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扶持下，供销合作社（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正式成立，作为各地供销合作社的上级组织，“由此，合作社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众团体，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中华全国供销总社章程》，并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参见迟孝先：《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138页。）获得蓬勃发展。至1953年底，全国基层合作社发展至32313个，社员1.5775亿人。［1］湖北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与全国大体一致。截至1953年12月，全省基层合作社达到845个，分销店与门市部5000多个，合作社正式职工37299人（不包括临时人员），社员753万多人，股金839亿元（旧币，下同）。（《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卷1950~1970）》，湖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1994年编印，第87页。）供销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为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中开展救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4月下旬开始，湖北大部分地区暴雨不断，一直持续至8月下旬，导致江河水位暴涨，酿成特大水灾。这是湖北“近百年来未有的严重灾害”，全省6个专区无一幸免，“重灾田地计21001059亩，占全省灾田的92.5%，灾民9057930人，占全省灾民的91.4%”，“因灾死31762人，死耕畜16056头，倒塌民房2205135间”。（《湖北省一九五四年防汛抗洪档案选编》，湖北省档案局（馆）1998年编印，第372页。）学术界对1954年湖北水灾及其救灾的研究不多，

　　并且大多集中在政府救灾层面，鲜有注意到供销合作社的作用（如李勤：《1954年湖北水灾与救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贾莹莹：《湖北省1954年水灾救助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石武英：《建国初期湖北省水灾与抗洪救灾研究（1949~1956）》，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本文以供销合作社为主要考察对象，梳理阐释其在1954年湖北水灾中参与救灾与灾后重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收购物资，改善灾民经济状况

　　1954年湖北水灾发生后，为了救助灾区百姓，湖北省各级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物资收购工作，直接改善灾民的经济状况，使其可以在灾荒时能够购买必要的各种生活、生产资料，促进生产恢复与灾后重建。

　　（一）直接收购物资

　　水灾发生时，全省各级供销合作社即投入大量资金，以保障物资收购工作顺利开展。如黄冈专区供销合作社在1954年6~7月共投放1000亿余元；截至7月25日，孝感专区共投放资金39.84亿元；截至7月下旬，据不完全统计，荆州专区仅沔阳、松滋、潜江3个县市的供销合作社就投放资金29亿余元。［2］大量资金的注入，使得各地收购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如潜江县供销合作社大力收购灾民的猪、鸡、鸭、鲜鱼、贝壳、芦席、芦花、莲子、杂骨等28种副业产品和土特产品，［3］不仅收购品种多，收购数额也比较大；截至6月下旬，鄂城县供销合作社已收购滞销土产白菜、萝卜、白麻1000斤，芦席10.5万条，烟叶3500斤，土靛3万斤，斗笠1200顶，生姜2万斤，蒜头10万斤，草帽1万顶，土纸20万斤；［4］武昌县供销合作社在短时期内也收购鸡鸭11263斤、大蒜9万斤、洋葱25万斤、蛋15387斤。［5］

　　水灾期间，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根据“积极收购的原则”，“至八月中旬止，计收购畜产、废品及其它小土产约1200亿，其中生猪18万余头，耕牛10500余头”。［6］据对17个受灾县6~9月的统计，各级供销合作社“收购总额达4148亿元”，其中粮食131万担，皮棉2.2万余担，油料49万余担，蛋4.5万余担，生猪38.6万余担（应为‘头’——引者注），废铁10万余担，废铜、锡2.2万余担，耕牛1.6万余头。收购种类也呈现多样化特点，有的地区五六十种，有的地区则多至近两百种。“废品中除了铜、铁、锡等外，还有旧棉絮、破布、废纸、破玻璃、人发、破雨伞、胶麻将等等，水产中的活龟、生鳖、鳝鱼、贝壳等，有很多是过去没人要的东西，合作社收下了”。［7］

　　洪水退去之后，全省各级供销合作社继续积极推进收购工作，对鱼产品的收购尤为突出。大多数灾民在灾后以捕鱼为副业，加上原有渔民，全省从事捕鱼业的人数有130多万。渔民增多，渔获也随之增多。对此，“灾区各合作社和国营土产公司分支机构也增加了水产业务，帮助灾民、渔民推销水产品”。［8］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在不同时期名称有所不同，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称为“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一方面与省水产局、土产公司联合组织成立了水产推销办事处，并“派出四十多个干部向外找销路”，同北京、天津、太原等7地签订了1亿多斤鱼的预售合同。［9］另一方面则联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寻求支持与帮助。11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商业部、农业部召开灾区渔产购销会议，制定了为灾区推销渔产1.8亿斤、总价值约3700余亿元的计划，这其中就包括收购湖北灾区的鱼类产品。［10］

　　（二）帮助灾民拓展销路

　　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举办物资交流会等方式为灾区农产品、土特产品拓展销路。如沔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举办全县合作社系统内部物资交流会，不仅成交金额巨大，而且促进了全县的物资流通与外销。“一、二、六、七等区都积压楠竹、竹篾，四区又缺货，都在这次会上进行了调剂”；而“八、九、十三等区供销合作社收购了些杂木，在当地不好推销，又无力远销。就不敢大胆收购。这次交流会上，国营商业委托合作社给代购，打开了杂木的销路”。［11］

　　除办物资交流会外，有的地区供销合作社还牵线搭桥，帮助产品寻找销路。武汉市“南湖区永安、楠木两乡农民编结的麻线，过去是由私商和二道贩子收买，货俏的时候，每斤可赚几百元的手工费，货滞时，连本都保不了”。在水灾过后，武汉市供销合作总社“不但供给麻给农民加工，而且替他们找到了麻线的销路”，大大解决了灾民的经济困难；对于福城区墨水乡农民做的水果篓子、斗笠，“也代他们与郑州铁路管理局汉口车站旅行服务社签订了供应合同”。［12］

　　（三）物资收购的作用

　　供销合作社的物资收购工作对灾民的生活自救和生产恢复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善灾民的经济状况，使其有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如天门县供销合作社在洪水退去之后，组织群众挖药材，每人每天最多能收入2万元，最少也有7000元。［2］沔阳四区供销合作社“根据灾民需要组织了96人纺蔴线和645人修卡子、打花篮、磨鱼钩等共741人，每人每天可得工资2500元至4000元，可解决15838人的生活”［7］。蒲圻四区供销合作社在宋家河站点每日要收购板凳料800条，价值400万元，“对灾民的帮助极大”，灾民们纷纷表示：“做梦没想到板凳料子还能变钱，合作社真是想尽办法扶植农民”。［13］

　　对灾区恢复与发展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灾民生活得到改善，也推动了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灾民“得到款项后，一般都及时投入了生产”［5］。蕲春二区群众出售土特产品后修整了540间房屋和13艘旧渔船，又建造了3艘新渔船。阳新县下羊乡群众出售竹子后买了15部新式步犁，开荒100亩，种上了晚秋作物。［2］供销合作社“收购了灾民无法饲养的耕牛、废牛，同时，还组织了大批的耕牛转移到非灾区牧放”，“仅据监利、洪湖、汉川三县的统计外转的耕牛即达61000余头，合作社并抽出500余干部和8000多灾民在非灾区牧放，因而保存了灾区的生产力元气”［7］，有利于灾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有力打击了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行为如沔阳六区、十二区供销合作社组织供应组、收购组驾船到灾区流动收购，“打击了部分奸商利用灾民困难进行煞价、投机等活动，解决了灾民困难，灾民十分欢迎”,“六区农民王长清说：‘我的92斤的猪，私商王文才只给15万元，合作社给239200元。有政府帮助，合作社收购供应，生产自救有办法’”。［3］沔阳分洪时，“灾民急于出售所不能带走的物品，该县一时出现了由天门等地来仙桃镇200余私商、小贩压价收购，灾民的一床新棉絮只出几千元，经过合作社采取紧急措施与国营成立旧货商店后，基本上消除了这种危害灾民的投机活动”。［7］

　　供销合作社的积极收购增强了灾民战胜灾害的信心“灾民见到自己的产品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迅速推销，又能及时买到生活资料，因而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和信心大为提高”。［3］如江陵县岑河区泥湖乡朱必耀互助组，在刚受灾时组员悲观失望，互助组有解散危险。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该组为重点，组织他们搞副业生产，每月可收入3585400元，除生产、生活开支外，还可节余1160460元。组员谢邦林等3人还主动拿出13万元投资。在该组带动下，有5个快解散的互助组在搞副业的基础上巩固起来，还有48个单干户成立了6个互助组。［2］

　　供应物资，保障抗灾救灾与灾后重建

　　湖北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物资供应，既保障了灾区防汛抢险以及水利工程建设所需物资的供应，同时又向灾民充足供应各种生产、生活以及灾后重建所需的物资。

　　（一）支援防汛抢险与水利工程建设

　　在水灾期间，供销合作社积极供应各种防汛器材，支援救灾。截至1954年6月底，在灾情较重的黄梅县，供销合作社已供应工地1400多根杉木、3500多根山竹；浠水供销合作社供应巴河—兰溪工地打桩杉树4000根、麻袋1.5万条；鄂城段店供销合作社“除供应木料、麻袋、土筦外，还供应了许多扁担、铁锹、挖锄和苧蔴等”。［14］此外，据对黄冈、孝感、荆州3个专区21个县的初步统计，截至7月上旬已供应麻袋88394条、木料41893根、箢箕11万余担、草鞋69624双、子篾76342斤、木柴54万余斤及其他物资，价值80余亿元，有力地支援了防汛抢险工作。如广济六区汪堤出现险情后，供销合作社连夜赶运两排木料，帮助成功地排除了危险。［15］

　　据湖北省合作局救灾办公室灾后统计，截至9月15日，荆州、黄冈、孝感3个专区和黄石市供销合作社以及省社供应防汛物资的情况大致如下：

　　说明：1.本表根据湖北省合作局救灾办公室的《湖北省灾区合作社几项主要材料统计（1954年9月15日）》

　　（湖北省档案局：SZ76-2-78）制作，原表统计各类数字存在出入。2.档案原件还有三点具体说明，即“本表数字大部分系根据报告材料摘录与会议搜集，统计尚不完整”；“总金额栏内已收回和垫付金额，除黄冈专区外，其余均无法分开”；“其中有不少地区只有供应数量（主要是孝感专区），金额系根据《长江日报》物价价格计算”。

　　水灾过后，全省各地尤其是灾区开始兴修水利工程。对此，供销合作社积极供应各种工具，支援水利工程建设。

　　首先，对所需物资进行库存准备。在黄冈专区，供销合作社库存土箢箕277423担、扁担43021条、棕绳20000多根以及大批副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等。荆州专区的供销合作社“对堵口复堤的货源组织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洪湖县准备的箢箕即达9.74万担，扁担3.2万条，烧柴135万斤。［16］黄梅县在水灾中出现了江口溃堤的险情，在灾后的黄广大堤堵口复堤工程中，黄广大堤沿线6个区基层供销合作社准备了搭工棚用的竹子30万斤、山杉1.6万根、茅草60万斤。黄梅县供销合作社在本县及阳新等地采购烧柴150多万斤，保证工地不缺烧柴，还准备了修筑大堤用的土畚10万担、扁担2万条、斗笠4万顶、铁丝1万斤、铁锹0.6万把。［17］为了方便民工购买，黄梅县供销合作社将供应站之间的距离设置为“最远不超过十华里”［18］。

　　其次，对于库存不足的物资，供销合作社则采取订货甚至是组织生产的方式保障供应。黄陂县的5个供销合作社就根据实际需要和城关竹器生产合作社、各地的竹器供销生产小组、个体手工业者签订了加工4万担箢箕的合同，价值2440万元。鄂城县第四区供销合作社在10天内组织了35名竹器手工业工人编制了1000担箢箕，并且在加工合同上还“具体规定了箢箕的品质规格标准和交货时间”。［19］此外，黄冈专区供销合作社组织大批手工业者开展生产，至11月底，组织起来的“竹、木、铁等手工业工人”“已增加到4500余人”；在“边供应、边准备”的口号下，供销合作社及时、有效地开展了供应工作。［18］

　　此外，供销合作社还为参与防汛抢险和水利工程建设的群众供应主、副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如黄梅九区王家大坪3000多名群众，在5月底开始进行灾区排水，对此，九区供销合作社组织成立了临时供应小组，“带了一些车水的枹子、食油、食盐、香烟、火柴、电池等群众必需品到工地供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只要车水一歇工，不少群众就往供应小组跑”，日销售量也比较大，“仅5月30号一天就卖了60多万元”。［20］6月中旬，沿江滨湖的一些地方开始着手堵口与复堤工作。各级供销合作社则是“尽量做到方便堤工”。如在武汉长江大堤的加固工程中，市供销合作总社“为了保证防汛工地的蔬菜供应，曾组织干部赴全国各地采购蔬菜”，“保证了每　□（原文如此——引者注）10万斤蔬菜源源送上工地，并在工地分别设立了前哨供销站”。（《湖北省一九五四年防汛抗洪档案选编》，第161页。）

　　（二）为灾民供应生活与生产资料

　　第一，保障灾民口粮等生活物资需要。供销合作社力求做到“灾民在哪里，合作社也在哪里”。水灾发生时，浠水县供销合作社“组织货郎船带上灾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油、盐、柴、米、布）……送到被淹灾民的大门口，保证灾民的需要”。（《湖北省一九五四年防汛抗洪档案选编》，第332页。）潜江县供销合作社为了大力支援生产救灾，“专设了灾区供应、收购办公室”，并抽出资金36亿元、干部数十人、船250条，“及时运送大量的粮食、油、盐、布疋等，流动供应灾民需要”。［3］洪湖县五区供销合作社“组织了10多个货郎担到灾区，专门供应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湖北省一九五四年防汛抗洪档案选编》，第292页。）。

　　洪水退去后，供销合作社充分保障口粮供应，解决灾民吃饭问题。在这场水灾中，省委、省政府组织了大批人口转移。如监利县共64.4万人，转移到县外的达34万人。［21］供销合作社“在灾民还乡的沿途中，设立了粮食临时供应站”，如从武昌到鄂城一带设立了30多个供应站，保证了灾民所需口粮。据黄冈、孝感专区10月1~19日与荆州专区洪湖、沔阳等3个县10月9~13日的不完全统计，仅大米的供应即达到了7897万斤，极大地缓解了当地灾民的口粮问题。［9］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也积极进行物资调配，从长沙、南昌、杭州、重庆等地采购红薯2000万斤、芋头200万斤供应灾民。［8］

　　第二，为满足灾民重建倒塌房屋的需要，供销合作社积极组织、调运大批建筑材料供应灾区。由于这场水灾造成大批房屋倒塌，各“移民区”供销合作社在灾民尚未回乡前，“即先期回乡从事恢复机构，和组织货源工作”。据截至9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孝感、云梦、新洲、监利、潜江等县供销合作社共储备小青竹、楠竹86.7万根，茅草、稻草9200万斤，芦席12.87万条。［9］其他灾区的供应也非常充足、及时。如阳新县供销合作社为了解决安置在本县的黄梅县灾民还乡后建筑房屋的需要，大力协助黄梅县供销合作社在阳新各地采购茅草、树料、竹子等材料。在短时间内，便采购到茅草1717.5万斤，树料、竹子600多万斤。蕲春县供销合作社在短时间采办盖房所需杉木1.4万棵，并储备了一部分楠竹，“加上非灾区人民每户支援灾区稻草150斤到200斤，杉木一根，灾区人民建筑房屋材料的困难就可得到基本解决”。广济县供销合作社的准备最为充分，计有杉木800立方米、楠竹8000根、铁丝4.6万斤、洋钉120多桶、茅草6000担、松板250万方、明瓦100箱。［22］湖北省各级供销合作社供应灾区的建筑材料情况，“根据典型推算，供应了茅草、稻草6500万斤，芦席180余万条，皮槁117000余根，岗柴940余万斤”。［23］

　　第三，为了保障灾区恢复与发展生产，各级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潜江部分地区在5月即已出现水灾，供销合作社“大力赶制水车，支持农民排渍”，至5月中旬就供应水车389部，并且收效明显，九区被淹农田至6月初已经可以插秧。［24］汉川三区供销合作社针对该区受渍秧田“秧苗大部渍成黄色”的问题，准备了5万斤石膏，“并向农民宣传石膏的作用”，后来柏树乡“黄协银互助组”到合作社买了3斤10两（当时当地16两为1斤——笔者注）石膏撒在田里，结果两天工夫，秧苗都转青了。于是，群众纷纷购买石膏。短短的三四天内，2600多亩受渍的秧田在排水后全部撒上石膏，秧苗都被救活了。“公路乡农民向望发说：‘不是合作社宣传和供应石膏，我们的稻谷今年定要减产’”。［25］

　　供销合作社还充分供应灾区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农具等物资。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与省农具厂签订合同，到1954年底，供应4000部“二十号”步犁，以满足湖北农村特别是灾区农村的需要。［26］各地供销合作社也积极开展供应工作。如襄阳专区供销合作社“调运种子、荞麦、绿豆、菜籽等共72759斤，贷出农具（犁耙）4354件，农药1000斤，肥料476382斤，化肥25362斤”（《湖北省一九五四年防汛抗洪档案选编》，第359页。）。阳新县供销合作社供应双季稻种子6万多斤。［27］武汉市供销合作总社“从四川、内蒙古、江苏等地调进大批种子，供应郊区农民今冬明春播种需要”，并且为了使种子尽快送到农民手里，不误冬播，“配有专人负责这一工作”，“保证做到‘三快、一小’——手续快、运输快、供应快、成本小”，对于离市区较远的地方则安排职工直接送货下乡。［12］

　　第四，供销合作社还积极帮助灾民发展渔业生产。“竹山、郧西、均县、郧县等地出产大量红根（红根是一种野生植物的根皮，因颜色发红，故称红根，在湖北一些地区土名也叫香花刺、刺蓬、刺弄、刺皮等，多生于山区或半山区。红根的挖掘不受季节限制，它在渔业生产上的用途主要是代替栲皮染渔网。参见《江西小土产》，江西省供销合作社1957年编印，第154~155页。），这是灾区人民进行渔业生产时渔具制造中的原料之一”，供销合作社于是“积极发动当地群众挖红根，供应灾区人民捕鱼需要”；在灾后短短月余时间内，仅竹山、郧西两地群众已挖红根3.67万多斤，并由当地供销合作社及时运往灾区。［28］鄂城县樊口区供销合作社为了扶持当地灾民进行渔业生产，还组织了166个木工在50天内赶制了渔船192只，帮助灾民修理了旧船441只，大大便利了灾民的生产自救。［29］

　　据统计，1954年湖北省供销合作社系统供应总额达到50027亿元，比1953年增长了94.79%，其中生活资料供应额增长89.99%，生产资料供应额增长140.38%。［30］在水灾肆虐的年份，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供销合作社采取灵活的供应方式密切相关。其供应方式具体如下：一是设置流动供应组、送货船（详见表2）。随着灾情的加重以及灾后重建任务的加剧，流动供应组还在继续增加。二是针对灾区群众经济困难、购买力低下的情况，采取赊销的办法。如汉川五区供销合作社以该乡互助合作组织为主，对有困难的农民开展肥料赊销业务，赊销的饼肥按当时的牌价作价，秋收后交款，共计赊销饼肥11.6万斤，可追肥棉田1087亩，解决了452户农民生产缺肥的困难。［31］供销合作社不仅赊销肥料，还赊销农业生产所需工具。如江陵县郝穴区供销合作社“为了扶持群众排渍，及时赊销水车39部，镇口乡合作社也赊出16部”。水车的及时供应对挽救灾区损失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排渍及时，郝穴区黄市乡保护水稻田2000多亩，洗巴乡保护440亩。（《湖北省一九五四年防汛抗洪档案选编》，第283页。）三是积极开展与信用合作社的合作，保障物资供应。如随县指城乡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合作，“协商赊销肥料”供应灾民共计23410斤。［32］四是在供应不足时积极开展物资调剂工作。如阳新县五区供销合作社，针对该区3个乡群众缺乏种子的情况，“组织群众间的互相调剂”，共计调剂荞麦种5100斤、萝卜籽40斤、苞谷种270斤，解决了240户灾民急需种子的困难。（《湖北省一九五四年防汛抗洪档案选编》，第359页。）

　　资料来源：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湖北省灾区合作社业务组织措施统计（初步）（6月30日止）》，湖北省档案局：SZ76-2-78。

　　结语

　　在1954年湖北水灾救灾工作中，供销合作社发挥了积极作用。据对27个受灾县6~12月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供销社系统在救灾中收购物资5954亿元，供应物资11183亿余元。（《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一卷1950~1970）》，第124页。）供销合作社不仅直接着力改善灾民的生活状况，缓解灾民临时的困境，还从长远角度出发将救灾与灾后重建紧密结合，促进灾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由于合作社社员由广大农民组成，所以很多社员既是水灾受害者，也是救灾工作的参与者，甚至很多灾民被供销合作社组织起来，直接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如重灾区汉川县人和乡的灾民柳祝英，在1931年的湖北水灾中曾外出逃荒，但在这次水灾中“靠着一条木船替供销合作社装运货物”，以所得工资“维持她一家六口人的生活”。［32］当然，在救灾过程中，供销合作社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个别社对“开辟地方货源不够积极”，“对于如何组织地区物资交流、相互支援做得不够”，如“汉川七、九区要求调入鱼钩、鱼卡，而实际区内群众生产的鱼钩、鱼卡反被云梦购走”；个别合作社干部“毫无政治责任感，甚至混水摸鱼”。［7］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及时纠正和处理，保证了灾区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正常开展。

　　供销合作社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提高了群众的认同感，增强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受灾以后，始终与灾民同甘苦共患难，为他们的供销要求服务，当水灾最严重的时候，供销合作社也能通过供销业务为灾民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始终成为灾民进行生产自救的重要依靠之一，因而受到灾民发自内心的热爱。随县安居区，在退水后社员群众自动的拆庙、出劳力为供销合作社盖好十余间房子，就是群众热爱供销合作社的典型之一”。［23］供销合作社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至1954年底，全省入股社员比1953年增加57万人，股金增至1013万元（新币），职工增至48733人，自有资金也由3655.5万元增至5878.9万元。（《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志》，湖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1988年编印，第43页。）

　　在湖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组织下，抗洪救灾工作取得了胜利，大批灾民得以返乡重建家园。在得到供销合作社的帮助后，灾民满怀感激地说：“共产党、人民政府真比爷娘还亲，领出去，又负责带回来；供应口粮，供应种籽，件件事情都帮我们考虑周到了”；［9］“过去我们这里淹了水，国民党反动派从来就没有来问过一声，今天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仅帮助我们挡住了洪水，连种子都送上门来了”。［12］因此，供销合作社的物资收购与供应工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群众基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声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完善，供销合作社正在积极转型并不断发展壮大。其在新时期农村救灾、赈灾以及巩固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凝聚力、影响力等工作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许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有所借鉴。

　　［参引文献］

　　［1］国家统计局贸易物资统计司、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办公室编：《中国供销合作社统计资料（1949~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2］《本省灾区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通过收购土特产有力地支援了生产救灾工作》，《湖北日报》1954年9月3日。

　　［3］《灾区供销社应进一步做好供应和收购工作》，《湖北日报》1954年7月23日。

　　［4］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4年7月5日）》，湖北省档案局：SZ76-2-78。

　　［5］《本省灾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扶助下大力开展群众性生产救灾运动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支援灾区人民战胜灾荒》，《湖北日报》1954年7月16日。

　　［6］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关于灾区供销合作社工作情况及今后意见的请示报告（1954年9月23日）》，湖北省档案局：SZ76-2-78。

　　［7］湖北省供销合作社筹备委员会：《灾区供销社防汛救灾以来的工作报告（1954年11月23日）》，湖北省档案局：SZ76-2-78。

　　［8］《湖北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大力展开灾区物资供应与收购工作》，《长江日报》1954年11月3日。

　　［9］《灾区财经部门为支援灾民安家生产全面展开供应和收购工作》，《湖北日报》1954年10月27日。

　　［10］《商业部等联合召开灾区鱼产购销会议》，《长江日报》1954年11月21日。

　　［11］《沔阳合作社联合社举行合作系统物资交流会调剂内部物资更好地支持生产救灾》，《湖北日报》1954年11月30日。

　　［12］《武汉市合作社支援郊区农民生产大力供应种子并积极收购农副产品》，《长江日报》1954年11月24日。

　　［13］《支援灾区农民及时恢复农业生产供销合作社大力供应种子和收购土副产品》，《湖北日报》1954年9月5日。

　　［14］《黄冈、浠水等县供销合作社大力供应防汛器材和民工生活资料》，《湖北日报》1954年7月24日。

　　［15］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关于灾区合作社支援防汛救灾工作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54年7月5日）》，湖北省档案局：SZ76-2-78。

　　［16］《本省各地粮食、合作等部门准备大量物资供应水利工程需要》，《湖北日报》1954年11月11日。

　　［17］《黄梅县供销合作社积极准备物资支援黄广大堤堵口复堤工程》，《湖北日报》1954年11月19日。

　　［18］《黄冈专区各地供销合作社供应水利工地物资》，《湖北日报》1954年12月27日。

　　［19］《黄陂县和鄂城县四区供销合作社加工大批箢箕支援堵口复堤》，《湖北日报》1954年10月31日。

　　［20］《加强经济工作大力支援生产救灾》，《湖北日报》1954年6月22日。

　　［21］张佑清：《我所经历的一九五四年抗大洪、大涝》，《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2期。

　　［22］《黄冈专区阳新、黄梅等县供销合作社大力采购建筑材料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湖北日报》1954年10月8日。

　　［23］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湖北省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初水灾地区供销合作社工作总结（1955年5月5日）》，湖北省档案局：SZ76-1-101-4。

　　［24］《潜江各区供销社赶制水车供应农民排渍》，《湖北日报》1954年6月13日。

　　［25］《汉川三区供销合作社大量供应农民石膏挽救受渍秧苗》，《湖北日报》1954年6月13日。

　　［26］《湖北省农具厂与湖北省合作总社签订合同今年内为农村生产四千部步犁》，《长江日报》1954年11月29日。

　　［27］《供应和调剂种籽支持排渍补种》，《湖北日报》1954年8月19日。

　　［28］《收购红根支援灾区渔业生产》，《湖北日报》1954年11月16日。

　　［29］《为生产救灾服务的樊口区供销合作社》，《湖北日报》1955年1月15日。

　　［30］湖北省供销合作总社：《湖北省供销消费合作社一九五四年计划执行情况（1955年4月20日）》，湖北省档案局：SZ76-2-183。

　　［31］《更好地为完成农业增产计划服务》，《湖北日报》1954年8月7日。

　　［32］张声玉：《灾区一村庄》，《人民日报》1955年3月13日。

　　［责任编辑：叶张瑜、周?进］

　　［作者简介］李学桃，历史学博士，讲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30072。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供销合作社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历史作用研究”（17YJC710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