式各样方法的‘军火仓库’中的一种武器”，只能在“相当有限的条件下”起作用。［29］因为历史是由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创造的，历史的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使得很多历史现象是无法用数量关系来表示的，单靠数量关系不可能真正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为了深入揭示历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在对历史事物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是在对历史事物给予综合的分析与解释后确定历史事物的最终性质或属性的基本方法。我们在研究某一历史事件时，除了考察其规模程度时需要借助定量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分析研究，指出它的性质、历史地位及局限性等，这就是历史的定性分析。由此可见，定性分析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环节，在历史研究中担负着定量分析不可替代的任务。
正因如此，史家非常强调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说，定性是定量的依据，定量是定性的具体化，两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如受到国际历史学界高度评价的《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一书强调：定性与定量两者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定量问题补充定性问题，定量证据补充定性证据；两者无法相互取代，两者各自也不能以了解整个历史学的研究而自命”。［28］(p.3)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只有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有效避免研究通篇充满大量数据和数学公式、使史学陷于枯燥无味的弊病，才能准确地揭示和说明历史事物，发挥计量史学方法所应有的作用。前述中国当代史领域董志凯、段宾、朱庆芳等人的一些计量史学研究之所以取得成功，注意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是其中的重要经验。
总之，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必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它在史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参引文献］
［1］蒋大椿、李洪岩：《历史计量方法研究概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
［2］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94～106页。
［3］魏高峰、龙克柔：《中国人口演化模型与中国未来人口预测研究》，《科技咨询导报》2007年第13期。
［4］龙姝明、刘英娟、杨乐、刘利梅：《人口演化的双指数模型与中国人口预测》，《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5］黄海英：《1957～1965年中国城乡人口迁移流动与城乡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个案》，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6］〔美〕德·金·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7］董志凯：《三大改造对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两重作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工业建设作用辨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朝鲜战争与新中国经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5期。
［8］董志凯：《当代中国盐业产销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9］董志凯：《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变迁(1950～200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0］段宾：《新中国经济史的宏观数量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中国工资水平发展史的数量分析（1953～198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中国资本、资本效率、工资水平和技术进步状况的历史分析(1952～1990)》，《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11］朱庆芳：《我国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初探》，《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4期；《建国四十年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价》，《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6期；《从社会指标体系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2］冯兰瑞：《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及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关于“九五”末期失业率及计算方法》，《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3］孟聪慧、曾帆：《1978年以来我国就业基本情况分析》，《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14］刘精明：《“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5］徐焰：《军事史学研究方法断想》，《军事历史》1987年第2期；《关于军事历史定量化研究的问题——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杜派的学术观点及实践》，《军事历史》1988年第4期；《研究军事历史要注重定量分析和数字严谨》，《军事历史》2010年第2期；《我国军事历史研究亟待创新》，《学习时报》2011年9月12日。
［16］徐焰：《新中国军费开支的历史演变》，《晚霞》2011年第14期。
［17］曹树基、李楠：《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1期。
［18］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19］董志凯：《“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工业建设作用辨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0］段宾：《新中国经济史的宏观数量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1］朱庆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协调度的综合评价》，《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
［22］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
［23］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Z2期。
［24］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25］孙经先：《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26］姚齐源、宋晓丽：《三年困难时期异常死亡人数新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tmag.html。
［27］〔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0页。
［28］〔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著、王小宽译：《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版，第4页。
［29］〔英〕杰佛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版，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