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发展定位始终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大目标。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采取生产性城市发展战略，限制对城市的‘非生产性投资’”。［1］所以，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将其由消费性城市改造为生产性城市。同时，出于政治、国防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在1956年之前，国家对上海的投入相对有限。此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认为发展沿海地区更加有利于内地建设，于是提出了发展沿海地区工业建设的主张，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沿海老工业城市先后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和空间。上海不仅及时按照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工业发展方针，还积极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加快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注重依托本地的产业、人才、科研院所等优势，配合工业改组，通过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推进产学研结合、培育学科和技术人才、开展技术革新等举措，积极推动科技发展，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基地。本文试图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做一回顾，加深对城市发展与科技进步相关性的认识，以期对当前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一些镜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推进科技发展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是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分z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摆到突出的位置上”［2］。但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3］实际上，随着“一五”计划的全面展开，建设人才的匮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方面现有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定位和使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虽已增设、改组了一些科研机构，但总体而言，当时的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

　　在这一背景下，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等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3］（p.470）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各省委、市委“在十二月上半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把这个问题搞清楚”［3］（p.472）。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强调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4］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是要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全党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3］（p.515）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主持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5］，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6］的高潮。

　　就在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的同时，工业基础较好、科研院所较为集中的上海也在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中迎来了城市发展的转机。在“一五”计划前半期，为平衡国内工业布局和满足国防需要，中央对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老工业基地采取“疏散”政策，一方面搬迁工厂至内地，另一方面动员沿海城市人口内迁，以减轻城市供应压力，缩减城市规模。因此，1953~1955年内地的工业建设蒸蒸日上，但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老工业基地却因投入不足、政策限制而普遍陷入发展困境。就上海工业而言，1949年以后持续贯彻“积极改造，逐步紧缩”的政策，建设资金捉襟见肘。1955年的投资额只相当于年折旧费用的76%，以至于当年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仅为91.42亿元，甚至比1954年工业生产总值96.37亿元还下降4.95亿元。［7］直至1955年下半年，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央才逐渐调整了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城市的政策。11月，毛泽东在视察上海港口时指出：“上海是我国的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口，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港口，一定要把它管好”。［8］12月28日，刘少奇在听取纺织工业部的汇报时也指出：“沿海不进行基本建设，但也不要限死。投资少、回收快、发挥潜力大的，还是可以搞一些”。［9］1956年4月19日，毛泽东明确指出，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国家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三大关系之一，“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3］（p.562）在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好好地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3］（p.567）

　　为此，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简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发展方针，并且特别提到了上海工业建设的技术优势，即全市有技术人员3万多人，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32万人，还有具备一定技术水平的资本家七八千人，其中一些人具备较高的专门技术。此外，上海市有很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可以为工业建设提供技术支援。［10］

　　1956年12月，李富春代表中央在上海市委会议上做了《对上海工业规划的初步意见（提纲）》的报告。李富春指出，根据上海的特点，“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应该从三个方面努力，其中第二点就是要充分利用技术力量，使上海市成为全国发展新技术、制造新产品的一个工业基地。［11］此后，上海在推进工业基地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强调上海工业发展要适应形势，向“高级、精密、尖端”（以下简称“高、精、尖”）发展，把老工业基地从传统的技术基础转移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去，更好地支援全国的建设。

　　1957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又要求工业企业把本厂产品与英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名牌产品的技术指标进行对比，找出差距，制定措施，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上海市工业主管部门重点抓了480个赶超项目。1958年，中共上海市委正式确定了上海工业向“高、精、尖”发展的方针，提出要把上海建成我国先进的科研中心的发展目标，并在建立科技领导机构、建设科研基地、培养科研队伍、提供科研条件、发展新兴科学技术和国防尖端科技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12］

　　1963年1月，周恩来出席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代表中央发表《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讲话，重申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指出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6］（p.416）12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中共上海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深入开展三大革命运动，为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而斗争》的报告，提出开展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把上海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部署了以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简称“四新”）为重点的技术改造任务，力争在探索和掌握新技术、试制新产品上在全国起到样板作用。［13］

　　上海推动科技发展的部署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一直承担着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持的重任。在“一五”期间，上海为156项国家重点工程中的62项承担了500个品种、1.15万台设备的制造任务，还调派了2.38万名科技人员支援内地建设。［14］在科研机构方面，1950年3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接管并改造了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上海、南京的研究机构，于1958年11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在基础科学方面，上海先后成立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工学实验馆，后又由徐家汇、佘山天文台合并而成立了上海天文台。“一五”时期，根据支援内地建设和发展生产的需要，上海扩充和新建了一批科研单位，如上海市政工程研究所、上海市计量技术研究所、上海化工研究院、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等。可以说，上海的科研机构专业范围广、数量多、质量高。但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工作长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人认为知识分子可有可无，不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尚需改善，如1956年初，尚有24481名知识分子处于失业无业状态；等等。［15］

　　为了更好地建设上海的科技事业，解决知识分子的思想负担和工作问题，建立健全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机构，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1958年10月7日，市委科学技术领导小组成立，市委书记陈丕显为组长，副市长刘季平、刘述周为副组长。10月22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陈丕显兼任主任委员，刘季平、刘述周任副主任委员。此外，还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刘述周任院长。［16］同时，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推动科技发展和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

　　（一）制定发展规划

　　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以后，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了“十二年科技规划”并下发各地征求意见。上海接到该纲要后，立即向高教局、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第一重工业局、第二重工业局、卫生局、市计委技术局等征求意见。第二重工业局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除大力培训高级技术人才之外，也应考虑适当的培训中级技术干部，并加强国内和国际的科技交流。［17］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认为上海地方研究机构和高校较多，所以“有必要设立一协调机构，并需给以相当大的权力”；“利用高等学校的人力、设备、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最经济的途径”；同时认为：“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在人力和设备等条件方面也是比较好的”，为避免机构重复造成人力、物力浪费的情况，“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有合并的必要，产业部门与科学院、高等学校有合作的必要”，并希望“成立地区性学术机构”，负责统一调动力量解决科研难题，协调贵重的精密仪器的使用，统一考虑奖励问题；等等。［18］

　　为了加强上海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面规划，实现“科学为生产服务”，1958年2月，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制定上海科学技术中长期规划。4月10日，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规划的通知》，明确指出制定上海市的科学研究规划应根据本市建设事业的当前情况和发展要求，掌握重点，确定一批科学研究的重要项目。根据这些项目，安排研究课题，组织协作，定为市掌握的规划。4月12日，市委科学技术协作领导小组向全市有关单位发出《请提出第二个五年科学技术发展任务的通知》，要求发动科技工作者提出科学技术发展项目，以便制定上海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

　　1958年5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制了《上海市1958年科学技术研究计划》。该计划的编制说明指出：这一科技研究计划是按照机电造船、化学化工、冶金、电力、轻工业、纺织、土木建筑、医药、农业、水产、数学、物理力学、生物学这13个学科编制，既着重解决当前工农业生产中迫切的和比较重大的实际问题，又注意到较长远的需要以及基础理论的研究；1958年的科研任务主要是研究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中的649个项目或分题，其中337个项目本年度应该完成。此外，还要承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额外交由上海负责的30个研究项目。［20］

　　除此之外，根据国家的科研项目，上海市安排布置了全市1958年度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研究项目，共有228个研究项目和1178个研究课题，1958年度完成698个研究题目，涉及单位500多个。在这些课题中，90%的题目既适应上海工农业建设的发展和生产“大跃进”的要求，又与全国性的研究任务相结合，不仅能够解决上海的问题，而且对于实现国家研究计划亦起到了补充作用。［20］

　　1960年1月，上海市委在闵行区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包括22个方面、52项重点任务的《1960~1967年上海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计划在1967年前，“建立一个适应本市工农业生产及科学、教育、文化发展的具有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在某些最基本和最主要方面达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使上海成为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中心之一”。［19］（p.478）纲要主要内容由发展“高、精、尖”工业产品、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研究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三大部分组成：“（一）根据上海市的原有基础、工业的发展方向、资源条件，在无线电技术、仪器仪表、新型金属和化学材料、精密机械、小型和新型电机制造、造船、喷气技术等方面应有系列性发展，使上海成为国家的新产品试制和新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大量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加强工农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高精尖新产品服务。在工农业生产中迅速发展和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特别是广泛应用无线电电子学、超声波、放射性同位素、半导体、自动控制等最新科学成就，以革新生产技术。（二）加速研究尖端科学技术。在原子能、火箭技术、电子学、半导体等方面三年打下坚实基础，建立起一支有力的研究队伍，基本掌握世界既有的技术，并在某些方面做出突出成绩，成为国家的重要据点。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努力登上尖端科学高峰，以适应进入原子能时代、星际航行时代和自动控制时代的要求。（三）迅速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加强独创性的研究。上海的生物学、医学、化学较有基础，应加速发展。数学、物理学更需大力开展工作，迎头赶上。八年间，要使上海的生物学、医学、化学、数学和物理学均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重要中心之一。”［19］（pp.478~479）

　　1960年2月，上海市委制定了《上海市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七年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划（草稿）》，详细规定了上海科学技术干部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计划在8年内培养中级、高级科学技术干部约70万人，同时将一些重要学科特别是尖端学科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市建设起较为完整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为实现这些目标，上海计划新建16所高等院校，从当时的167个专业发展到350个专业，其中，理科方面60个、工科方面200个、农科方面15个、医科方面15个、文科方面30个、其他方面30个。［21］

　　1962年，上海市委组织相关部门制定了《1963~1967年上海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发展规划》。这一规划的目的是：逐步把上海建设成为先进的高精尖产品和尖端技术的研究、试制、生产基地，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集中必要的力量，以导弹这一国防尖端产品为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若干具有方向性的新技术和高精尖产品的研究、试制、生产据点。把上海的工业科学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为上海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19］（pp.480~481）

　　1963年，根据国家制定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0~1967年上海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规定的任务的完成情况，上海市委组织制定了《1963~1972年上海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该规划发展的重点是6个新兴工业和18项新技术。6个新兴工业包括：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无机和非金属固体材料、电子设备、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精密仪器仪表；18项新技术包括：激光、红外、真空、氧气炼钢和连续铸钢、工业自动化、计算机、少切削和无切削、电加工、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半导体、焊接新技术、同位素和射线应用、合成树脂制造和塑料应用、表面处理新工艺、新型炸药、高效避孕药、强力人造纤维及棉纺新技术、技术用纸制造。［19］（pp.483~484）

　　这一系列规划的出台为上海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明确了方向，中央指导和地方领导相结合，不仅使科技发展惠及地方工业建设，完善了上海工业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国家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

　　（二）优化布局，推进产学研合作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根据科技发展规划对高校和科研单位重新布局，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首先，重点建设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科研院所。为了集中全市科研力量，发挥科研优势，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新成立了一批科研院所。1957年2月，中央邮电部与上海邮电管理局从邮电部门抽调了二十多位工程师在上海成立了电信科学研究所，“它是界于科学院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的中间研究所”，除了研究生产问题外，还要研究利用半导体、微波和其他电子科学的新成就，发展邮电事业。［22］1958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以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和工业部门合作建立的方式新建19个研究所，即原子核研究所、数学研究所、技术物理研究所、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无线电技术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所、力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重有机合成研究所、海水化学研究所、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重型机械研究所、水产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建筑科学研究所、电子学仪器研究所、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医科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23］11月，为了落实卫星研制任务，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同抽调力量，开始组建上海机电设计院。自1960年起，为加快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导弹试验基地，主要承担研制和生产战术导弹的任务。在设立研究所的同时，上海还投入巨资改善科研条件，从1964年起，每年从地方财政拨款20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拨款400万美元用于进口高级、精密科研仪器。［16］（pp.403,409~410）

　　其次，建立了一批新的大学和专业性学校。按照“十二年科技规划”的要求，1958年上海科学技术大学成立，该校以创办“高、精、尖”学科专业的新型大学为办学目标，以“为国家及上海地区的科研机构和新技术工业基地，培养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的高级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才”为宗旨，设置探空技术、原子能利用、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技术、精密机械和仪表、特种材料等世界尖端科技领域的专业，从各研究单位聘请资深专家为学生授课。［24］1959年，上海市计算技术学校建校，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该校不断探索多样化办学模式，注重应用型人才与实践技能的培养。8个月后，上海市计算技术学校更名为上海第二科学技术学校。建校之初，该校设置了计算技术、电子学、精密机械、技术物理、海洋、天文地球物理和力学7个专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和注重实际动手能力”为目标。［24］（p.268）1960年，在国民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培养更多的工程技术人才、支持上海工业发展，成立了上海工学院，并设置了冶金工程、电机工程、仪表工程、机械工程4个专业。［24］（p.268）

　　再次，建立了嘉定科学城，推动产学研结合。上海围绕教育科研规划，针对市区高校和科研机构办学研究空间狭小的矛盾，特别是根据整合科研单位、高等学院和工业部门力量的需求，提出建立“三结合”科研基地。1958年以后，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国家决定在嘉定新建、迁建原子核、硅酸盐、计算技术、电子学、力学和自动化控制等研究所，建立嘉定科学城。1960年，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率先迁入嘉定。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于1961年1月迁入科学城，主要研究核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核物理实验和理论研究，是我国四个核科学技术综合研究所之一。1962年，华东电子学研究所下属第一、第五研究室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微波研究室。此后，中国科学院上海科学仪器厂、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等也先后迁入科学城，主要研究电子、卫星、计算机、原子弹、自动化等领域科研成果的转化。1964年，中国科学院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抽调力量在嘉定组建了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主要研究激光科学基本理论和激光技术的开发应用。此外，还建设了铜仁合金厂、科学仪器厂、冶金所和硅酸盐所的实验工厂等新技术工厂。由此，在嘉定形成了30多个以新技术开发为主的研究所、学校和相关工厂。［25］这个“三结合”的科研基地为上海新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把科研、试验、配套和推广应用等方面系统地组织起来，1965年，上海市委、市人委把市计委、科委、生产委员会协调起来，成立了指挥部，在1965年组织了有数十个工厂、学校、科研、设计及用户单位参加的攻关会战。［26］此举有助于加强产学研的统一规划和部署，使得科学技术可以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工业建设，尤其是新兴科学产业的发展；而工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能及时反馈到科研中，得到迅速解决。同时，工业生产和科研事业的发展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与实践条件。所以，产学研相结合实现了产业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是上海科学技术基地建设成功的一大法宝。

　　（三）?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大力培育科技人才

　　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和以往工作的误区后，上海立即采取措施，根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纠正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动员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2月，上海市委制定了《上海市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要求各单位召开座谈会，讨论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检查本单位的知识分子工作，总结存在的问题。通过讨论，一方面在党员、工人和群众中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知识分子，打仗凭勇敢，建设凭技术”的认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批判了“宗派主义情绪和建党工作上的关门主义的倾向”。［27］随后，根据4月1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各单位积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市委要求市卫生局半年内“改善3000余名学术地位较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条件”，还要求“市房管局先拨出宿舍房屋500户，分配给著名学者、专家、作家、艺术家居住”；市工联提高了高级知识分子的休养名额；“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准备补订200种外文期刊和3000种外文书籍”；“复旦大学为各系配备科研秘书，并且准备给老科学家配备助手和增加实验室人员”；等等。［28］针对在讨论中不少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反映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问题，上海市委要求有关单位尽快进行适当的调整，做到合理使用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此外，上海还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根据中共中央4月下达的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上海提出“1956、1957两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11%左右，在一般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7%左右”［28］（p.35）。通过这些措施，党和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和专家、技术人员的关系得到改善，“知识分子都得到很大的鼓舞”［29］。与此同时，党员、工人和群众也“提高了对学习文化向科学进军的热情”［27］。上海市委、市政府还大力培养和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出采取“以正规大学为主，业余培养为辅，高校、科研单位和工厂三结合的办学方针，运用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多种方式培养”人才［8］（p.256）。为满足上海工业建设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提高现有职工的科学技术水平，1956年3月9日，“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和上海电气制造学校合办的首家职工夜大学开学，学员180人，聘请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的教授任教”［30］。到1957年，全市有厂办职工大学6所，学生4648人。［31］自1959年起，上海工业系统建立了8所工业专科学校，将课堂学习、生产实践、技术革新结合起来，培养了大批技术专业人才，促进了这一时期上海工业的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这8所工业专科学校分布在各工业局所属的24个工厂，1959年首批招生1200名，按照“充分利用，合理安排，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办学原则，设置了30个专业，计划通过三年的培养，使毕业生在文化、技术、理论方面达到全日制大学二年制专业水平，在实际操作生产技能方面超过全日制大学四年制毕业生的水平。［32］

　　在自主培养人才的同时，上海还加强了争取留学人员归国的工作。1956年3月，上海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争取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工作联合小组”，作为上海市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的专门机构。1956年10月到1957年7月，76名海外留学人员分别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回到上海工作。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是当时吸纳归国留学人员比较集中的部门，其所属的各研究所聚集了相当一批具有化工、物理、金属、化学、硅酸盐化学、有机合成等学习研究背景的归国专家和归国留学人员。［33］这一阶段归国留学人员虽然人数不多，但都具有扎实的学科功底、较强的科研能力、一定的实践经验，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上海科研体系的建立、科研人才的培养、基础研究的推进；另一方面，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结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自力更生，积极承担起组织推动重大科研项目和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的攻关重任，为上海建成先进的科学技术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科技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才是上海科学技术发展的宝贵资源。为了把上海建设成国家的科学技术基地，上海采取多种措施争取尽量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建设事业中来，如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研究环境，加强对技术人员的教育和培养，等等。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消除了知识分子的顾虑，调动起知识分子的建设热情，而且为上海和国家打造了一支优秀的科研队伍。在这支队伍的带领下，上海的科研水平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基地硕果累累。

　　（四）开展技术革新，加强技术改造，形成一批骨干科技企业

　　根据中央的政策，上海于1956年第一季度发起了以开展劳动竞赛为中心的“先进生产者运动”，鼓励职工学习先进，促进群众性技术互助活动的开展，推动新产品试制和技术革新。运动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冶炼厂工程师葛涛建议改进电解车间线路，每年可节约电力30万度；平炉车间副主任邵光前建议扩大平炉烧膛，使每炉冶炼量从48吨增加到60吨左右。新公私合营成丰笔尖厂五个工人试制成功自动塞片机，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产量从每天做900打提高到每小时做1000打。［34］在新产品试制方面，截至1956年第二季度，各机电厂制成150多种新产品。轻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也有很多改进，仅纺织工业就试制成功89种新产品。［35］

　　1960年初，上海市为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技术革命的指示精神，掀起了以实现“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高潮。4月初，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使这一运动进一步推向全国。［16］（p.49）上海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大兵团作战、攻关会战和工人发明革新相结合的方式，促使全市工业生产的“四化”比例从1958年的27%上升到1966年的60%。［12］（p.615）

　　与此同时，历次工业改组也促进了工业技术的改造。特别是第二次工业改组，上海结合科技发展方向，筹建了精密合金、精密器械、汽车、合成纤维、塑料等新兴工业部门。如在漕河泾地区建立了仪表电子工业区，形成了一批科技电子企业。第三次工业改组，上海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以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为中心，大力发展了6个重点新兴工业和18项重大新技术，从而使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技术水平更上了一层楼。［36］上海市技术改造指挥部于1962年成立，1962~1964年完成改造项目545个，使上海工业生产技术陈旧落后的状况初步得到改变，传统的工业结构得以突破，工业品从仿制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从低级发展到高级，从单机制造发展到生产成套设备。到1966年，全市生产用的87种主要成套设备有78种能自行配套制造。［19］（p.488）上海“先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双水内冷汽轮发动机、国内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第一根无缝钢管、第一台高压容器、第一台自动扶梯、第一代6135高速采油机、第一辆国产载重汽车和国产小轿车、第一台高压电桥、第一根国产合成纤维、第一架国产高级照相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等等数不清的‘第一记录’”［16］（p.49）。

　　结语

　　应该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根据国家战略的调整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上海紧紧抓住自身发展机遇，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发展方针，并结合上海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通过三次工业改组和技术创新培育新兴产业，为国家提供“高、精、尖”的工业产品，为建设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创造了条件，为上海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采取的是赶超型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成为从“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国际上以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的突飞猛进，毛泽东等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的角度，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科技进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37］因此，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毛泽东对与此相关的科技发展道路也很关注，始终注重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38］中共中央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6］（p.184）上海作为中国工业基础良好、科教资源富集的城市，自然要承担起国家战略中这一历史使命，而科技进步不仅有助于上海的产业调整和升级，也将使中国的发展紧追世界前沿。

　　从上海推动科技发展，努力建设工业基地、科技基地的过程来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经验在于：一是十分注重发展规划的制定，通过制定一系列中长期和年度计划，有助于集中资源，抓住重点，由点带面实现突破；二是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推动了上海新兴产业的崛起，形成和建立了一大批具有填补我国工业门类空白的新的工业部门，带动了一批新兴产业的形成；三是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培养造就了一支科学技术队伍。到1966年，全市研究机构已发展到182个（其中独立科研机构88个，非独立科研机构94个）。科技队伍不断壮大，上海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从1956年的4.72万人发展到1965年的15.69万人，专业科研人员2.35万人。［12］（p.621）

　　但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存在一定问题，如过分依靠革命热情，特别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以“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的群众运动方式高速度地完成技术革命［39］，过分强调“大办”和“大兵团作战”，对所谓“专家路线”、“白专道路”的批判，都违背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规律。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第三次产业革命孕育突破的今天，上海有责任努力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推动科技发展，在科学技术基地建设中政府规划先行、战略引导、引进与自主开发结合、产学研结合、重视人才培养等成功经验仍然值得借鉴。

　　［参引文献］

　　［1］陈向明、周振华主编：《上海崛起：一座全球大都市中的国家战略与地方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39页。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页。

　　［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

　　［7］上海市统计局编：《新上海工业统计资料（1949~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8］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主义建设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9］《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10］《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柯庆施同志在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8月）》，上海市档案馆：B123-3-890-1。

　　［11］《国家计委关于对上海工业规划的初步意见（提纲）——李富春同志在上海市委会议上的讲话》，上海市档案馆：B29-1-98-118。

　　［1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页。

　　［13］《陈丕显文选》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364页。

　　［14］《当代中国的上海》，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15］谢黎萍：《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第8期。

　　［16］徐建刚主编：《艰难探索：1956~196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17］《上海人委对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关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等文件提出意见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A23-2-189-52。

　　［18］《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科联关于讨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情况反映和意见》，上海市档案馆：A23-2-275。

　　［19］严爱云主编：《峥嵘岁月：1949~1978》,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页。

　　［20］《中共上海市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上海市1958年科学技术研究主要项目及编制计划的说明》，上海市档案馆：A52-1-5。

　　［21］《上海市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七年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划（草稿）》，上海市档案馆：A23-2-520-12。

　　［22］金介武：《电信科学研究所在沪成立》，《解放日报》1957年2月25日。

　　［23］《上海科学技术志·大事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2245/node4454/node60355/index.html，2018年1月20日。

　　［2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口述上海·教育改革与发展》，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25］杨于白主编：《嘉定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2~574页。

　　［2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

　　［27］《中共上海市第二重工业委员会宣传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党内传达讨论后的思想情况》，上海市档案馆：A44-2-83。

　　［28］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3页。

　　［29］《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代表发言稿》，上海市档案馆：B1-1-627。

　　［30］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当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版，第175页。

　　［31］谢黎萍、黄坚主编：《风雨历程：1949~1978》，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页。

　　［32］《上海工业系统八所工业专科学校情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A36-1-228-38。

　　［33］谢黎萍、张励、黄坚、杜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留学人员归国工作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2期。

　　［34］《关于目前工业企业对合理化建议的处理工作情况报告（初稿）》，上海市档案馆：A36-2-102-109。

　　［35］《中共上海市委重工业工作部关于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情况综合报告及增产节约的指示（草稿）》，上海市档案馆：A36-1-45。

　　［36］《上海经济（1949~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3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

　　［3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9页。

　　［39］肖建杰、孙希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思想比较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作者简介］王健，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235；贾璐阳，博士研究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课题“上海与共和国现代化建设起步研究”（2013WLS005）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国家战略与上海发展之路（1949~2019）”（2017DHB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郑珺］