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环境治理与保护活动，学术界一般认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为标志。（参见杨朝飞的《我国现代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及其思考》（杨朝飞主编：《中国环境史研究》第4辑，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王瑞芳的《从“三废”利用到污染治理：新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翟亚柳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初创——兼述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及其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等等。）这一次会议之所以被当作中国当代环境治理与保护活动的开端，主要原因之一是伴随着重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愈加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为了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第一次公开申明中国存在环境问题，并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1］环境问题包括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两个方面。农业社会虽然存在环境问题，但主要是生态破坏。工业社会的环境问题则是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叠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逐步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问题更加复杂。因此，中央与地方政府加强了环境治理工作，其中最具典型性与代表性的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黄土高原包括太行山以西、日月山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跨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是黄河主要流经地区。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参见郝平、曹雪峰的《水土保持：大泉山典型的塑造》（《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郝平的《集体化时代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初探——以山西省柳林县梯田建设为中心的考察》（杨学新主编：《起步与拓荒：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355页）；邓群刚的《“治沟”还是“治坡”——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水土保持的争论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6期）；翟军的《集体化时代吕梁山区水土保持工作初探：以山西省三川河流域为例》（山西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吴成杰的《庄浪县梯田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环境效益分析》（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能够进一步对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丰富当代环境史研究的内涵。

一、水土保持体系的构建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利电力部关于治黄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摘要）》，《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1987年印，第332页。）新中国成立前，水利专家已经认识到黄河治理需要在黄土高原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囿于动荡的政局，当时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治理。

　　（一）设置行政管理和科研机构

　　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的政治基础。为加快治理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党中央设置了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与科研机构，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机构主要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另外，先后还建立了两个区域性的水土保持领导机构：一个是1952年成立的西北区水土保持委员会；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林业建设兵团。

　　1949年6月，华北、华东、中原3个解放区联合性的治黄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11月，划归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水利部领导。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后，又陆续设立了水土保持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1950年4月，成立了西北黄河工程局；1955年1月将黄河水利委员会工务处水土保持科扩充为水土保持处；1964年协助水利电力部筹建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同期，为探索开展水土保持的经验，推进水土保持的科研工作，1952~1955年在甘肃省的西峰、天水、平凉、定西，陕西省的绥德、延安、榆林、宝鸡、渭南等地建立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工作站，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所内设置水土保持研究室。黄河水利委员会还组织了水土保持查勘和规划工作，其中规模较大的查勘是1953~1954年的水土保持查勘；参与或组织的重要规划主要是1954年《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的水土保持规划。另外，黄河水利委员会坚持正确的水土保持方向，推动各地开展治理工作，在水土保持工作发展的每一个转折时期，黄河水利委员会都根据水土保持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对策。黄河水利委员会还领导了全流域的水土保持科研工作。［2］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于1964年8月在西安成立，1969年被撤销，1980年恢复建制。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从成立到撤销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确定水土保持重点县，推动面上水土保持治理。1964年召开了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重点区第三次水土保持会议，确定泾河、渭河、北洛河流域的58个县为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重点县，使重点县由原来的42个增加到100个，后来又增加到138个。二是领导天水、西峰、绥德水土保持科学实验站和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开展科研工作。（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成立后，原来由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的天水、西峰、绥德3个水土保持科学实验站划归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领导；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业务归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指导。参见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游治理局编：《黄河水土保持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三是开展“以点带面”工作，树立了内蒙古的凉城、准格尔；陕西的米脂、绥德、延安、澄城、干阳、陇县；山西的右玉、五寨、离石、隰县；宁夏的固原；甘肃的庆阳、天水、定西16个县（旗）为水土保持样板，积极推广典型经验，推动面上水土保持治理工作。［2］（pp.490~491）

　　西北区水土保持委员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于1952年11月设立，统一领导和管理西北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1954年11月，随西北行政区同时撤销。西北区水土保持委员会从事水土保持工作的干部移交西北黄河工程局。西北区水土保持委员会成立后，就提出以黄河主要支流无定河上中游、泾河上游和陇海铁路宝鸡到兰州沿线为工作重点。以西北黄河工程局、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水土保持管理处为专业机构，负责各区水土保持工作勘测、规划和实施。各专业机构在重点地区设水土保持推广站，并在西北区水土保持委员会领导下，各重点区成立由当地专署、县人民政府及专业部门组成的水土保持委员会，督导并组织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2］（p.490）

　　1965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设兵团。1966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设兵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林业建设兵团”，业务上由林业部领导，党政工作由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于1969年被撤销。该兵团从建立到撤销历时4年，在护林、育林、营林、采种育苗等方面，对水土保持工作做出了贡献。［2］（pp.492~493）

　　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保障。由于这一地区水土流失成因极其复杂，探讨其产生机理，形成系统完善的治理技术体系，需要进行科学试验与研究。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科研机构的设置，推动了这一工作。隶属于中央部委和中国科学院管理的水土保持科研机构主要有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天水、西峰、绥德3个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等，其主要任务是在大力进行应用技术研究的同时，积极开展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如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进行了坡耕地径流小区测验和大柳树沟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试验，在天水县的田家庄和毛家庄、武山县的邓家堡、清水县的麻池沟、通渭县的华家岭等地，建立农村工作基地53处，进行田间工程和造林种草大面积示范推广，由于简单易行，受到群众的欢迎。“当时试验推广的地埂、刺槐、草木樨等措施，1957年曾获得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特等奖”。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成立于1951年10月，20世纪50年代前期重点进行塬面治理和沟壑治理的试办与推广工作。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建立于1952年11月，以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为治理重点，在辛店试验场和韭园沟小流域进行水土流失规律和水土保持单项措施及综合治理效益试验研究。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室成立于1957年3月，初期主要任务是研究水利、水土保持措施对黄河干支流洪水、径流、泥沙的影响，60年代主要研究坡面及沟道小流域泥沙运行规律和径流泥沙来源，为制定水土保持规划提供依据。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于1955年3月筹建，其任务是开展水土流失规律预测预报和防治途径、土壤及土地资源评价与合理利用、植被恢复的理论与技术、旱作农业增产体系等课题研究。［2］（pp.374~377）

　　除此之外，黄土高原各省也成立了水土保持行政管理机构与科研机构。水土保持行政管理机构有青海省水土保持委员会、甘肃省水土保持委员会、陕西省水土保持委员会等。其中，青海省水土保持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4月，由省农业、林业、水利、畜牧、财政等部门相关人员组成；甘肃省水土保持委员会组建于1963年2月，由省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陕西省水土保持委员会于1954年9月成立，由省农业、林业、水利、财政及西北黄河工程局等部门负责同志组成。［2］（pp.493~494）此外，青海、甘肃、陕西、山西等省还成立了水土保持科研机构。青海省在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2.6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丘陵沟壑区及土石山区。1956年7月，青海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在湟中和化隆两县设置了水土保持试验站；1965年5月，省水利局增设了乐都县水土保持试验站；1969年11月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撤销后，这3个水土保持试验站分别下放给湟中、化隆、乐都县农林水利部门领导，以后变为水土保持工作站。甘肃省在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10.6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高原沟壑区和丘陵沟壑区的第三、第四、第五副区。1954年西北黄河工程局分别在定西、平凉建立了水土保持工作站，

　　1956年均改为试验站，1957年移交地方管理。兰州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于1960年成立，面向全省水土流失地区进行水土保持科学试验。陕西省在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10.1万平方公里，

　　1951年3月，省农业厅在米脂县成立了水土保持工作站；1956年，西北黄河工程局在榆林、延安、宝鸡、渭南成立水土保持工作推广站，同年移交地方管理。山西省在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6.12万平方公里，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离石、临汾、隰县、晋东南等地建立水土保持试验站，研究防治水土流失的措施。60年代又在忻州、雁北、晋中和晋南等地区的10多个县设立了水土保持工作站。［2］（pp.378~386）以上这些仅是地方政府设置的水土保持行政管理机构与科研机构的一部分。实际上，从50年代开始，甘肃、青海、陕西、山西等省基本上设立了省、地（市）、县三级与水土保持工作相关的机构，初步构建了水土保持管理与研究系统。

　　（二）制定颁布水土保持政策

　　随着行政管理与科研机构的设置，有关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政策也陆续发布。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指出：“应以黄河的支流，无定河、延水、及泾、渭、洛诸河流域为全国的重点”。［3］1953年2月15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其制定的《关于一九五三年治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黄河为害的根源，在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因此把黄河由害河变成利河的关键，在于水土保持工作的能否完成。为了尽早实现黄河治本，在一九五三年内，我们必须遵照政务院的指示，大大地加强这一件带有根本性质的工作。”［4］黄河安流的关键，在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是否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1954年4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将黄河资料研究组改组为黄河规划委员会。12月，黄河规划委员会编制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完成，报告对黄河下游的防洪和开发流域内的灌溉、工业供水、发电、航运、水土保持等问题提出了规划方案，并提出了第一期工程的开发项目，其中重要的工程项目有三门峡和刘家峡水利枢纽。［5］195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中指出黄河流域是水土保持的重点，“黄河流域各省（区），必须抓紧今年冬季大力掀起一个水土保持的群众运动”。［5］（p.316）1962年4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黄河流域是全国水土保持的重点区域。［5］（p.332）1963年4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决定》，就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范围、治理技术措施与群众发动方式等进行了规划。［5］（pp.338~339）以上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政策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系统规划。

　　从行政管理与科研机构设置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对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视程度。事实上，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不仅是根治黄河的需要，同时也是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水土保持工作是要把水蓄起来把土留下来，保证山区肥沃土地不流失，水流能灌溉，能大量增产，保证下游能消除水灾，并充分利用水力来进行灌溉和发电。因此水土保持工作不仅对山区有利，对平原也有利，对全国人民都有利；不仅对农业有利，而且对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有利；不仅关系到黄河的治理而且同样关系到其他河流的治理”。（《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765~766页。

）国家副主席朱德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会议上指出：“水土保持对于开展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治河流水患，保证农、林、牧业发展都有极大的意义。”（《朱德副主席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会议上的报告》，《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802页。）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也指出：“水土保持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分割的长期性、根本性的重要环节”。（《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会议上的报告》，《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815页。）可见，水土保持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理应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

　　二、水土保持先进典型的树立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体系的构建，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积极应对生态破坏问题的重要举措。在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过程中，有关部门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治理方式。“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必须首先由建立工作基点做起，作出榜样随时组织参观，以带动全面”。（傅作义：《密切结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开展山区生产，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747页。）所谓的点，就是水土保持先进典型。“有了样板，有了典型，领导的经验、干部的信心、群众的方向就解决了，以点带面也就好办了”。［6］水土保持先进典型的树立，是环境治理成果的重要体现之一，也是发动群众的有效手段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水土保持先进典型被树立起来。甘肃省于1953年树立了一批水土保持典型，如武山县邓家堡、天水县田家庄、天水市吕二沟、甘谷县豹子坪、秦安县杨家沟、通渭县黄花村、庄浪县何马家村、庆阳县南小河沟、环县朱家塬、陇西县张家岔等,推广了培地埂、修沟洫、植树造林、种草木樨以及垅作区田等水土保持措施。［7］陕西省从50年代初期就选定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小流域，开展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科学试验和示范工作。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协助陕西省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和第二副区，分别选定了绥德的韭园沟和延安的碾庄沟进行规划、观测、试验示范、综合治理和研究工作，旨在为该区治理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和样板。后又相继选择了绥德的辛店沟、延安的大砭沟、彬县的鸣玉池、洛川的上下黑木沟、安隶的陈家沟等进行扩大试点。到了60年代，先后又树立了榆林大梁、米脂榆林沟、富平赵老峪、耀县孙塬、千阳文家坡、长武芋园、白水凤凰沟、澄城茨沟等综合治理样板。按照“全面规划，集中治理，连续治理，综合治理，沟坡兼治，治坡为主”的方针，上述试点村做了不少工作，为大规模治理提供了经验和科学依据。［8］山西省于50年代推广了大泉山、西沟、羊井底等生产大队的水土流失治理经验。例如，大泉山村先后治理了大泉山、凤凰山等7座大山，大南沟、大沙沟2条大沟和72条小沟，使全村水土流失面积全部得到治理，共修高标准梯田945亩，发展水地495亩，结合工程造林1300亩，零星植树3.5万株，创造了“治山必须从上往下、治沟必先治沟头”和“有坑就有树、有树就有坑”等治理经验，使农、林、牧、副得到全面发展，1957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水土保持会议就肯定了大泉山的治理经验，并受到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的表彰，对全国水土保持工作起到了带头、示范、推动作用。［9］

　　先进典型的树立，能够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会议根据树立的8个典型总结了一些基本经验：全面规划，分期分区实施；集中、连续治理；全面利用，综合治理，小型为主；治标治本相结合，坡沟兼治，治坡为主；依靠群众，结合生产；创造典型，依托重点，全面推广；常年基本建设与突击运动相结合；党委领导，各部门协作。（陈正人：《大规模地开展水土保持运动，为发展山区生产建设而奋斗》，《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773页。）以上几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水土流失治理技术；二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三是党组织的领导。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认为：“好的样板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好的干部班子，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有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第二、必须修好种好基本农田，积极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创造条件，保证不断增产；第三、必须造林种草，绿化荒山荒沟，迅速解决‘三料’问题；第四、必须由单一粮食生产逐步过渡到农林牧副全面发展。”［6］这里的第一条讲的就是党组织的领导，第二、第三和第四条则是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相结合。以上关于水土保持先进典型的经验，在基本原则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水土保持体系等。

　　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经验之一。陕北韭园沟在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过程中，党组织发挥了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共中央西北局与陕西省委高度重视，主管科学技术的负责人前往榆林与绥德部署工作，提出规划原则和农业生产、水土保持以及科学研究的任务。第二，绥德县成立实验区领导小组，由农、林、牧、水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先进生产大队的支书参加，县委书记担任组长。第三，绥德县还成立了样板办公室，由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专门负责。［10］甘肃省武山县被树立为典型也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实现的。例如，武山县“80%以上的县委委员和党员科、部长、50多名乡党委书记、200多名社支书记”，都身先士卒，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动了普通党员、团员和广大群众治山治水的积极性。［11］

　　据对黄河流域的观测，“在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每平方公里每年约损失土壤一万公吨，地面每年约降低一公分；在整个黄河中游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被冲刷的土壤约3700吨，冲走的都是表面的肥土和熟土，据分析每吨含氮素0.8~1.5公斤，磷肥1.5公斤，钾肥20公斤”。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使得土壤肥力衰竭，农作物产量较低。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农民不得不广种薄收，这又加剧了水土流失，以致山区土地日益瘠薄，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傅作义：《密切结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开展山区生产，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736页。）因此，在黄土高原地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必须密切结合其他生产工作，并须适当照顾群众生活，善于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统一起来。水土保持为增加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措施，在进行时，除了不断的宣传教育农民使之从思想上明确外，更须密切的结合当地当前其他各项生产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已为群众习惯而且与生活密切联系着，如果单纯的孤立的强调水土保持，其结果就难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一筹莫展”。［12］甘肃省武山县通过综合治理，修建梯田30万亩，治理荒山900多座，面积达100万亩。“封山育林62万余亩，植树造林118万余亩，其中林、粮间作12万亩”。粮食亩产量由过去不足百斤，达到1957年的平均亩产198斤。［11］（pp.7,8）环境治理需要兼顾经济发展，这样才有可能根治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

　　黄土高原地域广大，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因此，形成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水土流失治理体系，是树立水土保持先进典型的重要特征。大泉山地处山西北部黄土丘陵缓坡地区，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采取因地制宜原则，形成了符合本地环境的治理方法，即“从上往下，上下结合”。具体来讲，就是山头治理采取“分大水为小水，拦猛水为缓水”的办法，在山坡上挖排水沟，再顺着排水沟挖沉沙池，在沉沙池下面又挖“绿肥坑”。通过这种方式，把山上的水引到果树园与梯田里，这样既把山上的水蓄留下来，满足了农业生产之用，又减少了土壤冲刷。山坡治理首先是将其分为缓坡、陡坡、大坡、小坡、阴坡、阳坡等，然后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其中，缓坡采取挖鱼鳞坑的方式进行植树。大坡采取开沟培埂修梯田的方式，扩大耕地面积，种植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在适于造林的阴坡、阳坡上，土质好的种植油松，土质差的栽种榆树、柳树和杨树，背风向阳处种植果树，向风处种植防风林。治坡治沟还要紧密结合。先在沟壑上修沟头埂，顺着沟头埂再挖排水渠，沿着排水渠连续挖卧牛蓄水沟。治理沟底的主要方法是从上而下修壩堰地，在堰上种植芨芨草，在地里种植果树。通过上述办法，大泉山村既解决了水土流失问题，又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3］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体系的形成，兼顾了水土流失治理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也是其成为先进典型的重要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基层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因为在党的领导下，水土流失问题得到了初步抑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

　　三、水土保持技术的推广

　　树立水土保持先进典型的目的是切实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自觉接受和实践水土保持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全方位地推进水土保持工作，从根本上改善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水土保持是群众性的运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会议上指出：“水土保持既然是群众性的运动，因此政治思想工作，组织领导工作就要放在第一位，工程技术放在第二位。这样就必须是依靠党委，党委负责，书记动手，全党动员，就必须把农、林、水、交通、商业结合起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会议上的报告》，《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832页。）山西省临县孙家沟大队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大队党支部的作用。孙家沟大队党支部采取启发干部和群众自觉革命的方法，改变干部与群众观念，使他们自觉地加入到水土保持队伍中。由于群众对黄土丘陵区能否高产存在着疑虑，党支部通过样板田建设，提高了单位面积亩产量，消除了群众疑虑，顺利地推进了水土保持工作。［14］甘肃省陇南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也是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农村党组织及乡村干部进行的。［15］依托基层党组织，通过农村党员干部把广大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利用各种宣传形式，使他们受到水土保持的教育，从而确保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开展。

　　宣传水土保持知识，主要是通过编撰科普读物、张贴宣传标语以及播放科普片等方式进行。这一时期编撰的科普读物，主要介绍了水土保持的技术及作用。1956年6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了郑振源编写的科普读物——《怎样保持水土》。［2］（p.594）1957年，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与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北工程局联合编写了一套水土保持通俗小丛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怎样修梯田》、《软埝和硬埝》、《淤地坝》、《谷坊》、《引洪漫地》、《宝贝草——草木樨》等，供各地区水土保持干部参考和学习。1957年10月30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创办刊物——《水土保持通讯》，宣传水土保持政策与方针，介绍各地水土保持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1960年，陕西省农林干部学校编写了《怎样作水土保持规划》一书，介绍了编制水土保持规划的原则与要求，提出了初步治理和基本治理的标准、具体规划的方法步骤以及典型规划举例。科普读物的编撰和出版有助于群众系统了解水土保持技术。为了扩大宣传，1957年，陕西省水利厅还印制了以民间谚语为主要内容的标语，如“拾粪不如垫圈，垫圈不如撩埝”；“一亩地三道埝，该打八斗打一石”；“修坝如修仓，保土如保粮”等。［8］（pp.397~398）这些标语使广大农民意识到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除此之外，1954年中央电影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水土保持》宣传片。［2］（p.598）

　　水土保持知识的宣传普及，加深了农民对相关知识的了解。而水土保持技术的培训，则使农民掌握了相关治理技术，使之得以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各级水土保持机构十分重视对农民进行水土保持技术的培训工作，采取理论教学与现场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普及水土保持知识。1954年12月，陕西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在绥德水保站举办水土保持培训班，学员来自绥德、榆林、延安、宝鸡、渭南等5个地区及铜川市”，学员“主要学习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包括耕作措施、工程措施及林草措施等基本知识和施工技术。学习期间，还参观了米脂县杜家石沟乡、绥德县韭园沟乡群众性的田间工程和大型淤地坝”。山西省水土保持局于1954年12月至1957年12月先后在阳高县举办短期技术培训班数十期，共培训农民达1.58万多人；1955年12月至1956年12月在柳林县举行技术培训班20多期，培训农民约1.2万多人；1964年12月至1965年12月还在昔阳县举办数十期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约2万人。1957年12月，甘肃省平凉地区水利局在平凉农校举办了水土保持农民技术员培训班，主要学习水土保持原理、水土保持治理措施、支毛沟治理及规划技术等。接受培训的学员回到家乡后，向当地群众宣传水土保持技术，并带领群众开展水土保持活动。二郎沟、南峪村、李家塬、雷家沟等水土保持先进典型，就是在他们的指导和带领下树立起来的。其中，南峪村和雷家沟还曾受到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的奖励。［2］（p.571）

　　1964~1965年8月，“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天水水保站，甘肃省临夏县北山和临夏县烟洞山等水保推广站，先后举办多期水土保持培训班，每期5~7天，培训农民近3.4万人，主要学习修梯田、造林、种草等水土保持措施”。［2］（pp.569~572）

　　在开展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过程中，先进典型发挥了以点带面的作用。例如，自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甘肃省武山县组织了公社干部、模范和技术员到邓家堡等典型村参观的有1.7万余人，提高了群众对治山治水的信心。（陈正人：《大规模地开展水土保持运动，为发展山区生产建设而奋斗》，《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780页。）到山西大泉山参观和学习的达2万多人。山西省委为了更好地宣传大泉山经验，还专门在铁路、公路旁设置招待所和交通汽车站，为群众参观提供方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全国第二次水土保持会议上的报告》，《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829页。）万全县就借鉴了大泉山的经验，充分利用高级社的优越条件，各合作社“抽出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组织成专业队、专养组把水土保持工作贯彻全年，并结合农闲雨后，开展突击，再加上专养组把工程养护好，所以水土保持工作就普遍开展得很好”。（陈正人：《大规模地开展水土保持运动，为发展山区生产建设而奋斗》，《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年》，第782页。）甘肃省秦安县新化乡杨家沟在完成田间、坡面和支沟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后，除了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基建队长外，还组织社员与干部参观学习。利用示范工程，讲解各种措施的作用、前途远景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针对当地人多地少的情况，实施示范工程增加了土地257.3亩，在种植洋芋等蔬菜后，当年就获得4495元的纯收入。这种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与现身说法的教育，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自此以后，杨家沟组建了60人的常年基建队，“使水土保持常年建设在各村各社得到了生根和发苗”。［16］

　　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有效地发动了群众，推动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这一地区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950~1955年为2082.07平方公里，1956~1965年为12528.67平方公里。［2］（p.111）由于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于黄土高原，治理成效也体现在黄河泥沙含量变化方面。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观测数据，黄河龙羊峡至三门峡区间平均年输沙量，1950~1959年为17.804亿吨，

　　1960~1969年为17.045亿吨。20世纪6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减少了0.759亿吨。这说明，随着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黄河泥沙有逐年减少的趋势。［2］（p.114）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推广工作与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密不可分。在动员农民群众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水土保持知识宣传、技术培训、参观典型等方式，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与技术知识水平，激发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水土保持工作中，这不仅初步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为党和政府主导型，这不仅体现在水土保持体系构建方面，还体现在树立先进典型与技术推广方面。这套体系从制度建设、典型树立、技术推广等方面推动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逐步走向深入，不仅增强了基层群众的认同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代中国环境治理与保护的基础。

　　［参引文献］

　　［1］谢联辉：《全国环保工作走上有序轨道专家集会纪念我环境保护事业开创20周年》，《人民日报》1993年8月2日。

　　［2］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游治理局编：《黄河志·黄河水土保持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489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

　　［4］《黄河水利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三年治黄任务的决定》，《新黄河》1953年第3期。

　　［5］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编：《黄河大事记（增订本）》，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274页。

　　［6］赵明甫：《甘肃省水土保持工作的经验和问题》，《黄河建设》1965年第5期。

　　［7］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编：《黄河水土保持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8］《陕西省志·水土保持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9］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水利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6~407页。

　　［10］谭节升：《建立陕北水土保持样板田的几点体会》，《土壤通报》1966年第1期。

　　［11］中国共产党甘肃省武山县委员会编：《武山县的水土保持工作典型经验》，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12］《甘肃省平凉专区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与几点体会》，《新黄河》1954年第12期。

　　［13］《改造山区的榜样——大泉山》，《黄河建设》1958年第1期。

　　［14］闫继烈：《黄土丘陵创新天——孙家沟大队大搞水土保持改变低产面貌的经过》，《黄河建设》1966年第2期。

　　［15］西北黄河工程局：《陇南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是怎样开展的》，《新黄河》1954年第1期。

　　［16］秦安县人民委员会：《甘肃省秦安县新化乡杨家沟治理经验》，《黄河建设》1958年第3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简介］李荣华，副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71210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